“于是我们有了矛盾。我说，你去看看别的丈夫吧！”上笙一郎先生说。“我看看周围，确实我的丈夫已经很好了。别人的丈夫什么也不做呢。于是我想：为什么女人这样吃苦呢？我开始研究处在生活底层的妇女的生活，我感觉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

她的第一部是描写纺织女工的悲惨生活，赢得了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妇女许多晶莹的眼泪，引起了他们的深思。于是她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办起了研究女性史的杂志。这样，在她生活的道路上，就偶然而又必然地遇到了阿崎婆……至此，我和杨沫同志已不知不觉用起亲密同行的口吻询问她是怎样深入生活的了。她仍是那样文静地告诉我们：她多次去过马来西亚等地，她曾在那些地方居住、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并和农民妇女一起劳动……使她痛心的是阿崎婆的过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现在仍是现实。她害怕接触她们的痛苦，但为了她的创作和研究，她又必须去搅动那些痛苦的心灵……我的心不禁加速跳动起来，涌起了那样亲切的感觉，好像坐在我对面的完全不是一个异国的首次见面的陌生人，而是一个，和我一样有着无限创作欢乐与痛苦的老朋友。杨沫同志想必和我有同感，因为底下话头很自然地就转到彼此的经历、家庭、子女……丈夫是否支持我们这些女人抛家别子、不分昼夜的创作生活等等了。

她的生活是幸福的。丈夫从年轻时直到现在一直支持她的工作，同时又坚持自己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儿童文学理论。朋子很想多要几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女儿。为什么呢？丈夫哈哈大笑起来：“为什么，可能是没有时间吧！天天跑来跑去，好像总没有时间。”

朋子也轻轻地笑起来：“是啊，不知怎么这样忙，而孩子却要占去时间，许多时间哩！”她惋惜地摇摇头，但看得出来她是幸福的。难怪她的眼睛永远是那样清澄澄的，但为什么又总给我一些那样辽远而梦幻的感觉呢？也许我的观察是不正确的？

四

不，我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热烈的交谈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已经是十点多了。再留下去是不礼貌的，可两次告辞都被朋子留下了。在话头转到中日友好对世界和平的伟大意义时，一片乌云掠过了那碧澄的天空，朋子痛苦而又真挚地说：“我们十分感谢贵国人民的宽大，因为过去那场战争我们是有罪的。”杨沫和我都急着声明：中国人民从来是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中国人民珍惜中日两千多年来深远的友谊，我们的周总理早就说过：在悠长的中日友好的历史中，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朋子坚持着说：“那是周总理和贵国人民胸怀宽广，但作为日本人，我们不该忘记：那是侵略战争。可惜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认识的。所以我现在除了创作与研究外，还常常到附近的渔村去演讲，就讲这个问题。有些受过军国主义蒙蔽的渔民常常因此咒骂我——他们认为既然发生了战争，总是双方都有错。还有的人往台上扔石子，嚷着说：‘你还是日本人吗，说这种话？！’我说：‘正因为我是日本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我才必须说真话，让我们的人永远记住真相，世世代代和中国友好下去。’有时一时说不通，我就在那里住下来，说：‘好吧，我不走了，在这里停几天，咱们可以慢慢辩论。’”

“结果呢？”我急切地问。“结果，往往是他们承认我对，并且成了我的朋友。”朋子静静地笑了，只有对真理，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坚定信心的人才会有这种深沉而静默的笑容。“非常好的朋友。”朋子又幽幽地补充了一句，语气中流露出深思，“只是这样太慢，所以我还要写书。因为《望乡》还使我收到许多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人的来信。他们说：‘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寄给你，因为你是一个说真话的作家，希望你能写写这个，好让中国和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说到这里，她抬起眼睛望着我，一双大眼睛仍然是那样清澈，同时又那样辽远而梦幻。这时，我懂了：原来她有着比她现在已有成就更高更远的向往。有着热烈崇高的向往而一时很难达到的人，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些梦幻色彩的。这种人我曾见过多少啊！这回才彻底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见她就似曾相识了。

当杨沫同志爽朗地笑着说，她手头写的长篇《东方欲晓》中正要描写这样一些反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形象时，朋子简直是欢喜极了，她连连说：“我要把这些信给你，都给你……”

告别的时候，我向她要了这张她和阿崎婆的照片，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否可能写出这篇小文。

现在，她给我寄来了这张照片……故事说完了，善感的女儿已是泪光莹莹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孩子大多有一颗纯洁而敏感的心，容易被一切美好事物所打动。她拉住我的手轻轻地问：“她，很困难吧？”

她困难吗？我思索着。这时在我耳边蓦地响起到日本后，日本文艺界朋友常常问起的一句话：“中国有畅销书作家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深想他们问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似乎明白了。当然，对畅销也该进行分析，有些作品畅销，是因为它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这无疑是应该欢迎的。但在资本主义桎梏下，使文艺商品化，以迎合形形色色低级趣味的畅销书作家们，他们的生活准则和创作方法与朋子是多么的不同啊！

在我眼前立即又浮起了山崎朋子那带着沉思的宁静笑容和她那双瞩望未来的充满梦幻的眼睛。她困难么？是的。我想是的。但在我回答女儿的时候，我眼前却涌现出那么众多的形象：有年逾古稀、风尘仆仆的井上靖先生多次跋涉在新疆茫茫戈壁上的形象；有水上勉先生在进行《我和中国》演讲时的沉思形象；有因为写了《官僚们的夏天》而收到恐吓信的城山三郎，在听到此书在中国出版时喜悦的形象……当然，他们都已是日本文坛上著名的大作家了，但他们的困难比山崎朋子小吗？我不知道……“一切正直的人都是困难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儿子的一个朋友突然说。我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思索着他这句稚气的但满含痛苦的话。

“正直的人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他老是爱说真话，而真理是一切坏人所害怕的。好人往往被暗算，因为在人生的战场上，好人永远不会使用坏人最有力的武器——卑鄙。”我的儿子不知在背诵哪本外国里的名句，看着他那过分成人化的严肃神情，我的心和脸不觉同时往下一沉。

但儿子却对我抱歉地笑了笑说：“别担心，妈妈，十年来，我还会背诵许许多多别的名句呢，比如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比如：‘看来世事急不得’，‘道路不言心是非……’”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我又看见这些诗句在他心里留下的那些血与泪的痕迹。但他却挥挥手，又笑着说：“好了，妈妈！如果你写信给他们，请代我问好。”他的同伴们也说：“也请代我们致意。”

我默默地看着这年轻的一群，他们才十七八岁，却过早地成熟了。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长大，复杂的生活环境给他们留下了从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习惯。而今天，他们不但完全了解了我所说的一切，而且他们的感情，远比我想象得更为深沉。我欣慰地笑了。

女儿问：“你要回寄照片给她吗？”我说：“不用了，她今年10月要来中国访问，何况我走时已给她留了一句古诗：‘天涯何处无芳草’。”

“天涯何处无芳草？”儿子的一个朋友缓缓地重复了一遍，然后郑重地说：“谢谢你，阿姨。可是，你能不能把这句诗和这张照片发表呢？因为——因为我们不能向同学们讲得和你一样好……”

望着他们期待的目光，我答应了。喏，这就是那张照片和它的故事。我年轻的朋友们，请看吧，并且品评吧！

1979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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