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信和报纸，本来是儿子的事，儿子不在家时由女儿办理，我是从来不管的。可这些天我每天几次去信箱里翻拣，找不到所要的东西，就随手把报纸带回来。

儿子一进门就问：“谁把今天的报纸拿回来啦？”“我。”我说。一次、两次，儿子惊讶了，连平时疏忽，不爱管闲事的女儿也从书本上抬起头来注视着我说：“妈妈，你等信吗？”我笑了，没有回答。在我心里孕育着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今天，儿子放学回家，大步流星地跑到我的身边，诡谲地说：“妈妈，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了。从日本的来信，对吗？”说着，把藏在背后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两只眼睛机敏地审视着我，那神情十分严肃，却又像逗着我玩，倒像我是小孩，他是比我更年长的成人。

儿子这早熟的神情常常使我不安……在我眼前晃过的正是我盼望的东西：一封厚厚的挂号信，上边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邮票，是那样色彩绚丽，散发着海风的气息，是从那遥远的海的彼岸寄来的。

我伸手去接，儿子却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说：“有照片呢，我想看看，行吗？”我点点头。儿子的大手迅速地拆开了信，两张照片掉了出来，儿女各抢了一张。又是那个平时粗心的女儿先叫起来：“栗原小卷！栗原小卷和阿崎婆。”我兴高采烈地笑起来，我等待的正是这个戏剧效果。儿子的朋友闻声也都来抢着传阅，我应付着急风暴雨般的提问。可是儿子却默默地端详着，时而抬起猜疑的眼睛看看我：“不对，妈妈，为什么你这样笑？不，这不是栗原小卷，可这边上的又是阿崎婆……”

多么有心计的孩子，于是我欣喜地讲起了这张照片的故事。

一

那是两个星期前的一个黄昏，我和杨沫同志应约去访问女作家山崎朋子。山崎朋子是日本影片《望乡》的原作者。

汽车飞快地在东京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我懒懒地靠在坐垫上。经过整整一天的活动，我十分疲惫了。后天就要回国了，短短的一个晚上我能得到些什么呢？

汽车下了高速公路，在东京比较僻静的街道上左旋右转，陡地在一座小小的房前停下来。东京是个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房屋占地的面积都很小，却又花草丛生，色彩缤纷，给人一种玲珑剔透的感觉。

我们迈步走进院子，脱了鞋迈上台阶，过道两边都倚着墙堆满了书。我十分小心地移动脚步，生怕碰散了那摇摇欲坠的书堆。女主人匆匆迎了出来，穿一件印满了竹叶和花卉的上衣，披着长长的秀发……我不觉眼前一亮，呀，多么俏丽，可又似曾相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呢？

客室里，一张长长的茶几，几只沙发，一面墙满满的都是藏书。到日本后，我到过许多作家家里做客，看见过纤尘不染的书房，看见过窗明几净的雅室，差不多家家都有值得羡慕的藏书。但像山崎朋子这样除了架上满满的、过道满满的，甚至地板上、架畔、椅前都散放着形形色色的书卷，却是第一次见到，它使我不禁一下子想起了身在此刻距我遥远的祖国的许多作家的写作室。我不禁再次打量起山崎朋子来了：修长的身材，端丽的面庞，嘴角时时含着羞涩的微笑，大而深沉的双眸灼灼地直视着谈话的对方，有时是那样单纯亲切，有时却又使你感到是那样遥远而梦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不由得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一杯杯碧绿的新茶，一道道各色花卉的糖点，从来是极具日本色彩的艺术展览；一句句热情的话语，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从来是这次访问中的友好交流，但此时都匆匆从我眼前流过，从我耳畔掠过。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脑海里反复翻卷着许多与日本友人交往的画面，默默地寻找着记忆的脚印。到底我在哪里见过她呢？为什么这样陌生而又熟悉？！

二

她既是《望乡》的原作者，话头很自然地就引到《望乡》上来。她客气地询问中国人民对《望乡》的印象。杨沫同志回答：很受欢迎，是一部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成就的作品。她笑了，又轻轻地问：“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吧？我在报上仔细地看了全部的争论。”我顿了一下，也笑了，很有礼貌地问她：“作为一个原作者，你满意电影不？影片忠实于原著吗？”她很诚挚地说：“是的，我也不大同意影片中在妓院里个别镜头的描写，但对整个电影我是满意的。”接着她叙述了在日本，这本及影片发行所引起的、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响。她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说着她转身从书架前散放的书卷中找出了一大叠放大的照片，一张张地给我们看。看到一张照片时，我不禁轻轻地欢呼起来，这就是那张影片中女学者和阿崎婆并坐在桥上合拍的照片。但那女学者并不是栗原小卷，而是朋子本人。难怪我总觉得和她似曾相识了，原来她和《望乡》中的女演员栗原小卷这样相像！我立即把我的发现说了出来，问在座的人是否有同感？她又那样羞涩地笑笑说：“不，我不像小卷那样年轻，也不像她那样美。”但她的丈夫上笙一郎却同意我的说法：“是的，看影片时，从正面和特写看是小卷，但往往远景和背影就很像朋子。”

那么，照片上那个阿崎婆呢，是演员呢？还是阿崎婆自己？她说：“就是阿崎婆本人。”“真是阿崎婆本人？”“是啊，就是阿崎婆本人，而且她现在还活着呢……”

啊，如此说来，演员是照着人物原型选的！在座的全都提高了兴致，有的问演员是否到她家里体验生活？有的问小卷和她是否熟悉……回答是一连串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不禁称赞她的作品刻画了两个活生生的女性：一个是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敲骨榨髓受尽欺凌的阿崎婆；一个是忠实于研究女性史事业的女学者。

于是我再进一步问她是报告文学体的呢？还是报告文学？她丈夫想了想说：“我想，不是，应该是报告文学。”她忽闪着大眼睛想了想，却执拗地说：“不，我想报告文学也不是。在我来说，我写的是女性史。”

我愕然了。女性史？那么说，全都是真实的？是的，全都是真实的。那么，山打根八号妓院呢？就是山打根八号妓院呀！那么，那个细节呢？马来西亚那些妓女的坟墓也都是背向着日本的吗？是的，是这样的。

“那么，你遇见阿崎婆——”“就是像电影中那样！在一次调查女性史途中的小饭店里……”“你的丈夫——”“就像电影中所说的，是个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那么，你就是那个研究女性史的女学者——”

“不，我不是学者，但我确实一直在研究女性史。”说着，她把一大叠她编的女性史研究杂志放在我们面前的长茶几上。

我震惊了。她却仍然睁着两只澄清的大眼望着我。呀，好一个不动声色的女性史研究者！

三

这时我才细看书架上的群书：成卷的世界史、成卷的古代日本史、近代日本史、东京发展史、近代日本殖民史、朝鲜的少女研究、中国的女性研究、日朝婚姻关系史、日本民歌研究、刑法读本、日本古代女性生活研究、明治维新史……我进一步懂得为什么我觉得她似曾相识了。原来，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也不仅仅是一个和女演员风貌相似的女作家，还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执著热情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于是我和杨沫同志不约而同地问起她在哪一所大学学的历史？不料她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对女性史的兴趣是从自身的经历开始的。可是我该从哪里说起呢……”她用眼睛征询丈夫的意见，上笙一郎先生笑着说：“那么我来说吧。我们两个人都很穷，朋子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在人家的仓库里长大的……结婚后，我们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我待她很好，什么都肯帮她做，我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多了。”听到这里，山崎朋子居然第一次抢过话头来说：“可是我总觉得他做得太少，很委屈。我想，为什么我这样吃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