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午十时左右的事。我们整整商谈了半天，出去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出门时，我们在院子里墙脚下等了半天，齐大爷却既不午睡，也不进里间。后来，我终于发现齐大爷在打盹儿了，便催那位同志快走。可她刚迈了几步就退了回来，硬说齐大爷睁着眼呢。时间不能拖了，因为那段日子，齐大爷是三点下班，接他班的是个真正的造反派。一经他的眼，以后这位同志就再也无法进这个院子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心想他一招呼就进去登记。快到大门口了，齐大爷并没招呼，可眼睛似乎没闭，我们自己心虚，磨蹭到传达室说：“对不起，进来时您没在，现在补登一下吧。”齐大爷一声没做，把登记本扔了过来。我故意问我的朋友：“你来时几点呢？有一点吗？”她边想边迟疑地说：“怕是一点多了。”齐大爷仍一声没做，她就这样填了。我们正暗自庆幸大大地缩短了时间，总算不幸中之大幸时，齐大爷却在收回本子时静静地说了一句：“你进门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十五分。”我俩大吃一惊，面面相觑地要改时间时，齐大爷却已把本子锁进了抽屉。我们这才明白，我们原是无须去登记的啊！从此，她和我其他的朋友出入都在齐大爷打盹儿的时间，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齐大爷居然也就经常打起盹儿来，活像我的这几个朋友身上都带着瞌睡虫一样。

好多年过去了，齐大爷那安详闭目的神态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而对他的感激与敬重之情也至今铭刻在我的心中。我和那位好友后来因种种事故变得生分了，但只要回忆起这件往事，我们的心常常一下子就温软了起来，不知不觉间就缩短了距离。

三

去年仲夏，正在我辗转病榻之时，偶然听说齐大爷也重病住院了。我心里十分难过，派了儿子去看他。儿子带回来的却是他对我如何养病的许多吩咐，说他年纪大了，生病不算什么，我正当年，熬过来不容易，要好好保重。还让儿子给我背了许多俚语，什么“心高气盛容易作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若要病除，心口不堵，行事不努”……所谓“不努”，即不过分之谓也。

一瞬间，唤回了我当年多少温暖的记忆，儿子却半笑半叹，懊恼地说：“齐大爷说的还多，真可惜没带个小本子去抄回来……”

是的，跟齐大爷相处，真是应该时时带个小本子，从他那里，经常有多少出人意料、但却值得记录的智慧的结晶啊！

我想，我至今把齐大爷当做亲人，不仅因为他在那样的境遇中，默默地保护着许多像我一样的同志，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而且，还因为他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自尊却又十分尊重别人。他处理许多问题，不但十分得体、妥帖，还往往出语惊人，处处流露出我国传统文化中淳朴的幽默感，在令人忍俊不禁中增添了许多生活的情趣。

像任何传达室一样，这座大院的传达室也是由两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的，也不知是让齐大爷比的，还是让红色风暴闹的，那另一位大爷却真正是位糊涂爷。糊涂也者，是一连几年，他从未分清过各家各户，常常乱点鸳鸯谱，把这家的信件交给那家，把此人的报刊送给彼人，而且传呼电话时，和齐大爷的清晰响亮相对照，他的呼声十分含糊混浊。往往是院内一声叱咤，家家开窗相询：“叫——谁呀？”人真不愧是万物之灵，很快就总结出了经验：中国人的名字大多是三个字或两个字，从此按音节划分，当他大吼“哼哼嗯——”时，名字为三个字者才推窗相询；而叫“哼——哼”时，单名者再开门下楼。这样，虽然仍不免时被惊扰，但至少省出了一半时间，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可以少消耗二分之一的精力了。

糊涂爷之谓呢？则是因为他动作迟缓，处事不明。有时你叫他一声，等他转过脖子再抡过眼来，得让你等上一大会儿。造反之后呢？则更十分“革命”，经常得训着点人。我们这些“反动权威”、“走资派”、“阶级敌人”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对革命群众，他也是十分尽责地要求他们“革命”。比如：在经济上，他常常算臭老九们比他多挣了多少钱，不断气哼哼地指着一些购买了什物回家的同志说：“看你——买东买西，修正主义！”在政治上，有一段时间则彻底造起反来，根本不叫电话，不分报纸……理由呢？是“编辑老爷们，自己咋不劳动？嗯？整天叫我侍候，你修了——我是要负责任的。”

全院大人小孩，虽免不了有嘻笑怒骂者，但那个年月，大多数还是息事宁人，苦笑歪头道：“唉！真是——好一个糊涂大爷！”只能什么事都赶着在齐大爷上班办。齐大爷呢，每逢这时，在手忙脚乱之际，也禁不住歪着头长吁一两口气。遇到那好事的，当面发着牢骚，问他说：“齐大爷，您何苦不造反？”齐大爷却总是摆手笑笑：“我又何苦造反呢？我夺了你的权倒不难，可你那活儿，我干不了哇，我这活儿呢？你背背这百十户人名户主，怕也得热闹些日子。咱们何必两耽误呢？还是各就各位好。”这话，初听清汤寡水，但细一琢磨，再对照那些时日街上、院里的各种笑话儿，却让人不禁又想笑来又想哭。齐大爷话里话外，还总爱用典。三国，水浒，旧戏、鼓词，是什么都有，让听的人惊讶之余，不由得心宽眼亮。

比如，就在那夺权风甚嚣尘上之时，有个人人痛恨的头头正在耀武扬威，齐大爷却和几个白胡子老头在院子里一边纳凉一边讲《红楼梦》，说的是“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那一段故事。秦显家的篡了柳嫂子的权、如何兴冲冲进了厨房，正乱着收拾家什、米粮、煤炭等物，一面又打点着送林之孝等各家的礼，又备几样菜请几位同事之人。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吃完这一顿早饭，就出去吧……”末了齐大爷大叹道：“殊不知柳嫂子原本无事嘛，终不成那秦显家的送人之物，白白丢了许多，自己倒霉折变了赔补亏空……”说得众老头点头咂嘴，感叹不已。

又比如，大院内一位老干部受不住折磨，突然跳楼自杀。流行的批判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齐大爷却撇嘴说：“嗐！真是想不开，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又悄悄吟道：“莫道浮云终蔽日嘛！”那些天不知怎么传达室就开始讲起《说岳》，谈起《水浒》来了。讲得最有声有色的是“岳武穆被害风波亭”，“林教头夜烧草料场”两段故事，落脚处却是那三尺白练给秦桧留下了千古的骂名，到后世，还是人心向着林教头不是……说得在座闻听的老头、老太太无不频频点头，热泪盈眶。

一次，院里一个外语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兴冲冲地大谈如何在路线斗争中学外语。齐大爷在他走后却点头咂舌地评道：“现如今，学生们觉悟一高，是长能耐，能跟着不懂洋文的工人们学会外语。我这老脑筋可还以为学外语怎么的也得有机会多说多念呢！我年轻那会儿，在哈尔滨住着，见着那小蒙古、老毛子孩儿和咱们那些小嘎子，成天一块儿上学，连说带闹直骂街，不但一下子都通了三国语言，连骂人的土话都一说一嘟噜……”

第二茬“解放干部”时，我丈夫因种种因素“恩蒙大赦”，积极埋头工作。我从下放处回来探亲时，齐大爷一次在传达室拦住我说：“给你说句话，你说说你们老头，‘解放’了，干活儿是得卖命，可自个儿的脑袋还得留神。每当黑更半夜，我叫了电话，还没从楼拐角回屋，他那儿从五楼顶上下来都奔出大门了……连个帽子围巾都顾不上戴……”

我当即把这话十分温暖地转告了我的丈夫，并重新给他准备了帽子围巾。可直到第三次他重被江、张、姚亲自点名批判并被押送到首钢长期监督劳动时，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们的人生阅历还是太浅，对斗争的复杂性认识还是太差，问题当然不仅仅在帽子围巾，而在自己的脑袋啊！齐大爷的原话不仅一语双关，且内涵极为丰富深刻呢。

直至今日，我仍念念不忘齐大爷这些“口头文学”。那些日子里，我当然更是齐大爷的忠实读者。说读者，决不是口误，而是因为齐大爷不仅口讲，而且还常常有文字告示之故也。在那些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样板文章满山遍野之时，齐大爷那些不定期的小小告示就简直像极新鲜的清风，常常润泽着我那焦渴的心。我不但在它们面前流连忘返，边谈边笑，还总是和另几个积极读者奔走相告：“齐大爷又出壁报了！”常常一连几天、几个星期摘章寻句地背诵给我的亲人、朋友们听，直到大家笑容都漾在脸上，甚至也能背诵为止。当时我曾悄悄地抄了不少在小本子、小纸片上，可惜在多次梳篦式的抄家中，不但无数生活笔记至今不知流落何方，甚至片纸只字也已荡然无存了。

至今还能背诵的则只是其中极少而最简约的一部分了。比如，当时大院里常丢牛奶，齐大爷就在黑板上写：“……从前本院绝无此事，‘革命的战友’们，请不要用别人的牛奶，增加自己的营养”。当有的住户忘记送回奶瓶时，齐大爷则又出告示曰：“同志们，喝奶时请不要连奶瓶也一并喝掉。”一次，一位马大哈住户——其实就是我，晒在院里的帐子被风吹落，而始终忘了寻找，齐大爷又张贴顺口溜一则：“谦虚物主，帐子常存我处。冬天你不想它，夏日必定受苦……”

……

……齐大爷有教于我的，当然还远不止此。他对人的尊重，对事的通达，使我至今每在待人处世有所踌躇时，常常不知不觉地念叨起他来。搬家离开那座大院，转眼已多年了。那段凄惨的日子，我心心念念地祝祷永世再别重演了，但对齐大爷的记忆，却永存在我人生旅途的美好画廊里，很难退色。他是一个这样平凡的老人，跻身于千百万劳苦大众之中，但他却使我懂得了一个多么朴素的真理：和人相处时，应让人感到他的给予，分别时，应使人亲切怀念，每被人念及就给人光和热，给人以美好及向上的感情。那么，无论这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不管他叫什么名字，甚至无论他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可以说：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白活。如果一个人，和人相处时，总让人心怀戒备，分手后，让人一想起来就不愉快，甚至感到肮脏与厌恶，感到被偷、被抢、被骗了……那么，这个人即使还活着，即使自己还活得有滋有味，甚至由于欺世盗名而声名赫赫，但对世界和人们来说，他早已死了，或者说，还不如死了好。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时时惦念着齐大爷，逢年过节总要托人捎书带话，问他老人家安好……却至今也没打听他的名字的缘故。

名字，并不重要。

写于1982年春定稿于1986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