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在墨西哥，一次座谈会上，一个研究民俗学和社会学的青年突然问道：“中国有妓女吗？”年轻的翻译并未把话译过来就直接回答了：“我国法律不允许的。”那位墨西哥的青年学者带着做学问的执拗继续问道：“我不是说法律，而是说的实际。实际上究竟如何呢？比方说，偷偷摸摸地，星星点点的，一群一伙的……”翻译小陈正犹疑着，那青年又补充说：“据我不少从中国回来的朋友说，中国目前，确有这种现象的。”小陈带着为难的神色，逐字逐句地把话译给了我，两只眼睛却带着担忧的神色，大概是感到了问题的难度。出乎他的意料，我郑重地把话题接了过来：“也许你的朋友是对的，也许他确曾遇到过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但你的提问是诚挚的，陈先生的回答也是准确的。中国这么大，尽管法律不允许，一群一伙的卖淫现象也确实星星点点地存在。但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它在我国是不合法的。因此，在贵国可以有公开的红灯区，而在中国，妓女只能是偷偷摸摸地。”

大家轻松地笑了起来，正因为在座的朋友都是热爱中国的，他们很怕中国作家为了面子不说实话或转移话题，而不诚恳不但是愚蠢的无益的，也是令人难堪和有损友谊的。

“我还有幸告诉诸位的是，”我沉静地继续往下说，“你的问题找对了人，碰巧我对这个社会问题略有所知。因为，当我还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年轻共和国的黎明，1949年初冬，我亲身参加了北京市取缔卖淫制度，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工作……”

在座的妇女有的惊呼了起来，全体中外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神话。直到散会后很久，陪同我们的几位墨西哥女士还离不开这个话题，她们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为了她们家庭的幸福，为了下一代健康成长，也为了妇女自身的解放……怎么？难道娼妓问题可以解决的吗？哦，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吗？那么，是怎样做的，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时间已经过去了多么久啊！将近四十年了呢！可一切都还那样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记忆还那样新鲜清晰，好像就刚刚发生在昨天……

二

1949年的初冬，新中国建立还不到两个月。不知为什么，那时的北京似乎比现在的北京寒冷，刚到11月，我们就穿起了新发的厚厚的棉衣。一天晚上，我们正叽叽嘎嘎地，换来换去地在宿舍里试穿新发的棉大衣，束皮带，戴帽子，千方百计地要使每个人都英姿飒爽些……班长轻轻地扯了扯我的衣襟，把我叫出了宿舍，他的神色十分庄重：“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

那时，我们早就学过无数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对我们也早已毫无异议，工厂、农村，部队也多少都摸爬滚打过一些。可是，去封闭妓院，去建立妇女生产教养院，去和妓女们朝夕相处？这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真不可思议！

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因为年轻，又因为革命，正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二话没说，第二天一早，打起背包出发了。同去的还有两位演员队的女孩。也许因为她们比我还小些，一路上嘀嘀咕咕，心里明明害怕却要装出十分英勇的样子。为了安慰她们，也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说：“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书上都写着呢，没看过《复活》《亚玛》《日出》《九尾龟》吗？”她们敬畏地看着我，我也好像真的什么都见过似的。可是，一进妓院的小院，我们立即全傻了。扑面而来的不但是一片呼天抢地的号叫，而且一个个花红柳绿，却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当然真看见了，我们倒也并不真怕。因为门口站着岗，院里放着哨。封闭已在昨天夜里由公安部队全部完成，现在是刚刚把她们集中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来。我们全副武装地，严肃地，镇定地，心里却咚咚跳着经过她们身边往里走，等进了办公室，见到已在那里等我们的剧院领导吴一铿同志，双手拉住她的手，这才“哎呀”一声叫了出来，恨不得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当然，我牛再也不敢吹了，怎么和书里写的那么不一样呀！吴一铿大姐拍着我的脑袋，微微笑着说：“这就害怕了？困难的还在后头呢！”我们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才看见，办公室里还有公安局的几位老大姐，也在看着我们微微地笑。

果然，工作是十分困难的，首先，稳定她们的情绪就费尽了我们吃奶的力气，她们早就不知从哪儿听来许多反动宣传。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要把她们送前线堵枪口，送兵营“侍候”伤兵；什么要把她们送关外，下煤窑，配“黑煤子”……我们给她们上大课，个别谈话，开班会、小组会，反复讲党的政策。告诉她们什么是解放军，什么是工人阶级，告诉她们我们下生活，下部队，下矿井的经历……可她们要么装疯卖傻，要么就是胡搅蛮缠，有些还不断地寻死觅活，气得我们恨不得对她们的脸嚷出来：“别装了，矿下的生活再苦也比你们那种肮脏的生活强千万倍呀！”

可这话，大姐们是不允许我们说的。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对俘虏还不侮辱人格呢，何况她们是我们受苦受难受践踏的姐妹。要尊重她们，信任她们，爱护她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慢慢启发她们的觉悟……于是，日子就这样在她们哭着，闹着，撒泼打滚着，我们爱着（开头完全是耐着）教着，磨着嘴皮子中一天天过去。

三

开始给她们治病了。哎呀！看她们一个个那样瘸着，拐着，又是脓又是血的，有的人从大腿根一直烂到肚子里，可吓坏我们了。几个小姑娘死活缠着医生要求打预防针。医生说：“预防针么，是没有的，这个病么，是不会传染给你们的。”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个个都传染，你就敢保证一定不传给我们？”年轻的男医生给我们说不清，闹得自己也红了脸，只好去找大姐们。大姐们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见我们一个个气鼓鼓地戴着口罩，可把大姐们笑坏了，说：“死丫头们！不是不怕苦不怕死吗？成天戴着口罩进进出出，去讲课去教歌，像什么样子！”我们说：“是不怕苦不怕死，可生了这种病，烂成那样多恶心，牺牲了也不光荣！”大姐们这才告诉我们：性病不是肺结核，不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命令我们立即摘下口罩。

哎！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不懂事啊！唉，消逝了的是那么些个那么纯洁，那么幸福那么令人难忘的青春岁月啊！当时北京的妓院一共是224家，一夜之间，全部封闭，收容的妓女一共是1286人。加上后来收容的一些领家的十二三岁的养女，共1303名，而梅毒，淋病，第四性病……单项和“全能”的各种患者就占了总数的966%，除去极小的幼女外，尚未染上性病的也就是刚入火坑的寥寥十数人而已。

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人寰惨剧，连习以为常的她们自己也被这血淋淋的数字惊呆了。

一边治着病，一边上着课，讲着故事教着歌，随着健康的好转，生活的丰富多彩，她们大多数不但消除了抵触情绪，而且不断涕泪横流地表示她们对党的感激之情，说：“活了半辈子，这算头一遭遇上好人了，原来人也不尽是畜生……”

可是一个人半辈子养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要真正得到转变，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首先，为了最后兑现党的政策，彻底解放她们，为她们安排出路，使其各有所归，我们得清楚她们的真实年龄，何方人士，来历，要求和向往，总得给她们建立份档案什么的，这才有地方接受呀。这在一般单位，不过是花几分钟填个表的事，而在这里，我的天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差点没把我们折腾死。

并不是因为她们全不识字，她们中间还颇不乏上过野鸡大学的呢！而是因为她们的思想观念和我们的迥然对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做“绝无共同语言”。比方说，当我们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哎，同志你不懂，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不是长得俊么……”

“谁让我是个情种呢？”她们又顾影自怜地说，“你看不出来……”我们只有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的份儿。她们多半自称是大家闺秀，为反封建和某公子在后花园私订终身，不幸遇上薄情郎，那不得好死的变了心，只得辗转流离，坠入火炕……故事编得有枝有叶，有花有朵，甚至藤蔓缠绕讲起来曲折跌宕，细节生动，常常是她们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呢，一边记，一边陪着掉眼泪。一天下来，她们在背后偷偷笑我们，我们可眼睛肿得桃儿似的，捧着一大叠记录去向大姐们汇报。大姐们往往随手一翻，就退回给我们说：“都是假的。叫她们明天重说。”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我生气地说，“你又没和她们谈过，是我谈的……”

大姐们笑笑说：“还搞创作呢，好好看看她们，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吗？”我想想，是不大像。可仍然犟着说：“是这种生活把她们变粗鄙了呀！”“哪儿一下子就集中了这么多的大家闺秀，还都坠入烟花呀！我们不排除其中个别的可能是，但应该知道，绝大部分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我那会儿也像今天的许多青年朋友一样，不那么爱读马列，自然把大姐们这些阶级分析认为是教条，那会儿还不用僵化这个词呢。但那会儿，我们和今天年轻朋友们不大一样的是：我们十分尊重领导，崇拜老革命。

“那故事怎么说得这么圆呢？”我嘟嘟囔囔地不信服。“这就是你说的呀，生活把她们变成编瞎话的能手了呀！”大姐们仍心平气和地说。

“那你说怎么办？”我仍不大服气地请示。“明天叫她们重说，就说这都是假的。”就说这都是假的？大姐们说说容易，可面对她们的是我。

第二天，我拿出记录，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地试探着说：“昨天……你们……这种日子过久了……会不会有什么地方记错了，不那么准确。”

没想到话没说完，她们立即大哭起来：“同志呀，真对不起你呀，我昨天骗了你……”

我瞠目结舌地重记，她们有枝有叶地重说。她们是一人哭一场，我可是从头陪到底。

到了晚上去汇报，大姐们仍挑出大部分说：“假的。”“怎么还是假的？”有了昨天的教训，我虚心多了。“因为习惯势力和她们多年生活的环境，她们不知不觉地接受的全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笑贫不笑娼。’她们认为富贵是使人尊敬的，贫穷是可耻的，而不认为卖淫是可耻的……”大姐们耐心地给我分析着，“要让她们说出真话，得不断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提高她们的认识，改变她们的观念。明天再试试……生活会教会你的。”

生活果然教会了我，结合着把她们按等级编组，结合着带她们去参观一二三四等和等外的妓院，我自己也眼界大开，原来头等妓院的屋子那么阔气，金碧辉煌的。原来头等妓女并不都是交际花的类型，而有许多打扮成洋学生的样子，弹钢琴，说英文，她们的嫖客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而三四等的妓女却住在“老妈堂”、“白房子”，再等而下之的就在城墙根下搭个小土屋，屋里一铺烂炕，每天领家或老鸨子从窗外扔进几个窝头，一壶凉水，却逼着她们从早到晚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地接客……什么叫非人的生活？那真是比畜生还不如啊！落到这种地方来的妓女往往活不了多久，死了连破席都没有一领，就那么赤条条地扔到野地里喂狗。而在这短暂的苟延残喘的非人生活中，她们又把梅毒等性病大量地传播给劳动终生也娶不起女人的赶大车的、抗大活的城市贫民和劳苦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