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陶秉坤难得地到小淹上了一次街。当然，也忘不了顺便背了几双农闲时打的棕丝草鞋，去街市上卖掉。他倚在南货店当街的柜台上，要了一盅烧酒二两烘糕，有滋有味地喝。每次只喝一点点，几乎只打湿嘴唇，但他总要吮得嗤嗤响。烘糕又脆又酥，碎末从嘴边纷纷坠落，他小心地拿手板接了，再送回嘴里去。随着他的咀嚼，嘴角的皱纹舒展波动，黧黑的两颊泛出一些酡红。一盅酒下肚，他就有飘飘欲仙之感，心里就说，你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他到蔡如廉开的布庄给家人每人扯了一段布，又给儿孙和儿媳孙媳各买了一双浅口胶雨鞋。至于他自己，习惯了下雨就打赤脚，或者穿木钉鞋。人老了，也用不着那么多讲究。

在卖香烟的摊子前，他踌躇再三，才狠心买了一包最便宜的。拈了一支，却舍不得吸，学着乡干部的样子夹在耳朵上。回到石蛙溪，他满面浮笑，把香烟拿出来，逢人就递一支过去。“嚯，秉坤伯吃棍棍烟，发财了喽？”受惠者恭维不止。陶秉坤便谦逊地摇头否认：“哪里有财发罗，赚几个小钱而已。”别人就说：“秉坤伯你莫躲起讲，不看你田里谷厚，就牛角冲那一湾棕树两坡茶叶还有几坡的树，都是金银宝贝，年年下蛋生崽，一家人又勤快得鬼都怕，不发财才怪呢。”陶秉坤一笑，惬意得不好意思再谦虚下去了，就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搭帮好世道、好年景，托共产党的福呢！”别人也深表赞同：“是呀，搭帮共产党给我们分了田，帮自己种田，才带劲呢！今年除了陶玉财，家家田里都丰收，秉坤伯，你要不加劲，只怕明后年有人跟你比富咧！”陶秉坤腰一挺，大声道：“那好呵，我们就比一比，看谁的田种得好，有人富到我前头去，我给他磕三个响头。”话这么说，心里却想，论种田过日子，石蛙溪没人比得过他的，只要把现有的山林田土伺候好，发家的日子也是指日可待。

安华流行一句民谣：“作田佬儿得不得谷，不讨堂客就起屋。”收完油茶籽后的一天夜里，陶秉坤叼着竹烟竿抽烟，抽着抽着，将竹烟竿往火塘边的条石上一叩：“玉山，你明朝请几个帮工来，我要把屋加长一柱，再修个包廒。”

玉山怔怔说：“爹，屋够宽敞的了，还修它作什么？”

陶秉坤说：“你还嫌屋大呀？你见过大屋没有？眼睛莫只盯着鼻子底下看，望远一点。屋修大了又不会长翅膀飞走，照我讲的做吧！”

玉山脑门上起了一堆皱纹，心中老大不痛快，又要修屋，意味着又要起早摸黑一冬天，劳累了大半年的身子得不到休闲了。玉山发开了牢骚：“爹，其实我是帮你做长工呢！”

“那我这一世是帮哪个做长工？还不是为儿孙呀，我会把家产带到土眼里去？”陶秉坤鼓起眼睛，还想说几句重的，忽想老二至今单身一人，修屋与否确实与他关系不大，他为这个家流的汗也够多的了，口气便软了下来：“我晓得你心里有想法，有些事是亏了你，可是一家人不讲两家话，你是福生的叔叔，就要有个叔叔的样子。我是个往古稀之年走的老倌了，我操这份心，又图的什么？”

玉山就垂下头不吱声了。

第二天，玉山请了五个帮工来。陶秉坤留下三个清理屋场，带着另外两个上山砍树。陶秉坤精神矍铄，手脚敏捷，爬到山顶的杉林里，两个帮工已喘息不止，他却平静如常，只不过颈子里有一圈湿汗。往下望去，整个牛角冲尽收眼底，陶秉坤想起最初和堂客黄幺姑开垦牛角冲，已经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不由感慨系之。那时还是光绪末年，不觉一晃两个朝代就过去了，幺姑也不在了，光阴真是留不住呵！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轻叹一声，回头寻找适合做屋柱的杉树。这些他当年栽下的杉苗，根根长成了上好的栋梁之材，他用手一量，胸围都在两尺以上。他操起柴刀，在选定的树上削下一小块树皮，做下记号，让帮工去砍，然后去选另外一棵。不一会，山上就响起空、空、空的砍树声，这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不已，引得群山肃立倾听，情景跟他最初造屋上山砍树时一模一样。恍惚之间，他感觉这声音是从当年出发，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为寻找他而来。

木料很快就备齐了，等木料干透之后，陶秉坤就请了木匠、解匠、瓦匠等各色匠人，利用干燥无雨的冬日，把屋加长了两柱，还新造一个包廒。屋上盖青瓦，包廒则是盖杉木皮，还往杉木皮上洒了些茶枯粉，促使它长青苔，这样杉木皮几十年不会朽烂。包廒是作猪栏用的，他打算年后多喂几头猪，能多赚钱不说，田里还可多积些农家肥。他还用了几斤桐油，将所有板壁和屋柱都涂了一遍，使之既美观又耐腐。

新加的两柱屋装好板壁，就成了四间新房。陶秉坤指着其中的两间，嘱咐家里人不要占用，强调说：“这是留给禄生的。”玉山说：“人家是国家干部，堂客还不晓得在何方呢！公家的人，成了亲也不会住到乡下来。”陶秉坤正色道：“住不住是他的事，给他留不留，是我这长辈的事。”说着将那两间房扫得干干净净，好像陶禄生要即刻回家住似的。

陶禄生的工作非常之忙，根本无暇回家，心里也无回家的念头。若非必要，回家之举在他看来是不好的，容易让人看作不求上进和工作责任心不强的行为。

这年年底，他来到萸江参加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动员大会。县委书记严子刚作动员报告，他号召所有干部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身边的腐化分子，不管他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听到这里，陶禄生心里一动，瞟一眼台上，觉出了蹊跷：怎么没见县长耿永强呢？

晚饭后，陶禄生穿过镇龙桥，想去萸江中学看看。刚出桥头，孙晓琼迎面走来。他想避开，转念一想不好，这样显得他鸡肠小肚。于是就站住不动了，镇静地看着孙晓琼来到他面前。半年不见，她面颊上的红润娇嫩已全然没有，下巴和颧骨显得很尖，眼角有了细密皱纹。

“小孙，你好。”陶禄生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我不好，”孙晓琼说，“老耿出了事，他被隔离反省了。有人揭发他贪污公款，还说他去年关闭迎春院时，逼一个妓女和他困了一觉。”

“有这种事？”陶禄生惊诧不已，关切地问，“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事到如今，我只能听天由命。”

“如果事情是真的，你应该与耿县长划清界线，与他……”他把分手两个字咽了回去。

孙晓琼摇摇头：“我既然嫁给了他，就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他不管。”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谁也帮不了我。”孙晓琼揉一揉眼睛，“陶区长，你不用为我操心，你并不欠我什么。对我来讲，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命中注定。”

说完，她擦过他的肩膀，走了。

陶禄生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隐没在暮色中。

不久，一个三人专案工作组来到青龙镇，了解资本家孙梅林及其女儿拉耿永强下水的有关情况。陶禄生刚从青龙山下来，草鞋都没来得及脱，一听工作组的来意，立即提出异议：“据我所知，孙梅林只是个茶行小老板，算不上资本家。”工作组长不悦，说：“是否资本家另当别论，他向耿县长行贿是查有实据的。阳历年之前，送了他一笔钱！”陶禄生想想说：“阳历年前，他们已经是翁婿关系了，你怎么知道是行贿，而不是送礼？”工作组长涨红了脸：“陶区长，你怎么帮他们讲话？可要站稳阶级立场！”陶禄生不温不火：“我不想帮哪个讲话。你硬说是行贿，那也与孙晓琼无关，我了解她，解放前夕她就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是个进步青年，参加工作后也积极要求进步。她与耿县长结婚，不是谁拉谁下水的问题。这件事，李书记很清楚，是耿县长主动追求小孙的，你们可以去问问李书记。”

然而李世杰书记说他不太清楚，陶区长和孙晓琼关系比较密切，还是他介绍情况吧。

陶禄生恼火了：“他怎么不清楚？小孙本来不愿意，最后还是他在酒席上拍的板，要小孙嫁给耿县长的！”工作组长劝道：“陶区长，不要这么冲动吧。我们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是耿县长追她，焉知她不是使用了欲擒还纵的计谋呢？”陶禄生缓和了口气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小孙往那方面想呢？”工作组长拍拍他的肩：“不是我们一定往那方面想，而是斗争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耿县长是个老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令人遗憾，即使如此，他也还是我们这边的人。说白了，你若能证实他确是被孙晓琼拉下水的，他就能罪减一等，即挽救了老干部，又是我们的工作成绩。

”陶禄生诧然失色：“那孙晓琼不罪加一等？我们岂能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工作组长厉声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重要，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命重要？陶区长，你的某些情绪很危险，在大是大非上，你可不能糊涂！”陶禄生觉得压抑：“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吧？”工作组长说：“怎么就不是实事求是，你看透了她的内心？其实，你的证词很简单，只要你证实她诱惑过耿县长，甚至只是对耿县长笑过一下，就行了。笑也是拉人下水的方式，而且是很厉害的一种方式嘛，英雄难过美人关，有几个男人抵挡得住女人一笑的？”陶禄生脸胀得通红：“我作不了这样的证。”工作组长说：“你硬要对抗运动，我也没有办法，你想想后果吧，陶区长。我没有什么话说了。”他绷紧脸，转身走出门去。

工作组无功而返，陶禄生心里就松弛下来了，觉得自己帮了孙晓琼一个忙，对她总算有点补偿，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至于有什么后果，随它去吧。他宽着自己的心，尽量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接踵而过，也不见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发生。只是听说耿永强奉命到省里学习去了，孙晓琼辞去了秘书工作，在家当起了家庭妇女。陶禄生为她惋惜的同时，也替她感到庆幸。

陶秉坤领着家人在牛角冲口的扮桶丘踩田。禾苗正分蘖，山风一来，绿浪起伏，蜻蜓在摇曳不止的禾梢上空盘旋，找不到立足之地。经过多年的耕种，陶秉坤早年造的水田泥巴已变得肥沃暄软，一脚下去咕咕咕直鼓气泡，醇厚的泥香周身环绕，挥之不去。陶秉坤背着手，抬起右脚精心地踩着，滑腻的泥巴穿过趾缝，嫩绿的禾苗扫过腿肚子，都带给他惬意的微痒。不时有被惊动的泥鳅窜出水面，然后又钻进浑水里。瞟见夹杂在禾苗中的稗草，他便弯腰将它拔起，连蔸带泥甩到田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