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田喝问：“几时回的？”

陶禄生不耐烦地：“十多天了。”

陶玉田愈加恼怒：“什么？！十多天，你怎么不来看我？才十多天，你就敢游行示威？！”

陶禄生说：“你当国民党政府的走狗，我懒得看你！游行示威算什么，我们还要把国民党赶下台呢！”

“啊——！”陶玉田惊上加惊，倒抽一口气。这当口，陶禄生甩脱了父亲的手，重新汇入愤怒的人群，挥拳呐喊。

在那个初夏，陶禄生搭了张大木排，顺资江的滚滚洪波而下，漂过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再驶入水天一色的长江来到汉口，不期而至地出现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也是大吃了一惊的。他拍着侄子比他低不了多少的头，不无先赞赏地说：“嘿嘿，你这只飞天蜈蚣！”飞天蜈蚣是安华人用来形容调皮无羁的角色的称呼。陶玉林很能体察一个乡村少年的心理，让太太照城里人的标准给他打扮一新，理了一个中分缝的西式头，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满街去逛。

陶禄生就一连几天逛得饭都不记得回家吃。他先是在街上看汽车和黄包车，接着跑到长江边看轮船，再接下来就是欣赏京汉线上吭哧吭哧来回跑的火车。他将这些文明物以乡下的动物来命名，管轮船叫“铁鸭婆”，管小轿车叫“乌龟壳”，火车则被他叫作“千脚虫”，在饭桌上把年轻洋气的婶婶逗得直喷饭。

陶玉林把他送进了一所中学，吃住还是在家。白天，陶玉林去城郊营部料理军务，钱太太则在家或外出打麻将，陶禄生去上学，三个人吃饭时才凑到一块。婶婶与侄儿开始相处还融洽，时间稍长，就生出摩擦来。一天下午，钱太太想听汉戏，她的木壳收音机却不见了，东找西寻，见侄子的房门关着，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传出来。钱太太敲开门一看，一帮学生围簇着她的收音机，一个个心向往之的样子。

钱太太不知道他们正在收听中共电台的播音，只是瞪着眼喝道：“禄生，你怎么不经允许就私拿我的东西？”陶禄生有板有眼地：“首先，这收音机不能算是你的东西，它是三叔买的；其次，收音机在你手里只能用来撒谎与骗人，只有到了我们手里，它才发出真理的声音！”钱太太被他的这种语言和口吻惊懵了，她不知学校对他施了什么魔法，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满口村言俚语的乡下毛后生变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激进青年。钱太太绷着脸抱起收音机就走。出得门外，忍不住回头瞟瞟这群乳臭未干的青年和满地的烟头，恨声道：“我就见不得这脏！”陶禄生接腔道：“什么人最脏？不是两脚牛屎的穷人，而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它们寄居在劳动阶级的肚子里吸人血而不知其行为之脏！”学生们哄然大笑，气得钱太太一脸煞白。其实陶禄生主要是在同学们面前操练口才，炫耀胆量，显示进步，实足的书生意气，而并非故意与婶婶作对。

钱太太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在朝丈夫发作，一定要让陶玉林把侄子弄到学校去当寄宿生。此举正中陶玉林的下怀，二话不说，揣着三叔给的一笔充足的生活费，屁颠屁颠地去住校了。走前陶玉林交待他莫跟激进分子搅到一起，政治这东西沾不得的，千万莫惹祸。陶禄生自然点头应允。直到后来陶禄生惹了祸，陶玉林才察觉自己的这种叮嘱和告诫完全出于一种冥冥中的先见之明。侄儿跟他的禀性太相似了，庶几就是一种惹祸的禀性，不惹祸是不可能的。

不过直到民国三十八年的早春，陶禄生来汉口一年零十个月后，他才把祸惹大：游行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抓到局子里去了。警察局把电话打到家里时，陶玉林正好坐在电话机旁，仿佛专门在等这个电话似的。他揣上白花花的银元，穿上笔挺的军服，开上军用吉普去警察局保侄子出来。当陶禄生晃着额上有一缕血痕的脑壳颇有英雄气概地坐在三叔面前时，陶玉林就像捡起一块掉在灰里的豆腐，打也不是，拍也不是，苦笑道：“你这只飞天蜈蚣，你是怕三叔钱没地方花是吧？我可以保你出去，可有一个条件——我要你回安华去。”陶禄生斩钉截铁：“不，我还没毕业呢！”陶玉林说：“你这样子还毕得了业？心思早不在学业上了。你爹又到县政府做事了，你到萸江中学去读书，也是一样的。”陶禄生摇头：“不一样，这里有安华学不到的东西。

”陶玉林只好压低嗓门说：“跟你说实话吧，共军兵马已在九江以下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很快就会兵临城下，我和你婶婶很快就要随军南撤，你不想走也不可能了。”陶禄生却异常兴奋，拉着陶玉林的手：“三叔，我倒有个主意，你何必南撤呢，你不如带着你的队伍往北边走，打一杆白旗……”陶玉林扳脸瞪眼：“胡扯！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保你出来，明天就送你回湖南！”陶禄生眼珠子骨碌一转，也厉声说：“定了就定了，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你同时把我的三个同学也保出去！”陶玉林说：“我可管不了他们的闲事。”陶禄生抱起双臂：“那你也莫管我的闲事。”陶玉林气得喉头一哽，骂道：“你这个孽子！”陶禄生笑道：“公公也常这样咒你呢！”陶玉林哽得说不出话。陶禄生又说：“三叔，不就是多花几个钱么？莫那么小器！”陶玉林瞪他一眼：“你以为光钱就行？你们是小赤党，弄不好惹火烧身！”陶禄生就站起身来：“你要怕惹火烧身，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陶玉林就被他激得腾地站起：“你以为三叔是胆小鬼呀？你等着。”说完陶玉林就匆匆赶回家，带了更多的钱，又抓了两只金戒指，回到警察局，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把他们保了出来。

陶禄生回到三叔家就被警卫给看住了，不许他出门。陶玉林给他准备了通行证和足够的盘缠，当天夜里，就送他去武昌车站，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为防止陶禄生中途折回，陶玉林派警卫押送他，交待警卫要把他送到长沙登上去益阳的轮船后再返回汉口。

送走侄子之后，陶玉林等了四天也没见那警卫返回，这时他接到了南撤的命令，于是处理了全部家当，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亲寄了一笔款子，然后携太太上了一列军用列车。列车在沉沉夜色中穿过长沙城时，陶玉林望着萤火虫般游弋的灯火，忧虑着陶禄生是否平安到家，那警卫为何一去不返……直到若干年后，陶玉林回到家乡，才晓得那警卫在火车上被陶禄生说动了心，逃回老家江西当种田老表去了。

陶禄生与于亚男的巧遇发生在长沙开往益阳的轮船“顺昌号”上。顶舱是一等舱，有卧铺，舱小人更少，寥寥的七八个，于亚男和陶禄生都在其中。陶禄生的票是三叔的警卫买的，警卫尽职尽责，即使要当逃兵了，也不折不扣地完成营长交给的最后一项任务。轮船启锚离港，陶禄生伏在船舷上，望着苍翠的岳麓山和古老的长沙城徐徐挪向身后。莫名的烦躁随着迷雾被春风吹散了，他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抑止的激情，于是张开双臂，大声地喊：“啊——春天来了！”

这样他就引起了一个中年妇女的注意，她顶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悄悄注视他。仿佛受了他身上那种骚动不安的青春情绪的影响，她舒展开了眼角的鱼尾皱，眼眸里跳出了两个光点。她用头巾包住一头短发，风扬起了绛红色旗袍的下摆，亮出两条修长光洁的腿。陶禄生此时也注意到她，他亦如他的三叔一样，对女性有天生的鉴赏力，心里说，好一个雍容华贵端庄大方的女人呵！虽然她头上已夹有几根白丝，虽然皱纹已爬上了她的额头，虽然她两颊布满细密的疤痕，可她那种魅人的气质还是不可阻挡地辐射出来。而这位妇女近距离地扫视他之后，心里也发出了奇异的颤动，因为她不仅从他脸上感触到了灼手可热的生命活力，还发现了似曾相识的相貌特征，勾起了她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互相打量，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笑，礼貌地点点头。他们同时离开船舷回舱里去，诧异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对铺，于是笑的火花再一次点燃，寒暄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陶禄生一改在三叔家的粗鲁，彬彬有礼地笑道：“请问女士尊姓大名。”

她笑吟吟地道：“我叫于亚男，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的名字俗得很，叫陶禄生。”

于亚男的眼皮一跳：“你是安华人吧？”

陶禄生惊喜地：“你怎么知道？”

于亚男说：“我听你是安华口音呐！”

陶椽生就说：“哎，你讲话也带点安华味嘛！”

于亚男说；“我正要到安华去呢。”

陶禄生愈发兴奋：“那我们同路呐，不知您到安华去，是做事还是探亲？”

于亚男扶扶眼镜：“哦，我是应聘去萸江中学当校长的。”

“哎呀！”陶禄生从铺上跳起来，叫道，“天下有这样的巧事！您是去当校长，而我是去当学生的，校长和学生碰到一条船上了！于校长，先受我一礼！”

陶禄生冲着于亚男毕恭毕敬鞠了一躬。

于亚男也惊奇得很：“真是巧呵！你这是从哪儿来呢？”

陶禄生就毫无保留地把他如何独自出走，如何与婶婶吵嘴，又如何被三叔从警察局保出赶他回安华去读书，竹筒倒豆子般倒了个一干二净。他没有注意到，于亚男咬紧了嘴唇，伤疤密布的面颊胀红了。

她被他的叙述震住了，原来他就是陶玉田的儿子、陶玉林的侄儿。世界竟是这样的小，碰不上熟人也会碰上熟人的后代！同时她也惊叹自己对于他面部特征的敏感。但她即刻平静下来了，多年的地下工作使她有了极强的控制情绪的能力。他脸上确实有父辈太多的遗传，但他又有着无论是陶玉田还是陶玉林都没有的东西，那东西就像夹杂在泥沙里的细小的金箔，偶尔地闪出几点金光，这是她最感兴趣的，也是她受他感染之所在。她像一个慈祥的长辈那样与他随意交谈。他则谈一阵，便注意收敛一下过于放肆的口吻，她毕竟是他的校长。他们的长谈直到轮船出了湘江口掉头驶向南洞庭湖，才余兴未尽地停止。

吃过午饭陶禄生殷勤地帮她铺床，准备午睡。她正准备躺下，他又顽性未脱地拿起筷子在空钵子上敲着鼓点，嘴里哼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来。她便轻声问他：“小陶，毕业后你想干什么？”

陶禄生说：“这是一个秘密。”

她笑道：“难道不可告人么？”

陶禄生说：“不可告人，但可以告诉校长，我要当一个cp！”

于亚男笑吟吟地，脸上微波不兴。

陶禄生说：“校长，cp你不懂吧？”

她微笑道：“我二十五年前就懂了。”

陶禄生说：“我已经等不及了，不知萸江有没有cp。校长您能帮我的忙吗？”

于亚男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能帮忙呢？”

陶禄生说：“我不知道才问您呀！”

于亚男自知失言，缄默不语，看陶禄生时，他的眼睛已经聪明地闪烁了：“校长，我现在知道您能帮我忙了。您放心，我这人虽调皮，但组织纪律性很强，请您相信我。”

于亚男信赖地点点头：“好，我一定帮你这个忙。”少顷，又低声问他，“你不怕杀头吗？”

他说：“我这人生来胆子大！再说，如今是敌人怕杀头的时候呢！”

于亚男舒心地躺下去了。她这次回萸江，是党组织的安排，以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她的职务是中共安华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要任务是策动安华县县长兼县自卫团团长蔡如廉率部起义，迎接解放。上级并不知道她有一段陈秀英的历史，这个任务对她来说，有很大困难，又有很有利的条件。与陶禄生的相遇相识，是她的一个意外收获，仿佛昭示着她此行必获成功……她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陶禄生见四周没人，就把一份刚刚写好的入党申请书递到她手中。她匆匆地看后，冲他点点头，然后把它撕了，说：“先把它写在你心里吧，到萸江再说，一路要注意安全。”

陶禄生嗯了一声，把撕烂的纸屑捧起跑到舱外，将它抛入水中。他是那么性急！于亚男从他身上依稀看见了年轻的陈秀英的影子。

轮船到益阳后，他们转乘帆船继续溯资江而上……

这天中午，陶禄生忽然欢呼道：“校长，你看那条河口！从那儿往里走五里，就是我的家乡石蛙溪！”她点点头，从舱口望出去，资水上游，那些耸立的青山以熟悉的姿态像久别的老友一样向她迎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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