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之后她就改名于亚男，休息一段时间后，经哥哥朋友的介绍，她来到这座湘南小城的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平静的教书生活使她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了休养和调整，但排遣不了她的孤单寂寞。她始终难以摆脱那种已经死去的感觉，好几次同事叫她于亚男，她却漠然置之，竟不知道是在叫自己，而又有好几次她独处时，听见有人叫她陈秀英，她兴奋地答应一声，四处环顾，却不见有人。于是她晓得，陈秀英藏在她内心深处，并没有死去。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自己在渴望什么。她的孤单和寂寞，正是因为她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所造成。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寻找这种满足。她教国文，上课时，时不时从她嘴里冒出一些犯忌的话题和字眼。校长是个慈祥的老头，特地告诫她注意谴词用句，不要造成无谓的麻烦。但她注意了一两天后就又忘了。犯忌使她有种快感，也令她的学生兴奋不已，不知不觉就围簇在她身旁。

于是于亚男受到了一个叫沈冬的男教师的注意。其实，她的容貌与气质一直很引人注目，只是她并不自知。沈冬在一个晚霞绚丽的时刻接近了她，那时她正在校外小河边散步。沈冬说：“于小姐，你的思想很进步哟！”她怦然心动，因为沈冬的语言是她所熟悉并已久违了的。她抿嘴莞尔一笑，她并不知道这是她来这儿之后最美丽的一笑，更不清楚这一笑已令沈冬魂不守舍了。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并有几次涉及时局，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沈冬对她的话无一不持赞同态度，有时甚至比她更为过激。融洽的谈话使时间过得很快，夜幕降临时他们不得不依依作别。她离去时对他会心地一笑，凭着她的敏感，她知道遇见了自己的同志。

果然，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后，沈冬开始向她讲苏俄，讲中华苏维埃。对于陈秀英来说，他讲的革命道理过于简单，过于初级，仿佛对中学生讲授小学课程一样有点可笑，但她如今是于亚男，必须从头开始。她认真而虔诚地听他讲叙，把她的信仰又重新温习了一遍。在他的启发下，她亦不时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他便不时大喜过望，犹如发现了一名智力超群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水到渠成——其实是水在找渠——沈冬问她想不想加入共产党，她毫不思索地点了点头。

于是她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了誓，第二次加入了共产党。她终于又找到归属，她为此激动万分。但激动之余又忐忑不安，因为她没有向党组织坦白作为陈秀英的过去，而是为于亚男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来历。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毕竟是说谎，是一种欺骗行为，她可能要为此内疚一辈子。要减轻内疚，只有尽可能多地为党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支部请求多给她任务。她的老练和泼辣很快就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赞誉，联络员牺牲之后，就将这副重担交给了她。

然而于亚男还是陈秀英的秉性，在专注于自己的信念时往往有不该有的忽视。她忽视了自己是一个年轻女子，而且是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而这一点正是当年的蔡如廉与现在的沈冬垂青她的重要原因之一。插秧季节，学校放了几天假，沈冬带她去一个小镇，说是执行一项任务，为避人耳目，他们必须扮作夫妻。对她来说，这没有什么难的。他们顶着毛毛细雨来到小镇，在客栈里订了一间房。她在房里守着，沈冬则去办事。其实，沈冬并没有办什么事，他就躲在不远的小酒馆里就着花生米喝酒，他所执行的任务不过就是想赢得她的芳心，拥有她的身体。蓝色暮霭在镇子上空氤氲时，沈冬行色匆匆地回到客栈，声称任务已顺利完成，很激动的样子，半真半假地吻了一下“太太”。他带她去吃了饭，还敬了她几盅酒。她也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他那包裹在洋溢的热情里的意图。饭后他们进房歇息，房中只有一张床，他拿条被子，要睡在地板上，让她睡床。她坦然地躺下了，也没感到窘迫和有什么不便，当过几年游击队长的她早已习惯这种处境。沈冬闩上门，在地板上辗转反侧，很久没有入眠。她以为他在思考工作，没有在意，后来听见他一声长叹，便问：“老沈，有什么为难事吗？”

沈冬就坐起来说：“是呵，这件事太为难了！”

她便自告奋勇：“你说出来，看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沈冬说：“你有，这事只有你能解决”。

她迷惑地问：“什么事？”

沈冬说：“我爱上你了！”

她哑然，懵懵地看着黑暗中的支部书记，仿佛不知道他说什么。她从来没想到这种事，这太出乎她意外。这时沈冬快步过来，跪在她的床前，抓住她的手，冲动地倾诉他对她的爱慕，接着就开始赞美她的身体，从头到脚非常具体，无一遗漏。她觉得这情景非常滑稽，与他支部书记的身份太不相称。这使她想起了周布尔，他们的外貌、神态、口吻都极为相似，只是此时的沈冬不像周布尔那样夹带政治术语，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他的渴求。语言用完之后，他便吻她的手，从手臂吻到她的肩，留下一些粘乎乎的唾液。

这时她似乎才醒悟过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掌推开：“老沈，请你自重！”

沈冬颓丧地垂下头，但仍跪在她床前不肯离开：“亚男，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她对床前的黑影说：“老沈，到此为止，我不怪你，你歇去吧。”

沈冬怏怏地回到地铺上躺下，说：“亚男，请原谅我的莽撞……”

她大度地说：“我不会在意的。”

话虽这么说，她却不能安然入眠了，她仔细地聆听沈冬的呼吸声，一听他翻身，就警觉地瞪大眼睛。直到午夜过后，她听见沈冬打起很响的鼾，才放心地进入梦乡。

天放亮时她作了个恶梦，梦见一头黑熊把她扑倒了，压在她身上让她动弹不得，她憋得透不过气来，一挣扎，醒了。原来那头熊是沈冬，他正在她身上拱动着。本来她是可以抗拒他的，但她发现这已毫无意义，他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随着他的动作，屈辱感一波一波地涌进她的心。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无力地紧闭双眼，让世界黑下来。

他从她身体上溜下去了很久，她仍摊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给她穿衣服时，她把他推开了。她打了一盆水来，认真地清洗自己，她不能把自己和心中某些神圣的东西弄脏了。沈冬在她身后絮絮叨叨说些饶恕和原谅的话，她没有听清，也不理睬。她安慰自己：这算什么，不过让男人睡了一回，你不是都枪毙过一次了么？

这以后沈冬很少主动来找她，倒是她找他的次数多，因她是联络员，上级的指令都要经她的手传递。每次见他，她都尽力克制内心的厌恶，告诫自己他到底是党组织负责人，不要在道德上苛求他。与党的事业相比，个人的身体被玷污一次，实在不算什么。她很快就将羞辱埋葬在记忆的深处，不再去碰它。她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沈冬，面对自己了。

然而在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之后，命运的波折又随着夏日的炎热猝然来到。这日沈冬惊慌失措地来到她的寝室，告诉她一个支部委员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供出了所有支部成员，铲共义勇队马上要抓人了。

她说：“赶快通知同志们转移吧！”

沈冬说：“来不及了！现在我俩只有一个办法。”

她催他：“你快说！”

沈冬迟疑一下，断然说：“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行一步，去投国军了！这样可免遭铲共义勇队的毒打！”

她大惊失色：“你要叛变投敌？！”

沈冬抓起她一只手：“亚男，别死心眼，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走了！共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也过够了！亚男，赶快跟我走吧！”

她愤怒地挣开手，甩了他一耳光：“你这无耻叛徒！”

沈冬立时凶相毕露，向她猛扑过来。她被撞倒了，脑壳碰在床腿上，晕了过去。待她醒来，已被绳索绑住。沈冬叫来几个士兵，将她拽起，押往国军营地。她一路骂不绝口，毫无惧色。她晓得等待她的有皮鞭、老虎凳、辣椒水，却不知道还有她过去的副手陶玉林。

惊愕过去之后，陶玉林心头卷起欣喜的热潮。他心仪的女人竟还活在人世，并在这种情况下与他重逢，老天真是有眼！他情不自禁地再次伸手轻抚她的面颊。但她把脸挪开了，双眼瞪得溜圆，眸子里射出两缕仇恨的目光。这敌对的目光使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他扯扯军装，装模作样地开始审问。但她嘴巴关得铁紧，根本不予理睬。手下人急着要用刑，他制止了，说：“对女人那么狠干什么？饿她两天三夜，她就招了的。”

陶玉林当然不能真的饿她，不仅不能饿她，还要救她，而且要越快越好。他的连队里还有当初随他反水的游击队员，他们若认出陈秀英，麻烦就大了。当天夜里，他提了一罐红米粥去了地牢，并让人卸下了她的脚镣和手铐。他喝退手下人，又对哨兵眨眨眼，让他关上牢门。哨兵认为连长对这个漂亮女犯有了兴趣，知趣地关门退走。

他让她喝粥，她也不客气，不用碗，抱起罐子仰头就喝。吃了嗟来之食，她对语言还是那么吝啬，抹抹嘴巴，一声不吭，冷冷地觑着他。他走近她，双手抓住她的双肩：“秀英，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你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你！”

她掰开他的手，转身走到墙角的稻草堆里坐下来。他跟过去，蹲下身子，恳求道：“秀英，这儿没外人，你怎么不认我呢？你往我脸上啐口痰都要得，莫不理我！”

她扭开头，避开他的目光：“陈秀英早死了！”

他沉沉地点点头：“是呵，她早死了……她死得太冤！我那天去找过她，可生不见人，死没见尸。”

她恨恨地道：“她死得再冤，也不能成为你背叛革命的理由！”

他争辩说：“我可不管革命不革命，我只晓得她死了，就要有人抵命！为了她，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说：“恰恰是你，在她心上杀了一刀。”

他怔了怔，长叹一口气道：“我就是想不清，她一个富家女子，为何放着小姐不当，要过那刀尖上的日子？被共产党毙了一次，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又去给共产党卖命，她究竟图的什么？”

她拢拢头发：“这你一辈子也想不清的。”

他苦笑道：“我看她是鬼迷心窍。共产党若都像她这么死心塌地，也许要不了几年就能夺得天下。可惜共产党里还有周布尔和姓沈的这样的人。她一个弱女子，何苦执迷不悟，自找苦吃！”

她说：“所以你准备用皮鞭和老虎凳来开导她？”

他连忙摇头：“不不，我不会这样对待自己喜欢的女人。我这人就这么个脾性，对女人好起来，就没个边，愿意为她冒险。我打算救她。”

她说：“可她并不会领你的情。”

他说：“领不领情是她的事，救不救她是我的事。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她平静地问：“你怎么个救法？”

他压低嗓门：“我都已安排好。到半夜三更时，我会叫人来提她，谎称要她去陪我。她快到我房门口时，朝他脑壳上猛击一拳，然后朝屋后玉米地跑，穿过玉米地就到了后山。她尽可放心跑，我会撤掉屋后的哨。”

她说：“她要不相信你呢？”

他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她的命握在她自己手里，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只要能活出去，她想干什么，还不随她？我希望她不要意气用事，在牢里等死。”

她问他：“你这么做，又图个什么呢？”

他说：“图个心安。我不能让她死在我的手里。”

她毅然道：“好吧，她打算相信你一次。”

他长吁一口气，轻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悄悄地注视她，在昏黄的油灯下，她的眼神柔和下来了，她身体的温馨气息隐约袭来，笼罩了他的全身。他回忆起青龙山上的寒夜，亲吻她的头发的情景，忍不住伸出微微颤动的双手，轻轻把她往胸口拢。但她纹丝不动，她的冷静的目光告诉他，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时过境迁，人是情非，虚妄的冲动毫无意义。

陶玉林回到卧室，坐立不宁，吹了灯，在房中踱来踱去。三更时分，他派出了心腹。隔着窗棂，他看见她跟着提她的人无声地走过来。还未到门口，她突然就动手了，其身手之敏捷，令他咋舌。眨眼之间，他的心腹倒下了，她也没有了影，只听屋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玉米叶的刷刷声。过了一阵，他才冲出门去，朝天上打了几枪，大喊女共党跑了。喊完之后望着漆黑的夜，他的心也空了。

第二天姓沈的被团部提走了，陶玉林也被手下那位急于邀功的排长告了一状。他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幸好他的心腹忠实于他，瞒得滴水不漏，他又一口咬定女共党的逃脱，是由于他贪图女色所致，在用了不少银元打通关节之后，团部便仅给了口头警告，不再追究。本来此事就此了结，可在结束审查离开那间黑咕隆咚的隔离室之际，他忽然冒出来一句牢骚：“狗日的东三省让东洋鬼子占了几年不去抢回来，两兄弟还关起门在屋里打架！”这牢骚明显是对蒋委员长不满，与共产党的红军打仗是“剿匪”，怎么是两兄弟打架呢？陶玉林便吃了这句牢骚的亏，被重新收审，折腾数日，最后以渎职违纪论处，降职为副连长。连长一职，则被告状的排长得去。直到若干年后，在赣北高安与日本鬼子对垒时，他冲入敌阵将被掳去的营长救回，才得以恢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