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陶秉坤把玉山、福生和新请的长工指派到牛角冲挖红薯去了，他自己则披着那件补巴夹衣，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把所有归属他名下的田块巡视了一遍，态度矜持地接受了十余位村邻的恭维。接着给神龛里列祖列宗的牌位和赵公菩萨烧了几炷香，又到土地庙虔诚地磕了一回头，然后就踌躇满志地上了坟山。

幺姑的坟冢静卧在山岗上，半枯的坟草被清朗的阳光照得一片金黄，山风拂过，瑟瑟作响。陶秉坤抚了抚长苔的墓碑，轻声与幺姑说话：“幺姑，你想不到吧？我成了村里的首富呢，哪个也没有我田多呢！丁字丘和晒簟丘也回到我手里了。幺姑，你要活着多好，你走得早了一点呢……唉，可惜你不在，我的欢喜都不好送给哪个呢！你要是高兴，就托个梦给我，好么？”他凝神倾听，荒草簌簌中，似有一种悠远的声音一掠而过。他背靠墓碑坐下来，泥土的气息顺着他的身体上升，沁入心脾。他抓住一把丝茅，用力一扯，连根拔了出来。他择了一根茅根，剥去黄色的皮，把那白色的根茎含在嘴里，轻轻咀嚼，一丝淡淡的清甜溢出舌尖……这时他听见了铿锵悦耳的马蹄声。山下溪边小路的拐角，闪出一匹白色的马，奋蹄扬鬃，疾驰而来。在秋天五彩斑斓的背景上，那马的形象鲜明而生动，犹如来自梦境，闪着一道迷人的白光。陶秉坤眯起眼，他认出伏在马背上的后生正是他的小孙子陶禄生。于是他起身招手，脸上密集的皱纹急速聚拢，久经风霜的眼角开出两朵迎风怒放的丝瓣菊花……

陶秉坤没有料到，孙子风尘仆仆打马而来，是专来剥夺而不是分享祖父的喜悦的。他下了坟山赶回自家院子时，那匹白马拴在禾场左边的柚子树上，缎子般光滑的身子冒着缕缕热气，嘴唇边悬挂着一些白沫。陶禄生背着手在阶基上来回踱步，很严肃、很焦灼的样子，屁股上的枪套随着他的走动一翘一翘。他刚踏上阶基，陶禄生就劈头盖脸地发出一连串诘问：“公公，你是不是买了几十亩田？是不是还请了长工？你是不是想当地主？！”

陶秉坤一愣，脸一黑：“我是想当地主，我想了一辈子了。你去问问作田人，哪个不做梦都想买田置地发家致富？！”

陶禄生跺一下脚：“公公你硬是越老越糊涂！如今是什么年月？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了，岂能容许产生新的剥削者！”

陶秉坤鼓大眼睛道：“我一生一世土里刨食吃，剥削哪个了？我省吃俭用，好容易赚几个血汗钱，买了几丘田，共产党就眼红？”

陶禄生起了高腔：“不是共产党眼红，是共产党容不得一切剥削行为！你说你没剥削，你请了长工，不就是剥削他的劳动力？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特别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让耕者有其田。你这样做，不是要跟共产党唱对台戏吗？亏你过去还当过农会的副组长，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陶秉坤气得双手乱抖：“我的立场站在我自己的泥巴里！你换掉开裆裤才几天，跟我摆官架子，还晓不晓得大小？我是你公公，你少跟我来那些大道理，我不懂，也不想懂，我只晓得种田吃饭，纺纱穿衣，买田置地，天经地义！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置下这份家业，为哪般？还不是为你们后人过好日子，我又不能带到黄土里去！”

区长陶禄生这时才感到自己态度过于生硬了，于是缓和了口气说：“公公，不是我要摆架子，我是你的孙儿，可也是共产党的区长，这些大道理，我不能不讲！如今是新时代了，你那些老脑筋，不改不行了。你若不是我公公，我才不管呢，让你挨斗去。告诉你吧，马上要进行土地改革了，你要不把长工辞掉，不把买来的田处理了，会把你划成地主成份，没收你的田地财产不说，还要把你拉到台上去斗争！你难道硬要当一个革命对象？”

陶秉坤一时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半晌，才摇摇头说：“我、我不相信。”

陶禄生苦口婆心地：“公公，我还能蒙你吗？大革命时期不就这么做过么？公公，快把你那些田契字据拿出来处理掉，否则，我都觉得你成了我的敌人呢！”

陶秉坤疑惧地瞥孙子一眼。孙子那身干部服对他具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藏在亡妻首饰匣里的那些契书，是他几十年血汗换来的，他摸都还没摸够，他怎么可能又把它们拱手相让？那简直是要剜他的心头肉咧！刚刚回到他手里的丁字丘和晒簟丘是那样的滑腻肥沃，泥香四溢，虽被堂弟一家霸占，阔别多年，可他对它们仍是那么熟悉和迷恋，闭上眼睛，就能陶醉在那种特别的泥香中。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将他的田地割舍予人的，田地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他一切的一切。可是他无法回驳孙子的大道理，更无法藐视孙子那灰色身影所代表的权威，他只好回避，暗自祈盼这一切不是真的。他像一堵山崖一样沉默了，接着，不声不响地踅到茅房，挑起一担尿桶到菜园里去。浇菜时，他恍恍惚惚，四周景物很不真实，手中的尿箪却重若千斤，他一次次地将尿水泼到菜心上去了。

陶禄生站在阶基上一筹莫展，母亲秋莲从堂屋里出来，责备道：“禄生，你对公公太不恭敬了，莫说你只是个区长，就是县长、省长，你也是他的孙儿，你也得孝敬他！”

“娘，我心里急得出血呢，哪顾得了许多！”陶禄生将事情的严重性细细叙说一遍，问，“娘，你晓得公公把田契藏在哪里吗？”秋莲眨眨眼，连连摇头：“使不得使不得，那是你公公的命根子，你拿了它，就是要了公公的命呢！”“让他现在心疼一阵子，也比将来当地主挨斗强！娘，不用您去拿，指点一下就行，让公公骂我吧！”陶禄生说。秋莲慌乱地朝陶秉坤房内瞟了一眼，摆手道：“我不晓得不晓得！”

陶禄生只好自己去寻。祖父有用坛子藏钱埋在火塘里的习惯，但田契估计不会这么藏，容易霉烂。他走进陶秉坤卧房，打开柜子和书桌，仔细查看一遍，里头尽是祖母遗留下来的旧衣物和碎布头之类，一股陈年气息。把头伸进床底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可疑之物。床垫被他掀起，扒开铺草找，也没有收获。他将床重新铺好，手无意中触到那只四方的长枕头，抓住一捏，发现里面有硬物。他将枕头拆开，从里头掏出一个小小的红漆木匣来。小时候，他见过这个木匣，它是祖母的首饰匣。他把匣子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是一卷田契字据。

陶禄生揣了田契走到阶基上。太阳已经落土，陶秉坤还在菜园里忙。秋莲在门槛边择菜，忧心忡忡地望着儿子。陶禄生望一眼祖父躬着的背影，不觉起了恻隐之心，眼角就有些湿。他晓得祖父这一生非常不易，他的作为对祖父来说意味着几十年梦想的破灭。可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时二叔玉山、哥哥福生和祖父请的长工莫胡子一人挑一担红薯吭哧吭哧进了院子。陶禄生连忙下了阶基，过去打招呼。玉山和福生见了他，都十分惊喜，将红薯倒在堂屋里后，围着他说长道短。他们的汗气里和言语中，都有一股清新甜腥的红薯气息。说了一气，玉山瞥见他手中的田契，疑惑地：“禄生，你这是？”

他连忙把二叔和哥哥拉到一边，避开莫胡子的耳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严肃地说了一遍。玉山问：“禄生，真的非得这样么？”他点点头：“非这样不可！否则会累及全家。事情若不是这么严重，我也不会急急忙忙赶回家来。二叔，哥哥，公公是不会主动卖田的，我又不便出面，这事只有请你们鼎力相助了。凡是公公买进的田，都要卖出去，一丘也不能留！”玉山皱眉想了想说：“既然非此不可，那就依你的办吧，你是区长，大概不会错。可如今田贱得很，你公公买田才一个多月，田价又跌了很多，只怕值不了几个钱，划不来呢。”陶禄生说：“顾不了许多了，再贱也得卖，送也得送出去，只要不当地主，怎么都行。你们听说谁想买田吗？”福生说：“上次公公买田时，玉贤叔就羡慕得流口水呢，几次跟公公说，想要公公匀几丘田给他，公公没答应。”陶禄生点点头：“好，你们去办这事吧，卖给谁都行，脱手越快越好。还有，你们暂时莫声张，莫让公公晓得了，脱手了再跟他讲。”

陶禄生将须脱手的田契清出来给了二叔，把余下的放回祖母的首饰匣里，再塞进枕头照原样摆好。陶秉坤从菜园里出来，回卧房里去了一次，吃饭时虽绷着脸不说话，却也没有发作起来，陶禄生就揣测，祖父还没有发觉田契缺失。

放下饭碗，陶禄生就冲二叔和哥哥使眼色，催促他们快去村里找买主。他们走后，他就找了些草料，在禾场里一边喂马一边忐忑不安地等消息。等了两袋烟久，夜风很有些寒意，他便回到屋里的火塘边去。陶秉坤正拿着火钳，在火塘灰里煨红薯，火光映出一张布满皱纹的古铜色的脸。满屋子弥漫着红薯的焦糊的香味。陶禄生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凝视着祖父岩石般的身影。陶秉坤从火灰里扒出一个煨红薯，轻轻捏捏，见已熟软，便拍拍灰，往陶禄生面前一递，似乎祖孙间并无半点芥蒂。陶禄生双手接过红薯，立即烫得一哆嗦，红薯掉回火塘里。陶秉坤歉意地道：“哦，我忘了，你的手上没有茧的。”说着拿一根筷子往那个红薯里一戳，然后举起重新递给陶禄生。陶禄生正要将红薯往口里送，哥哥福生进门来，从他的脸色看，事情有眉目了。陶禄生的手就软了一下，那个红薯变得很沉，他索性把它放回火塘边。此时此刻，他无法享受祖父的善意，也无法正视祖父一无所知的目光。

夜深时福生悄悄告诉他，十几亩好水田，都卖给远房堂叔陶玉贤了，只是价钱比原来买进时便宜了一半。还剩下的七、八亩，二叔带着田契到庄坪去了，听说那里有人要。陶禄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到门外望望山谷上空，天幕上星星也变得清晰而明亮了。

翌日清早，鸡还没出笼，陶秉坤到菜园里点萝卜籽去了。长工莫胡子打着呵欠，扛起锄头正要上山，被陶禄生拦住：“莫胡子，你不用到我家做工了。”莫胡子惊讶道：“要辞我？为什么？”陶禄生解释道：“不是看不起你，是我家不能请长工，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干这种剥削人的事呢？”莫胡子急忙道：“没有剥削我呀！供我吃，供我住，一年有几石谷的工钱，过几天就开一次荤，我还从没碰到过这么好的雇主呢！”陶禄生耐心地道：“雇工就是剥削，你应该有这点革命觉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回老家去吧，土改之后，政府会分给你土地的。

”莫胡子将信将疑：“有这种好事？可是我走了，谁帮你家种田呢？”陶禄生说：“我家没几丘田了，又有我二叔和哥哥两个壮劳力，不用你操劳了。”莫胡子朝菜园里望了望说：“秉坤叔没发话呢，我听你们哪一个的呢？”陶禄生正色道：“当然首先听人民政府的，我是区长，我公公也得听我的话，你现在就走吧。”莫胡子说：“你让我空着手走吗？”陶禄生只好在身上到处乱摸，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一分钱来。此时共产党的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几块钱的津贴根本不够花，他的口袋里经常是空空如也。无奈，他只好厚着脸皮找母亲要了两万元人民币(旧币)塞进莫胡子手里：“快走吧，莫让我公公看见”。莫胡子这才背起他的包袱，捧着秋莲给的几个煮鸡蛋，犹犹豫豫地走了。

吃早饭的时候，陶秉坤狐疑地四顾：“莫胡子呢？”家里人都埋头吃饭，没人回答他，他的眼光便在陶禄生脸上扫了几个来回。陶禄生便敏感到事情要暴露了，于是潦潦草草地扒完一碗饭，趁着祖父回房去的机会，匆匆向母亲告了别，走向禾场中的大白马。

陶禄生的左脚刚刚套进马蹬里，陶秉坤跳出堂屋门槛，手里举着那个红漆木匣，颤声叫道：“哪个偷了我的田契？！”陶禄生心里慌乱，不敢回头，歇力爬上马背。

陶秉坤顺手操起一支竹蔸烟竿，挥舞着向陶禄生扑过来，愤懑地吼叫：“你这养不家的孽畜、败家子！老子揍死你！”

陶禄生赶紧双腿用力一夹马肚，猛抽一鞭，纵马跃出院子，沿着山路狂奔而去。

陶秉坤冲到院门边，扯开喉咙大骂：“杂种！孽畜！有狠你莫回来，你再也不要回来！你还我的田、还我的田呀你！”骂着骂着，声音就哑了，接着变成含混不清的呜咽，他的身子慢慢地溜下去，瘫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

陶秉坤对孙子的怨恨没持续多久，因为孙子的预言不久就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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