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丧的人在青龙镇找到陶禄生时，他正在主持镇反工作总结会议。父亲的死讯让他愣怔了好半天，他想他应该很悲伤，痛哭流涕，却悲伤不起来，眼里亦干涩无泪。后来，他才感到头有点疼。同事们七嘴八舌，提议他赶紧回家奔丧，只有区委书记李世杰默不作声。他沉思片刻后毅然说：“反正人已经走了，家里有人手，办丧事也不缺我这一个。目前斗争激烈而复杂，我不能丢下工作就走，党的事业为重。”同事们再三劝他，他的心岿然不动。

陶禄生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七天夜里悄悄回到石蛙溪的，与母亲相对抽泣了几声，到父亲坟头烧了些纸钱之后，就趁着夜色往回赶，根本就没跟祖父照面。

由于种种的不如意，年轻的共产党员有了一段时间的消沉。陶禄生表现和化解消沉是同一种形式，那就是户外散步。

散步一般在晴朗的黄昏进行。区政府和镇政府在陈家大院合署办公，只使用了庞大院落的一半，另一半做了镇小学的校舍。晚饭之后，陶禄生便从陈家大院出来，往夕照里的田野走去。有时他会走上陈家坟山，那里荒草萋萋，翠柏森森，夕阳余晖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而荒凉的美。

他没有料到，会在散步途中遇到爱情。散过几次步后，有个年轻女子开始出现在他左右，她是他的下属，区公所新来的秘书，叫孙晓琼。有时，她似乎是半路上偶尔碰到他，有时，似乎是专在山坡上候着他。她总是陪伴他聊一会，走一会后，就静静地走开。她告诉他，她是他萸江中学的小学妹，虽然那时他不认识她——他只在那读了几个月书，且大多时间都没上课——可她和好多女同学一样，都崇拜他这个每次游行都站在最前列的学生领袖。

他们的交谈非常随意也非常融洽，仿佛并不存在地位身份的差异。有天傍晚，他们余兴未尽，便边说边往山下走。进陈家大院时，孙晓琼望着他的额头问：“陶区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若不是她提起，他早把在山上跌跤摔的口子忘掉了。他说，没事，已经结疤了。孙晓琼伸出手，情不自禁地在那疤痕上摸了一下。

温柔的抚摸使陶禄生心里动了一下，可是由于年轻男子固有的粗心，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爱情的抚触，即使是最幸运的人，一生中可能也就有那么寥寥的几次。接下来的几次散步没有见到孙晓琼，她去县里了。他忽然就感到了孤独，感到这是有缺憾的傍晚。直到孙晓琼回来，他才又感到了踏实。这天傍晚他看到她散步去了，以为她会在路上等他，但是等他到了小路上，却没了她的踪影。不过，他看到路边有个干涸的泥凼，有人用棍子在泥凼里写了许多他的名字，还画了一颗被一支箭穿透的心。孙晓琼这种学生气十足的表达倒也直截了当，陶禄生恍然大悟，顿时心如兔跳。

两天后的下午，陶禄生以讨论一份材料提纲为名，把孙晓琼叫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厢房里。孙晓琼像做了坏事被擒获的孩子，红着脸垂着头坐在他面前。他很喜欢她，他要对她含蓄的表达作出回答。他应当真诚地感谢并且接受她纯洁无瑕的爱。然而，斟酌再三之后，他说出了一番事先并未打算说的话：“小孙，今天找你来，是有些想法想跟你交换。你晓得，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斗争复杂，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在这种时候，不应当过多考虑个人感情。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影响了工作。我们穿草鞋、吃粗粮，生活还相当艰苦，与那种浪漫的东西格格不入……”

孙晓琼红红的脸慢慢就白了，细密的牙齿咬着下唇，眼里噙了泪水，不待他说完，就起身道：“陶区长，您不用多说，我懂！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怠慢工作的，您放心，我再也不允许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说完，转身快步走出门外。

陶禄生自己也傻了，他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也许是环境使其然，在这间屋子里，他没法忘记自己是个区长，才说了这些话。不过这些话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它们均出自肺腑，问题是他肺腑里还有一些话要说，那些话定会让孙晓琼破涕为笑。可是孙晓琼误会了他，不让他说完就走了。陶禄生惘然若失，心想下次有机会再向她解释清楚吧。

殊不知，机会往往只给你一次，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这天陶禄生从青龙山下来，孙晓琼来他办公室，声音怯怯地道：“陶区长，我有件私事，可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陶禄生忙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孙晓琼顿了顿，说：“今天你不在的时候，耿县长来检查工作，跟我讨论了政务院颁布的《婚姻法》。”

陶禄生噢了一声，望着孙晓琼：“耿县长他有这个兴趣？”

孙晓琼说：“他兴致还很高，说这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也是男人们追求幸福的保证，因为恋爱可以自由，婚姻也可以自主了。耿县长说他是包办婚姻，老婆比他大，又黑又丑，虽然儿女都有十几岁了，但他还是要自己的幸福。他说他要离婚，再跟自己的爱人结婚。他已经有了一个目标，说一结婚，就可以把她调到身边工作，亲自培养她。他问我，愿不愿意到县政府秘书科去工作？要我在三天内作决定，有了我的回答，他才回县里去。陶区长，你说我怎么办？”

陶禄生非常吃惊，脑子里一片混乱，仓促地道：“这事，只能由你自己做主。”

“我不晓得怎么办，你是我的领导，我请你帮我做主，我听你的。我也给你三天时间，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孙晓琼丢下难题走了，陶禄生陷入苦恼的漩涡之中。他实在没有勇气作出决择，和顶头上司抗衡，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可是让孙晓琼俯首听命也同样难以想象。两难之中的陶禄生无所适从，内火郁积，一夜之间竟起了满嘴水泡，苦不堪言。

第二天他穿起草鞋准备进山，企图避开耿永强的时候，耿永强却主动找他推心置腹来了。一开口，就问陶禄生：“听说，你是于亚男培养出来的？”他很清醒，利索地否认：“不，我是党培养出来的。”耿永强就表示赞赏，说这样就好，于亚男已被拘押审查，是省委直接办理的案子，没有瓜葛最好。他告诫陶禄生：“南方地下党情况复杂，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你应当多与北方来的同志接触，多向他们学习。”接着，耿永强回忆起他在胶东半岛的斗争事迹，有多少次死里逃生，又有多少次负伤流血。“现在好啦，革命取得了胜利，血总算没有白流！我们浴血奋战了那么多年，使人民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也该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考虑考虑啦！”耿县长感慨地拍拍膝盖，搂住陶禄生的肩膀，坦率地把他看上孙晓琼的事说了出来，问道：“小陶呵，你看：我既没有三宫六院，也不奢望三妻四妾，为革命流了那么多血，吃了那么多苦，找个年轻有文化的女子作爱人，这不过分吧？”

陶禄生硬着头皮低声应道：“不过分。”

“就是嘛！可小孙思想上还有点问题，我当然不会强迫她，婚姻自主嘛。其实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我虽然年纪大一点，但职务比她高呵，我可以帮她进步，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嘛！听说，她比较听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照顾领导的生活，也是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嘛！”

耿永强注视着陶禄生，直到他点头应允，才拍拍他的肩离去。

陶禄生的应允自然是虚与委蛇，然而孙晓琼的命运还是由于他的一句话而注定下来。这天傍晚区政府摆了一桌酒为耿县长送行，陶禄生和孙晓琼都被拉上了席。酒过三巡，耿县长突然红着脸说：“小孙呵，三天已到，考虑得怎么样了？”

孙晓琼却直愣愣地盯着陶禄生；“这事我跟陶区长说过了，我听他的。”

陶禄生尴尬而慌乱：“这、这事怎么能我说了算呢，我看还是听、听党的吧！”

耿县长双手一拍：“好，那就听党的！老李，你是区委书记，在青龙镇你就代表党，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李世杰端起一盅酒笑眯眯地起身：“小孙，耿县长对你一见钟情，是好事加喜事呀！打起灯笼都找不到呢！我看，我们就提前喝了这杯喜酒吧！”

孙晓琼白着一张脸，瞥陶禄生一眼，默不作声。

耿永强就举起一盅酒伸到她面前：“小孙，党的话你都不听啊？你别看我是一县之长，其实和气得很，你是不是有点怕我？不怕就喝了这盅酒。”

孙晓琼猛地举起酒杯，酒洒出来一半，李世杰连忙鼓掌叫好。孙晓琼冲着一桌人说：“革命先烈上刑场都不怕，我还怕这盅酒？！”说罢仰头一口喝尽。从这一刻起，她再也没有看陶禄生一眼。

回到县城萸江，耿永强就向山东老家的小脚妻子和地方政府写信要求离婚，山东的回信还未到，他就急不可耐地与孙晓琼办了结婚证。婚礼之夜，蓄势已久的耿永强锐不可挡，娇嫩柔弱的孙晓琼则不堪一击，痛苦的呻吟令听壁脚的人面面相觑。

某天夜里，陶秉坤关紧门窗，抱起那只藏钱的坛子往床上一倒，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刨花一样蓬起一大堆。他倒抽一口气，几乎被自己从未有过的富有惊呆。他简直要怀疑这些钱的来路了。他小心翼翼地将钞票一张张抻平，叠好，然后用他粗糙的指头一遍遍地数。每一次数，最后的数目都对不上，但无论哪一个数字，对他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索性懒得数了，找出记帐的小本子，再拿来一个油漆驳落、祖传的小算盘，一笔一笔地查找这些钱的来历。

拨拉一阵算盘珠子后，陶秉坤心里稳妥了，喜不自胜地嘿嘿直笑。这些钱，每一张都是全家人汗水换来的。这一年里，不算打柴、卖树得的钱，光棕片就剥了三担，黑茶也采制了两百多斤，加上行情看涨，价钱卖得高，票子就大把大把地搞回来了。年景又罕见的好，风调雨顺，田里山上都是好收成，仓里堆满了谷，屋檐下挂满了尺把长的玉米棒子，金黄灿烂耀人眼睛。还不算栏里两口大肥猪呢，过年时杀一口，腌成腊肉挂在梁上一熏，消消停停可以吃一年；另外一口赶到小淹卖掉，不又是一摞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