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秉坤在溪畔沙洲上燃了一堆火，将他捕获的十几条蛇连同那只箩筐扔进了火里。然后，他为幺姑办了石蛙溪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丧事，唱了三天三夜的道场，才由三眼铳、响器班和八个精壮丧夫把她热热闹闹地送上陶家坟山。在“五七”里，他每日给幺姑戴孝，每餐饭前，都要给幺姑“叫饭”：在桌上摆副碗筷，象征性地装点食物，然后就喃喃念道：“幺姑，吃饭了，今天有你喜欢吃的辣椒炒虾米呢。”或者说：“幺姑，你的牙不是吃不得硬的么？我给你熬了粟米粥。”直到全家都吃完饭，才将那副碗筷收起。餐餐如此，一点也不马虎。

幺姑走了，陶秉坤也就真正地苍老了。这种苍老不仅仅是皱纹、白发和蹒跚的步履，它更多的表现为心灵的疲倦。他破天荒地懒了床。福生牵着牛上山吃露水草去了，他才有气无力地起床，坐在门槛上发呆。晨雾笼罩的村路两旁，许多热气腾腾的牛粪狗屎在等着他去拾，他却一反常态地无动于衷。当他披着褂子慢慢吞吞出现在村里时，人们几乎认他不出了。这个佝偻着腰，眼珠浑浊迷蒙，手脚骨节突出，像老在路面上寻找东西的老倌子，是陶秉坤吗？人们哂笑，逗他：“喂，秉坤老倌，丢元宝了么？”他严肃地摇头。他确实丢东西了，那东西是什么他说不清，但他晓得它比元宝贵重得多。他的忘性也不知从身体的哪个角落跑出来了，出门做工夫，往往走到半路才记起没带工具。手脚迟钝，眼神更是雾得厉害。一日他居然看出幺姑在菜园里摘辣椒，就一边过去一边幺姑幺姑地喊，直到秋莲大喝一声：“爹，我是秋莲呢！”才晓得上了眼睛的当。

“五七”忌日一过，陶秉坤就把玉田玉山和秋莲叫到堂屋里，说：“你们娘走了，这屋里也没个内当家了，爹的心也被野猫子叼走了，我看，分家算了。爹没本事，忙碌了一辈子，还是这么一丁点家产，怎么分法，你们商量着办吧。反正爹什么也不要，给谁做工夫，就到谁家吃饭。”

秋莲有些急，叫道：“爹，这个家不能分呵！一分我们就没主心骨，人气一散，家就会败了！”

玉田和玉山也附和称是。陶秉坤感到意外，怔怔地瞪着儿媳妇。

秋莲眼一红，说：“爹，我晓得你看不起我，我是不如娘会操持，可是我可以学呵，过去我是想操持也插不上手，只能敲边鼓。如今娘走了，还有我嘛，我是长媳，理应挑起操持家务的担子。爹要信得过，就让我做内当家，缝衣做饭喂猪种菜都算我的，家里一切大事，当然还是听爹的。”

陶秉坤问：“玉田，玉山，你们的意思呢？”

两个儿子异口同声说要得。

陶秉坤就长长地松一口气，点头道：“那就这样吧。”

秋莲又说：“我还有句话，不知爹爱不爱听。”

陶秉坤说：“你说吧。”

秋莲说：“爹，娘走了，我们晓得你心里苦。可娘不在了，还有我们，还有好多日子要过咧！要是您心灰意懒，百事不管，就会散伙败家呢，娘在黄泉之下，也会难过的，您说是不是？”

陶秉坤愣了一下，儿媳的话令他刮目相看，他瞥秋莲一眼，闷声说：“你看爹是那样的人吗？”

几天后，陶秉坤佝偻的腰忽然直了，把剃刀磨得锋快雪亮，唤道：“玉山，来帮我把头发胡子全剃了！”玉山就把父亲的脑壳洗湿，从上至下把所有的毛发都剃了个精光，只留下两撇稀疏的眉毛没有动。年过花甲的陶秉坤顿时年轻了几岁。他照照镜子，情不自禁地咧嘴一笑。秋莲说：“爹，好久没见你笑了，是有什么喜事吧？”陶秉坤说：“是有喜事呢，你娘昨夜里托梦给我了，她说她在那边找过阎王，也见过土地菩萨，说她打听过了，我还有三十几年好活，还说过两年我们就会置地发家呢！”秋莲惊喜得有点夸张：“哎哟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咧！”

陶秉坤嘿嘿地笑，他一笑，全家人的脸都开朗了。

山上枫叶泛红之时，陶玉田收到了蔡如廉的来信。蔡如廉时隔二十年后又官复原职当了县长，便想到了他这位老下属，力邀他重返萸江干抄抄写写的老本行。蔡如廉还特别强调萸江有基督教信义会公会，是全县福音堂总堂，卜赖恩牧师也到了那里。蔡如廉在信里说：“这里离上帝更近，你用不着跑十几里路去做礼拜。快来吧，我就缺你这么一个人。”

陶玉田便去问陶秉坤：“爹，你看我去还是不去？”

陶秉坤说：“怎么不去？在县里拿薪水不比在家里种田强呵？去！”

陶玉田于是带着简单的铺盖，搭船到萸江，回到二十年前搬走的那间小屋里。二十年的光阴似乎对这里没有多大影响，只是院子里的树长大了一些，前院那栋砖木结构的办公楼里进出的人多了一些。陶玉田在秘书室上班，却没有秘书的头衔，清闲得很，一连几天也没抄写几个字。他为这种清闲感到不安，在一天傍晚见蔡如廉屋里没人的时候去找他：“蔡县长，您没有给我安排具体事做呵？”

蔡如廉说：“玉田呵，我之所以没让你恢复原职，是考虑到你不适应呢。如今的秘书大小是个官，是官就要学会两面三刀奉承谄媚尔虞吾诈，你不是别人的对手的。”

陶玉田说：“我不是这意思。每天拿了钱不干事，我于心不安呢！”

蔡如廉笑道：“你还是那么本分。你不干事，对别人没威胁，别人才不在乎你，你也才越安全呢。其实，我是看你在乡下太清苦，有意给你一个闲职，来领一份薪水的。”

陶玉田搓着手：“白拿政府的钱，我总觉得不是滋味……”

蔡如廉用手梳梳大背头：“玉田，你不必太认真。时局如此动荡，国民政府也不知还能维持几天，我当这个县长，也是身不由己，受命于危难之际，能混一天就算一天吧！”

陶玉田说：“别人不会说闲话吧？”

蔡如廉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县里的事除了县党部就是我说了算，谁还敢说三道四？其实你不必坐班，每日点个卯就行，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你不是信教么？心里有事就到教堂找牧师祈祷忏悔去吧。”又苦笑着补一句，“你比我强咧，你还有个上帝，我连上帝也没有。”

陶玉田立即道：“只要你要上帝，上帝就属于你。”

蔡如廉手指着他笑道：“你呀，真成忠实信徒了，想向我布道是吧？我如今谁也不信。”

经蔡如廉这么一说，陶玉田心里稍安。他基本上每日只上半天班，而把更多的时间献给上帝。教堂座落在城郊一个小山凹里，尖顶上的十字架老远就能望见。山凹斜对面就是托举着萸江中学的山包，他去教堂，要从山包下边过，能听见琅朗朗读书声从头顶飘落下来。陈梦园去世之后，萸江中学已改为官办的县立中学。在教堂听了卜赖恩牧师阐释教义之后，他时常散步散到学校周围的松林里来。他抚着树皮皴裂的树干，仰望沉郁苍绿的树冠，闻着松脂的清香，沉浸于一种幽深的意境。林间隐约的小径上，他似乎依稀看见自己二十几年前留下的脚印，他朦胧地记起他在这里写下的几句诗。土墈上有棵一抱粗的梧桐树，他准确地在树干上找到三个字：陈秀英。这是他当年暗恋陈秀英时刻下的。他默默地注视片刻，就离开了它。其实他到这松林里来，与其说是缅怀过去，不如说是来享受一番天国般的宁静，这宁静与上帝给他的心灵抚慰十分契合，几乎浑然天成。

陶玉田开始到信义医院做义工。信义医院是教会医院，就在教堂相邻的山脚。每当领了薪水，陶玉田就把其中的大半寄给父亲，余下的除留下部分零用钱外，都拿来买水果糕点和日常用品送给医院病人。起初义工的内容只是帮医院洗洗被单，清除垃圾，帮助病人大小便之类，后来根据卜赖恩牧师的提示，他们还搀病人散步，陪他们聊天，读读《圣经》，给他们一点精神安慰。有一位痨病患者，住在隔离间，医生不允许与他接触，但陶玉田以他的真诚说服了医生，他说他也是上帝的子民，不能置他予不顾。可那位姓曹的痨病患者拒绝他的光顾，不允许他进门。陶玉田隔着门上的小玻璃窗说：“老曹，我是来帮助你的呢！”

老曹温和地笑道：“谢谢你，我不需要帮助。”

陶玉田固执地推开门：“人人都需要帮助，帮助你其实就是帮助我自己呐！”

老曹溜下床对他挥手：“别进来千万别进来，我会把痨病传给你的！”

陶玉田说：“你就因为这不让我进来？哦，上帝已在你心中了！”

“我的上帝跟你的上帝可不一样，”老曹见他已进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一定要来，就请戴上口罩吧。”

陶玉田作了让步，戴上了口罩，饶有兴趣地问：“老曹，你的上帝是什么模样？”

老曹笑道：“我的上帝呀，是个穿补巴衣的穷汉子，一只手拿镰刀，一只手握铁锤，日夜不停地劳作，创造着我们这个世界。”

这话陶玉田听来有些耳熟，但他无心深究，他将老曹的房间清理了一番，然后陪他去医院旁的桔园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走了一圈，老曹就有些气喘，脸也愈发酡红，便坐到石凳上歇息。这时陶玉田将口罩扒了下来，他认为戴口罩是对老曹的歧视和不尊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老曹处在上风，结核杆菌从老曹气息中呼出来，随风飘入了他的呼吸道。就像一粒种子播进了土地一样，那菌种植入他的肺部，一年后就将生根发芽，在他脸上开出两朵不幸的红晕来。

一个礼拜后陶玉田再去医院时发现老曹和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在桔园里交谈，就没有去打扰他。那女人好像年纪不小了，举手投足间有股他熟识的韵味。在哪儿见过呢？他想不起来。他去了老曹的房间，想将老曹的被套床单换下来洗了，抽床单时他想起来了，那女人的身姿像陈秀英。可怜的秀英去世多年了，要不年纪也与她差不多。他暗自嗟叹，去拆枕套。枕套抽下来，里面有纸的摩擦声。他把手伸进去，摸出几张道林纸，上面有着许多小字，油印的。凑到眼前仔细端详，标题赫然在目：《将革命进行到底》。门外已响起老曹的声音，他急忙将那几张纸塞进枕套，把枕芯重新套进去。

老曹进门来，见陶玉田面色有异，笑道：“玉田，用不着紧张，人人都有自己的‘圣经’，你说是不是？”

陶玉田稍微镇定下来，点头：“是呵。只是把你的‘圣经’放好，莫让别人拿走了。”

当他再次去医院时，老曹已经从医院消失了。

清明过后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降临在陶玉田面前。这日他因为没能在清明这天回家给母亲祭坟尽孝而郁闷不乐，就沿着街道去散心。出县政府时就感到气氛不对，门外站了几排县自卫团的兵丁，警察也在街头东张西望。到镇龙桥一看，桥头桥尾都布满了军警，而口号的喧嚣声正从萸江中学方向传来。他从桥檐下望出去，只见学生们摆着四路纵队，打着旗帜，举着横幅，浩浩荡荡喊喊嚷嚷直奔桥西而来。他有种梦幻之感，以为自己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学潮之中。他还在愣怔着，学生们已冲破了桥头警察的阻拦，涌进了桥内，像一股暴发的山洪，势不可挡地顺着桥面向县政府这一边流泻。陶玉田赶紧窜出镇龙桥，躲进县府对面的酒馆里。

示威的学生们很快冲到了县府前，与持枪守护县府的兵丁们形成了对峙。县府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学生们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愤怒声讨南京‘四·一’惨案的制造者！”，“为‘四·一’惨案死难学生志哀！”。一个小小县城的中学学生竟示威反对政府，他们哪来这么大胆子？陶玉田吃了一惊。但更令他吃惊的事马上发生了：一个男学生攀上了石狮子的底座，一只手抱住石狮子的头，另一只手攥着拳头举起来，带领所有的学生大呼口号。他定睛一瞧，那男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小儿子陶禄生！

一股凉意沿着大腿升起迅速穿过脊梁，直抵后脑。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顾不得多想，埋头就冲进人群中，仄着身子奋力挤到石狮子前，一把扼住陶禄生的右腕，将他拽下。他突然间变得力大无比，就像二十多年前陶秉坤轻而易举将他拉出示威队伍一样，他也轻而易举地把儿子拖到了酒馆里。

陶玉田既惊愕又气忿：“禄生，你不是在汉口三叔那里读书么，怎么在这里？”

陶禄生眼睛还望着县府大门：“我回萸江读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