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任期的罪行（在通辽）：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南警备军管辖区域是兴安南省和兴安西省全区，司令部在通辽。部队是骑兵第三、第六、第十、第十二各团，山炮独立第一连，军事部病院等。

同年春，我带领一个团进行乘马演习（在库伦、东科前旗、东科后旗境内），共一个多月，目的是训练士兵的乘马技术，增强行军能力。

同年四月中旬，奉治安部命令，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别府等地见学，约一个月。见学的目的主要是对伪军军官讨伐有功者的慰劳。在大阪除参观造币厂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行动。在东京参观了士官学校和骑兵学校，并到陆军省访问。我还特地请了两天假到长野县探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同年夏，诺门汉事件发生后，我奉治安部大臣命令，派出骑兵第十二团（团长胡福泰中校）以下三百多名，到阿尔山车站保护军事物品。同年八月在诺门汉的兴安部队士兵，纷纷自由脱离战场，随意退回后方，无法收容，军管区司令官命令我负责去收容这些士兵，我带同教官和副官各一名，宪兵三名和学生士兵等共约十名到索伦北金银口附近，收容了三百余名教导队的士兵。这时没叫宪兵到现场。同月下旬带了十一名部下由王爷庙乘马到突泉县，收容了约三百名士兵。这时斋藤上校等十余名先到突泉从事收容工作，我到达后协助我办理收容工作。九月中旬回到通辽时，我的伪十二团一部分和其他联合的二百多名退回通辽街，不归兵营，我下令给他们两个月的假解散回家，他们到期又都回来了。九月下旬，我又到开鲁县去继续进行收容工作，这时军管区派来了一个连到开鲁，帮助我进行收容。我在这地区只收容了二三十名，其他一无所获。九月下旬回到原驻地通辽。这时金川耕作中佐充我的顾问，我告诉他，还有没有收容完的吉宝以下十七名在通辽北五十里地方，其他全部收容完了。金川即带参谋长去收容他们，但他们不答应，因此，金川带参谋长到查布干庙，指挥该地的一个连兵力，把十七名全部枪杀了。收容完毕的士兵除在王爷庙被伪宪兵分团逮捕送法院三名上等兵以外，其他均没有任何惩罚。

同年冬，担任兴安西省和南省南半部的一般防卫任务，我兼充防卫司令官，在开鲁召开了防卫委员会议，我任委员长，省次长、警务厅长、参谋长、各旗参事官等任委员，讨论了一般防卫任务，即战时物资动员计划，警备道路情况，粮食储存情况，思想对策等问题，我鼓励行政机关要积极去完成任务。

一九四〇年初我视察属下各部队及西省各旗公署。我在这一年期间对部下实行奴化、法西斯教育、赤诚效忠日寇和伪皇帝，给人民增加了莫大的痛苦。

七、在陆军兴安学校校长任期内的罪行（在王爷庙）：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转任王爷庙陆军兴安学校校长。学校的组织如下：

校长以下约共一千三百人。

教育目的：是要教育出有文化、有军事能力的军事干部，来增强伪军的战斗力量，使之镇压人民，扫荡一切不利于敌伪的反满抗日势力，成为赤诚效忠日帝的人物。

教育内容：军事学、普通学、军事训练、精神教育。

教育期间：少年科四年，预科二年，本科二年，共约八年。全部用日语上课及教练。

我任校长期间，积极地执行了教育方针，教育出军官约三百名，军士约三百名，充实了伪军的力量。我并以唯神之道，武士道精神，或成吉思汗的侵略主义、英雄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教育的内容，使学生不仅变成敌伪忠实奴隶，还养成了他们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一九四二年在学校内设立了“元神庙”，以供“天照大神”，作为学生的精神资料，每日要向这个庙参拜。我还参加了建立成吉思汗庙的活动，当了建立成吉思汗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每年学校有定期的游泳演习、水马演习和现地战术等，每回我去视察几天。每年初在长春军事部开一回校长会议，我去参加会议报告学校的教育概况，并听伪军政部大臣和军事最高顾问的训示。内容大要是巩固日满一德一心，共同防御等。一九四二年夏，伪皇帝溥仪到我学校巡狩，我领导全校学生实行攻防演习，给溥仪观看。我在学校的三年期间，一心一意实行奴化教育，使学生变成半日本人。还受我的影响，许多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严重罪行之一。我初任学校校长时，还在研究部研究了对苏作战法，但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对苏作战这件事就不研究了。

八、在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任期内的罪行（在通辽）：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转任为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同时担任西南防卫军委托给的兴安西省和兴安南省南半部的一般防卫任务。我到任时前司令官郭文林并没有交代任务，仅有日寇戒能参谋向我报告管内情况。当时的情况是：林西北有一个教会附近的村落里，隐藏着若干反满抗日分子；开鲁、鲁北间三百多里的公路，正强制附近的老百姓在修筑中；此外，管内的治安状况基本上还良好。我任期内对部队官兵实行奴化教育，强化部队的教育训练。司令部和各部队里建立了元神庙，用唯神之道和武士道精神来教育士兵，巩固了伪军的力量。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夏，实行了征兵检查工作，每次派出六个征兵检查班，两次共征了壮丁约六千名（概数），半为汉人，半为蒙古人。汉人约三千名交给伪第三军管区，我军留约两千，其余约千名交给伪第十军管区。每次开始检查后，管区征兵检查官（军管区司令官）须亲自到某几个地区去视察工作。

一九四三年夏我到西科中旗检查该旗的防卫状况，召集旗长、参事官、警务科长等听取报告后实行了动员演习，强化了地方行政人员动员的计划。同年夏，到奈曼旗公署，也实行了同样的工作，也教育了该旗的行政人员。一九四三年冬，我伪军管区陆军看守所寄押的四名犯人（一名是蒙古人，其他三人是汉人经济犯），偷了武器仓库中的毛瑟枪五支，子弹五百粒，将看守所的门破坏了逃去。发觉后我通知宪兵、警察，并派出二十余名伪兵，跟宪兵警察协力追捕，第三天在通辽西南约五十里附近发现了该犯人，双方交战后不久把该四人全部枪杀了。我还在军法会审起诉了不少人，判处徒刑，但人数、罪名确实记不清了。

一九四三年秋，解除了我的防卫司令官的任务。同年冬天，我以参议的名义参加了在开鲁召集的防卫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是省长、参与官、旗参事官、警务厅长、旗警务科长等组成的。会议讨论了战时动员计划、警备道路修筑计划、粮食保管状况等。

我任防卫司令官期间，领导督促行政机关执行了粮食出荷工作，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在鲁北、林东一带的人民（特别是汉人多），因没有吃的，向热河通辽方面移住的很多。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情况，饿死的也有不少（人数我不知道）。鲁北、开鲁间修公路，均强迫附近的老百姓劳动，使他们种不上地，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我为了讨好日寇，为了升官发财，而残酷地去压迫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月晋级中将。

一九四四年正月和一九四五年正月，我参加过长春的伪军管区司令官会议，我报告了管内地方治安和部队训练的情况，并聆听了伪军事部大臣的训示。一九四五年七月末，伪军事部将第二师配属于我的军管区，交接的手续尚未办理，就因苏军进兵东北而告停止。总之，我任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期间，又兼任防卫司令官，并指挥行政机关，压迫残害人民的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木里图黑站被苏军俘虏。

（摘自《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央档案馆编2000年7月）

多田骏

川岛芳子时期的日本社会较为歧视女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一个女人想要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事业是十分不容易的。狡黠的川岛芳子首先做的就是给自己找一座靠山，依靠着强大的靠山她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川岛芳子一生中都在不断的寻找靠山。这些靠山里川岛芳子最倚重的恐怕就要属多田骏了，从某种角度说，多田骏的宦海沉浮直接影响着川岛芳子的人生起落。

多田骏（1882～1948），日本帝国陆军大将。中日战争开始时的总参谋部次长。宫城县人。仙台幼年学校第一期生、1903年11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708人中第35名），翌年3月18日授予炮兵少尉军衔，任野炮兵第18联队附。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任炮兵中尉。1909年11月26日毕业于陆军炮工学校第15期高等科。1913年11月26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5期（55人中第12名），升大尉。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部员，1917年，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1919年任炮兵少佐，出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欧美出差，野炮兵第2联队附，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陆大教官，1923年，任炮兵中佐，1928年野炮兵第4联队长，1930年，陆军第16师团参谋长，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1932年，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932年8月8日晋升陆军少将。野炮兵第6旅团长。1935年，支那驻屯军司令官，1936年，第11师团长，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参谋次长兼陆大校长，参谋次长，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支持战争扩大化，希望用谈判的方式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屈服。1938年底任第3军司令官，1939年初，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接替寺内寿一。1940年4月18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1年7月7日晋升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1941年9月2日转入预备役(以后务农生活)。1945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未予立案，后被释）。1948年12月16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多田骏是个中国通出身的军人。曾经三次到北京的陆军大学任教官。第一次是在1917年还是个大尉的他第一次到北京陆大任教，那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正厉害。1926年已晋升为中佐的他再次来到北京陆大，此时北京政府的权利掌握在张作霖的手里。第三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北京也已改名为北平。他和中国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本陆军大学校任教时，一次学员有末精三中尉（后来当到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问他如果俘虏了一万名中国士兵将如何处理。他回答说把他们的武器收了之后全部释放令其各谋生路。真可谓“仁慈”的军人。他是皇姑屯事件元凶河本大作的妹夫，与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亦是盟友。七·七事变后基本没有在陆军中央任职经验的他在石原莞尔的推举下担任参谋次长，和陆军军务科长的柴山兼四郎一起支持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认为对华战争只能消弱对苏战备，打下南京后，还一贯坚持跟蒋介石议，1938年1月15日作为参谋本部次长出席大本营连络会议，力主继续进行陶德曼调停，但政府方面(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外务大臣·杉山元陆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屈服了，次日，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宣言。和谈的路被彻底堵死了。1938年5月后多田骏和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不睦，经常发生意见对立。多田骏被赶出了中央，调到满洲珲春任第3军司令官。后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诺门坎事件后，证明多田骏这一派的担心是正确的，阿部信行组阁时由多田担任陆相的呼声很高，但昭和天皇先派阿南惟几找了当时的11军司令冈村宁次，冈村说他宁愿呆在前线，天皇于是内定了侍从长畑俊六任陆相，使他未能上任。要是多田能够当上陆相，也许石原莞尔的日子就能好过点了。他在北支那方面军任上，因为主力部队都摆在黄河边和卫立煌的中央军对抗上，让八路军抽冷在他后方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深感兵力不足的他在得到增援的一个师团后，打了一个中条山战役，肃清了中国中央系军队在华北的势力，使大批日军腾出手来，为他的后任冈村宁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下了基础。

日本战败后他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关押在巢鸭监狱。英美和他没什么仇，因此他也就没有被推上东京法庭。在他的中国通盟友土肥原、坂垣被处决前夕，他因胃癌病死于巢鸭监狱。

东条英机

纵观川岛芳子一生，飞扬跋扈的她游刃有余的游走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之中。似乎没有她搞不定的男人，只要男人见了她都立刻为妖艳的她所迷倒。但是，有一个人却使川岛芳子觉得恐惧，这个人就是战争狂人，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陆军大将、政治家，第40任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主犯之一，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昭和天皇最忠诚和最愚鲁的手下，长于行动，短于思考。在关东军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有剃刀将军之称。

将门子弟学校霸王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在其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东京。其父东条英教中将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德国梅克尔少校的得意门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着有兵法《战术麓之尘》。因受军队的长州阀排挤，不得志而死。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曾先后就读过东京四谷小学、学习院小学部、城北中学、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读书长进不大，打架斗殴倒是颇有名气，他小学院时期的老校长深井鉴一郎回忆起当时的东条英机时曾说：“东条君是属于好打架这一窝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属第一的。”

初次出阵

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而言是“命悬一线”的关键一战。而恰恰在这时，东条英机由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战时体制下的陆军士官学校自然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四平八稳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与训练了。为了排遣心中郁积的蠢动，利用星期天午后的半天假，东条英机经常和一群臭味相投的同党，到士官学校后面的市谷台高谈阔论。站在市谷台的山坡上，他们迎风眺望远方，在脑海中演绎着日俄战争的炮火烽烟；坐在石台上，捧一杯苦茶，耳听萨摩琵琶苍凉的《川中岛》、《城山》乐曲，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战场上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硝烟扑面而来……每每到了此时，东条英机便会跳出来向大家展示他那套并不十分专业的“神刀流剑舞”。众人的阵阵喝彩使东条英机忘乎了所以，极度的亢奋使他完全陷入对未来的狂想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