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因待遇不满，起兵倒戈，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而，张作霖并不甘心听命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现在，他羽翼已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张作霖这种做法使得土肥原贤二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

当国民革命军以怒涛之势北伐的时候，土肥原判定奉军绝非民族主义强烈的革命军的对手，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可张作霖大一统野心不死，对土肥原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4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当时的中国国家元首就这样被暗杀了。

但是，东北的局势并未因皇姑屯事件引起混乱，给关东军出兵干预的借口。相反，由于张作相的鼎力支持，张学良迅速站稳了脚跟，因家仇而决定了易帜。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开除出军队，土肥原则在军部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了惩罚。只是被解除顾问职务。1929年3月转任高田第30步兵联队联队长。

建立伪“满洲国”

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新军阀混战开始，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18日率奉军7万进关，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定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联合。1931年7月他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却使张学良把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8月，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制造了所谓的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9月8日，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3天后，土肥原即从东京紧急返回，根据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出任沈阳市长。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奉天城暂时恢复平静后，10月15日，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

对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废居天津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的时候，溥仪走投无路，是他亲自把溥仪接到天津日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举动深得溥仪好感；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予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11月8日，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天津。赶在营口港封冻以前回到东北。接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诱降了当时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使其参加了伪满四巨头会议，虽然马占山不久以后又重现反正，但已经不被抗日军民信任，黑龙江抗日军队各自为政，终于被少数的日军各个击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1932年2月16、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

策划华北自治

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向华北和内蒙渗透。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蒋介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件”——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回国后，他他曾经力劝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拉起了反蒋***联日的大旗。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

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于是，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的效果。

战场上的“明星”

1936年3月，二·二六事件后，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东京第一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州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这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介石下达手令：“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5月30日，围攻土肥原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围，6月9日，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灭亡路上高升

黄河决堤事件以后，土肥原被调回参谋本部，再次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当时日军在中国十分猖狂，不仅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且还分别在华北、华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土肥原为了在这3个伪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以吴佩孚为头目的伪中央政权，对吴佩孚作了许多诱降工作。但因为中国人民的反对，加上吴佩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土肥原的如意美梦才未能实现，这次诱降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

土肥原贤二受审

土肥原于1939年5月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驻扎在佳木斯。1940年9余额8日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0月28日）；1941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6月9日）；1943年5月，土肥原出任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扎在新加坡地区，统辖日本驻马来西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4月调回东京任陆军三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

1945年8月，土肥原任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军事参议官。1945年9月，在第1总军司令官杉山元自杀后，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他并没有发过一次言，全部审判过程都是由律师代理的。在中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执行法官先用英语，再用日语命令道：“土肥原贤二，原地转过身来！”

此时，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谁都无法知道。但此时此刻的他一定知道，这里是他人生的终点，丧钟正在为他隆隆敲响。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然后向执行官行举手礼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

执行官立刻按动电钮。绞刑台上的活动踏台猝然打开，土肥原贤二两脚悬空，整个身躯沉入绞刑台中……

甘珠尔扎布

甘珠尔扎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于苏鲁克大冷营子。13岁时，凭其父巴布扎布与肃亲王善耆的关系进了肃亲王府，后由肃亲王送往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在旅顺与肃亲王善耆之第十四女金璧辉（川岛芳子）结婚，不久又离婚。相处时间不长，无后代。1945年8月26日在木里黑土站被捕，1966年被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