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尽管实际上的肇事者是日方，日方却反咬一口，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方面，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方面进行所谓的交涉，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本一面派人与吉军高士傧交涉，除要求发给日本人“慰藉金”和赔偿金外，还要求中日双方议定《暂时维持治安办法》，其中规定：吉军除少数部队外，一律退离长春附属地三十里以外，以后中国军队进入长春附属地三十华里以内时，须经驻长春日本领事馆同意等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和抗议。

张作霖得知事件发生后，即严令奉军官兵不准外出，不准介入。

从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宽城子事件基本上是偶发事件，不像是日方为了支持张作霖而故意制造的。根据历史资料，在吉林孟恩远和张作霖因督军问题发生冲突前后，日本方面并无援张压孟的表示或迹象。而且孟恩远与日本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日本驻东北的军政官员中，有很多人都表示支持孟恩远。但突发的“宽城子事件”，却在客观上帮了张作霖的大忙。

面对日本政府的警告，懦弱的北京政府立即发布命令，以高士傧擅自调集军队进驻长春，激起重大事故为由，免去他的师长职务，以孟恩远督军不力，致使军纪涣散为由，责其迅速将督军职务移交给鲍贵卿。在内外交迫之下，吉林军队不得不撤离长春附近。防线出现了缺口，奉军有了可乘之机。

面临着始料不及的局面，孟恩远，尤其是高士傧仍企图继续顽抗，甚至扬言要和张作霖血战到底，即使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已输了一着，师出无名，加上吉军一些主要将领已为张作霖暗中收买，未战已露败相。最后，孟恩远终于矮下身来向张作霖求和了。1919年7月28日，孟恩远请其部下裴其勋作代表，打电话给张作霖，与之商谈“和平”条件。张作霖一方面故作高姿态，说免孟恩远之职是中央的命令，他也不得不服从；另一方面却坚持要盂恩远弃职离开吉林。他告诉孟恩远，只要服从中央命令，他一定保证孟的生命财产安全。孟恩远深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无可挽回，只好答应张作霖的要求。1919年8月5日，孟恩远将吉林省督军印交给鲍贵卿，然后偕同高士傧、高俊峰两兄弟凄然离去。张作霖不费一枪一弹完全控制了吉林省，实现了自己渴盼已久的“东北王”梦。

张作霖评定“人才”优劣，忠诚固然是第一标准，但也不是以善于逢迎为标准，而是以谁肯卖命，谁出力大，为衡量人的标准。

正是张作霖大力招揽“人才”，才使奉系军阀迅速扩大，并增强了战斗力，善于理财的王水江又为张作霖聚财，打下了经济基础，奉军才能三度人关，两度控制北京政府，称霸中国，成为东北王。

早在日俄战争后，东北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特定的时代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张作霖在夺取东三省的最高统治权后不得不和日本人打交道。

1916年10月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之前，张作霖为寻求日本的支持，一再向日本人卑躬曲膝，但日本内部对是否扶植张作霖，尚未达成一致。相当多的日本人支持宗社党和内蒙分裂者，搞满蒙独立，他们甚至把张作霖看成是日本扩张的障碍，要将张作霖置于死地。但也有一些日本人渐渐发现了张作霖对日本的潜在价值，提议把支持和利用张作霖作为日本进一步扩大其在东北侵略权益的途径。这两种矛盾的看法，一直持续到寺内内阁上台后才逐步得到统一。此后，日本基本上确定了在东北支持张作霖的方针。由于当时张作霖实际上尚未统一东北的军、政大权，日本同时在利用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吉林的孟恩远。在日本看来，只要是对扩大日本的侵略权益有利的人，都应该拉住。反之，东北的一些实力派在反抗张作霖称霸东北时，也都程度不同地企图寻求日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日本支持张作霖，当时还主要限制在东北这一范围内。至于在全中国，日本主要是支持和援助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换言之，就日本的整个对华政策而言，其着重点是力求通过段祺瑞及皖系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扩大日本在全中国、也包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

张作霖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和影响，自己要称霸东北，必须与日本人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取悦日方。在1916年10月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前，他的努力并不成功，日本政府并不重视他，有不少日本人甚至反对他，他也差一点因此而丢掉性命。如果从个人感情出发，在发生了暗杀自己的事件之后，张作霖应当憎恨日本人，反对日本人。但他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为了实现称霸东北的“大业”，他对日本的做法忍气吞声。张作霖的忍辱终于有了成效。寺内内阁上台后，风向终于变了，变得对张作霖有利了。

此后，在张作霖谋取东三省霸权的过程中，日本果然予以协助。当黑龙江省实力派许兰洲企图借日本的力量与张作霖对抗时，日本未加理睬，听任张作霖吞并了黑龙江省。本是亲日派的孟恩远也求援于日本，派人会见日本驻吉林领事深泽和日本驻军头目斋藤，试图以聘用日本顾问和中日在吉林合办更多的实业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又派人到北京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恳请日本站在吉林一边。尽管确有一些日本人力主为孟恩远撑腰，如日本驻吉林总领事森田宽藏，就曾于1919年给日本政府写信说：“如果目前孟恩远插足于张作霖和鲍贵卿之间的有利形势遭到彻底破坏，张作霖就会露出他的真实面目，那么我们的满洲政策将令人极为忧虑。因为张作霖所采取的立场，在每一方面都有损于我们的利益。”“我个人认为，当像孟恩远这样的老伙伴即将被除掉(而他正信心十足地跟着我们)，而张作霖即将实现他的野心的时候，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将为此而后悔。”日本政府却并未采纳森田的意见，而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婉拒孟恩远的请求。尤其是“宽城子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树立日本在华权益不容丝毫受损的范例，采取了强硬态度，客观上使孟恩远等人陷入了绝望境地，张作霖则坐收渔人之利。

张作霖自从来到北京当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之后，虽说圆了一场“总统梦”，但他却没过上一天安静的日子。内外交困，早已把这位张大帅搞得焦头烂额。如今面对国民党军队急风暴雨般的攻势，张作霖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和张学良、杨宇霆等人的苦苦相劝下，张作霖只好痛下决心：撤兵出关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妄图东山再起。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奉军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驻京各国公使、北京绅商及各法团代表时，宣布他即将离开北京，特此话别。在“致词”中，张作霖以极为悲痛的语气，仍念念不忘向各国公使表白他“讨赤”的反动立场和亲“帝”感情。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同时宣布目他离京后，政务交由国务院代行，北京秩序由王士珍组织维持会负责，并派鲍毓麟率一旅士兵协助维持北京治安。

6月2日，张作霖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在通电中，他虽承认连年战乱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却仍不忘把自己这个祸国殃民的军阀，打扮成一个为国为民的“爱国”志士，诡称：“自军兴以来，商贾辍业，物力凋残，百姓流离，饿莩载道，实已惨不忍言，若再不兴兵，尤大背息争本旨。且去岁添膺艰巨，本出救国之诚，今素志未酬，又何忍穷兵黩武，爰整所部退出京师。其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总之，共和国家主权在民，神器之尊，惟德能守，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但冀于民有济，无事不可牺牲。惟望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恶化不自我而兴，此则可告无罪于也。”

东北是日本人扼制俄国进攻中国，同时联合蒙古进入中国关内的咽喉之地，张作霖一回来，日本人的利益将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当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朝野一片惊慌。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决策”，并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日本军部决定秘密干掉张作霖，扫清侵略中国的第一道屏障。

一时间，承担“刺张秘密任务”的日本关东军紧急行动，企图在张作霖由北京返回东北的路上实施其罪恶。

这一罪恶计划的关键是弄清张作霖返回东北的行动路线、时间进程、沿途停靠客站等，然后选中秘密地点实施爆炸。

从哪里弄到这些重要情报？谁去搞这些重要情报？

日本人选中了川岛芳子。

一则因为川岛芳子曾经作为张学良偏房的候选人，与张少帅毕竟有那么一丝缘份；再则由于川岛芳于是肃亲王第十四公主，与帅府的接触不易引起怀疑。

主意已定，日本关东军特务便派川岛浪速的弟子关东军少佐堀田正胜返回日本，劝说川岛浪速，让其促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