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救了中国农民的命。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学者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勤劳、能干，大量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穿梭，抢占了不少市场。在8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即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自新中国成立后，东里村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当起了村支书。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了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焐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外面世界的富裕震动了这些未走出过沂蒙山的农民。之后，朱新礼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户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从村支书到果汁大王（李志刚拍自朱新礼办公室）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1000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除了40户葡萄种植专业户之外，其余七百多户人家的劳动力由这些工厂消化。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四百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500斤面粉。

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慨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他们如饥似渴地从文章里汲取思想与信念。“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解放了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际一直在解放生产力。”

“创业就是战斗英雄”。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那些我所见过的位于cbd、中关村豪华气派的写字楼，与汇源总部一比，空间都显得太逼仄。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2000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会展中心的风格则截然相反，一眼就能看出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都强调着这栋建筑的威严、庄重。会展中心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16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隆隆，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他没当过兵，这是他的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因为“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到好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进行激辩。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因而，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多数人仍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的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跑水果运输开始，朱新礼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于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已三年没开工了，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元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朱新礼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150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一样，“光想着媳妇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要求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立即出现大量的三角债。汇源有2000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吸引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

那时，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又做得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