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姨妈。2011年3月29日，黄怒波委托中坤员工蒋江洁到通贵看望段家。他原定要来通贵，但28日晚临时有急事，改签机票回了北京。段忠礼已在几年前去世，段忠礼妻子谈到“黄怒波”的名字，仍然激动地哭了起来。

在通贵村，农民用最淳朴的善良温暖了黄怒波。他沸腾的血液也逐渐平息，他学会了忍耐、宽让。以前读初中时，曾经有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一次上课把他惹急了，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一次一农妇与队长闹意见，黄怒波也在场。农妇很泼辣，大吵大闹，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杨怀忠说，按理说，一般年轻小伙子被撕烂衣服肯定会踢她两脚、打她两拳。黄怒波也是有脾气的人，但他忍住了没动手。

他天性中的善意也在复苏。在段忠礼家养病的时候，黄怒波听说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他哥哥接济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

当时黄玉弟已经工作，冬天很冷，他怕弟弟黄怒波冻着，就拉半车煤给黄怒波。但是，过了一周他去乡下看黄怒波，很惊奇地发现堆积在院子里的煤都没了。他问弟弟：“这煤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弟弟让相熟的村民每人带走几铲子煤回家取暖用。黄玉弟还曾用蛇皮袋装上半袋土豆给弟弟。过两天，他去见弟弟，发现土豆没了。弟弟告诉他，土豆送给了村民。

在这里，他真正理解了中国的农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有一年，黄怒波他们刚收割了麦子，就连下了十几天的雨。麦子在地里重新发芽了，麦粒里都是黏黏的浆，没法磨成面。农民站在地头哭，黄怒波也哭。宁夏只能种一季的麦子，这一年他们全白干了。“你想想这一年怎么活啊？”

插队的经历也培养了他不少技能。他当大队会计，管着每个小队每年的结算、分红，对成本有了基本概念。他当民兵营副营长、当大队干部，常组织数百人上工或者上千人开大会，也很好地锻炼了他的管理水平。黄怒波说：“知青是我一生最丰富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宝贵的几年，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涂老师深深记得，1976年黄怒波还在当知青的时候，在他家的平房外，在皎洁的月光下，黄怒波跟他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如果我黄怒波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报答你。”涂老师说，黄怒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4年，她女儿考大学的时候，黄怒波寄来了很多复习资料。女儿去北京读书，也是黄怒波接待、照顾的。他女儿当时男友的工作，也是黄怒波帮忙找的。

2010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涂老师重聚，他动情地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我记得，初中时一次到同学家玩，他母亲问我，这是哪来的野孩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

2008年7月，黄怒波回到了通贵，看到通贵的小孩上学条件比较差，决定捐款200万元建通贵幼儿园：“这是我欠他们的。”

他让黄玉弟具体操办此事。黄玉弟到了通贵，当地官员说：反正是捐的，你们把200万元给我们，我们来建学校，建完了交给你们。宁夏处于地震活跃区，按国家相关规定，震区学校要求防震八级、烈度六级以上。黄玉弟和他们一细谈，当地官员给的设计图纸远远达不到防震要求，他决定自己建。

黄玉弟决定自己建学校后，以后再找当地官员办事，就没有人答理他了。“相关手续，都是我一个一个单位跑，办下来的”。在建校过程中，需要将学校旁边的医院围墙上打个缺口，好施工。即使黄玉弟承诺帮对方还原，对方也不干，后来只好赔偿了医院十万元。“这事我都没敢告诉董事长，他知道了恐怕要气晕”。目前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3月29日，我到幼儿园时，几百名儿童正在操场上高兴地玩游戏。

打造宏村，一举成名。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30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和黟县梓路寺都是宏村的配套项目，杭徽高速（杭州到黄山）通车后，从杭州到黟县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

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始建于南宋，是皖南一座奇特的古村落，人工水系贯穿全村。1985年，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黄怒波作为中央讲师团人员曾到过宏村，那时给他的印象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徽派古村子虽然很破旧，但是太美了。有人说，宏村如果没有黄怒波诗人的眼光和情怀，如果当初只是一个商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不可能选中那里了。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虽然宏村规划成旅游景区，但因时间久，再加上缺乏资金，无法整饬。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

1997年，当时的黟县副县长姓杨，早年与黄怒波认识，希望黄怒波来宏村投资个十几万元。此前两年，黄怒波已经创办了中坤集团，并在宜昌、太原等地做房地产掘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代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在杨副县长的邀请下，黄怒波再次到宏村考察。中坤集团副董事长袁德津一同随行，他和其他高管见宏村是这么偏远、破败的地方，反对介入这个项目。“但黄总看问题，一是非常长远，二是预见性非常好。”袁德津说，“黄总当时认为，我们国家经济会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旅游肯定就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需要。另外，对于地方偏远，黄总当时也看到了，交通问题国家肯定会发展。”如今，宏村年旅游人数超过100万，黟县到宏村是平坦的水泥公路，路边开满了油菜花，司机开车速度能达到80公里每小时。

在黄怒波的坚持下，中坤进入了宏村。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他组织了全国知名的建筑专家以及徽派古建筑专家，制订了宏村景区开发规划方案，在黄山开论证会，同时由专家现场实际考察，经过论证，最后通过了景区开发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就花了三十多万。而宏村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才17万，并且全部返还给村民。

袁德津当时负责景区建筑、装修和古建筑修复工作。他们严格按照规划方案进行修复、后续建设发展。更换腐朽的大梁必须到山里找那些原汁原味的材料。中坤曾在宏村景区外建了高规格的公共厕所，但联合国申遗考察组来了后，认为有碍景观，要求拆掉。当地人说，这么好的厕所拆掉太可惜了。黄怒波命令拆掉厕所，按专家说的位置重建。为此，中坤多花了几十万。宏村的垃圾桶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与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想扔垃圾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它，如果不想就不会发现它。垃圾桶的用材、风格、摆放位置都很有讲究：“你要是无意中就能看到垃圾桶，就是我们的失败。”袁德津表示。

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票收入增长，特别是2000年年底申遗成功后的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村民眼红了，打出“北京人滚出去”的横幅，有的在街上泼大粪，接待游客时倒垃圾。因此，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另加10%分成。2002年，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县政府也坐不住了，要求重谈合同。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将门票总收入的33%返给地方。

黟县当地除了宏村外，还有西递村等古村落。2000年年底，西递村和宏村一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坤进入宏村之前，1997年西递村的门票收入已达到240万，宏村仅为17万。现在，宏村一年游客流量达百万人次，门票收入5000万元，超过西递村一倍以上。按合同，宏村门票收入33%返给了地方，加上税收，5000万元门票收入约一半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转型做旅游地产——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2009年房价疯涨，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黄怒波表示：“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比你更有钱的、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他反问记者，“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五万元一平方米，未来卖十万元一平方米也正常，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方米，是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