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7)

作者: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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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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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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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688字

自由的诗人。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大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黄怒波的办公室,写有北大现校长周其凤的题字“聚财难散财更难”等。从2006年开始,近几年,黄怒波在福布斯慈善榜上排名前十。


他对财富带来的自由感到满意:“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100亿与做一个亿又有什么差别呢?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想办诗歌论坛就办。他不喜欢为商,但也不喜欢做一个穷酸诗人。他常说“不幸为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浪迹山野的诗人。不过他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所知。他捐赠3000万元成立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其中向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捐赠1000万元,余1000万元委托中坤所属帕米尔国际诗歌交流中心(原帕米尔文学工作室)管理使用。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黄怒波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也有独立诗歌评论家认为,他的诗太直白了,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微博,只能说他爱诗爱思考。


2010年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一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盘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这些计划书,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中坤总裁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了一段公路之旅。他们穿过田纳西州,在宽阔的公路上奔驰。车窗外大片大片的森林、田野飞速地掠过,时不时有漂亮的独栋别墅在眼前闪过。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在酒吧里听歌手吟唱猫王的歌。旅程的尽头是田纳西的湖,湖水闪闪发亮。他们停留下来,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不能和这样的人讲价。


他相当随性,尤其是酒桌上。“我这人就是这样,要是投了脾气喝了酒,就会帮人办事了。”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2003年,黄怒波在新疆喝了六七场上马酒、下马酒,在酒桌子上喝高了的他一口应允了南疆克州、喀什、阿克苏、和田、巴州五地州的投资。尽管黄怒波本人已有南疆开发的计划,但看起来这个计划却因酒桌子而推进得太激进了。黄怒波宣称要在五至十年内对南疆投入14亿元2见《经济观察报》报道《黄怒波的南疆往事》。


他雄心勃勃,却未预料到很多事,尤其是政策政治问题。2006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一纸禁令,明确提出不允许企业经营文物景点,中坤当时经营的尼雅、小河墓地、唐王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均被归为整顿之列。在这些项目上,中坤已经有了较大的前期投入。黄怒波当即表示,全数无偿撤出。


2009年新疆“75事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新疆旅游迅速降温。中坤煞费苦心的宣传基本打了水漂。2004年至2010年,中坤在南疆投入了4亿多元,但经营惨淡,年年在赔钱。中途中坤甚至有撤资打算。“外界对中坤的非议开始增多。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名不副实、雷声大、雨点小,像一个骗子公司。‘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一位喀什的官员很婉转地表达了对中坤的评价,而大多数被采访的官员在谈及中坤时保持了沉默。”2


2010年,新疆重新稳定,新疆旅游重新升温。是年,中坤在南疆首次赢利,尽管数额很小,近百万元。这被黄怒波视作一个良好的信号见《数字商业时代》报道《中坤地产偷着胖》。


他不再被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苦难和麻烦的东西束缚。


1990年,他在城市出版社任副社长,发现下面有人倒卖书号。有上级来查,黄怒波就开放档案让他们查。这得罪了社里的人,他们想办法来干掉他,先拉他下水,不行;就干脆上告他,反反复复来人查他。“在这种体制内生活没有人格,八分钱一个邮票就能搞得你鸡犬不宁。”黄怒波感叹。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个商业活动开幕式,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像个土匪,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委曲求全必然有所图,那我不图你什么。我不要你的项目还不行吗?你再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中宣部的背景也给他带来一些好处,至少官员不会特别为难他。现在常有官员找他做项目。“那种心思存得很深的人也不来找我的。一般找我的,也是觉得我能把他们的项目做出彩,他有政绩。”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比较懂得政策。他的政策水平始终没有踩到地雷线,保证他的企业稳定发展。他不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什么原罪感,“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的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握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保守刻板,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黄怒波觉得,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确实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生存的空间,但也是体制给了你空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的确出现了很多违规违法的事情。因为很多规则没变,所以就有灰色地带,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创新,进行毁坏性的创新、带有某种不道德性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得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了。”


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在政治上有一点东西,这是荣誉感还是安全感?他感到疑惑。“现在企业家拼命保护的是自己的财产权利,保护这一权利在中国不被侵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移民,他有一种恐慌心理、不安全心理。”


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望,有些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热衷于官场,追逐名利,没有独立的传统,新社会文明从何而建?”


他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困厄里目睹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深受摧残,丧失了尊严,给他带来锥心之痛。他说:“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强调人的自由、人权,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将人格的尊严解放出来。儒家尊称君臣、父子,伦理都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从来没有鼓励过尊重任何一个人,给他自由的权利。所以,在当下的政府行为里,他会说谁挡我一年发展我就整他一辈子。他连这种口号都喊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尊重个人自由的概念。中国社会没有开始也没有去完成一个人性的启蒙工作。这是一个大课,必须上。”


孤独的登山者。


黄怒波向我描述了他在珠峰上看到的景象:早晨快七点的时候,天亮了,整个群峰都亮了起来,8000米的山头都在底下。阳光从云层下打到上面,阳光就在云层背上一闪一闪的,云层背面涂满了锈黄。黄怒波低头往下看,大本营就在脚下。他感觉人想飘起来,有往下跳的冲动。他吓得赶快下意识地检查保险绳扣紧了没有。那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


少年时代的黄怒波曾经两次面对死亡。一次是到贺兰山的树上摘杏,树枝断了,他从树上掉下来,掉到沟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躺在山上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拿土方童子尿给他喝。他运气好,醒了过来。喝了以后,他也是呆呆的,不知道疼。回家后,母亲几天没见他,以为他又出去调皮了,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他一顿。“文革”期间,黄怒波一次爬上报刊栏看游行,好多孩子爬上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报刊栏就倒了,下面刚好有一女孩和男孩经过,被砸在下面。报刊栏倒下的时候,黄怒波正低头看连环画,别人跳下去,他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躺在医院了,路过的那个男孩就在他旁边,大便都出来了,最后死在医院。“这个场景终生都忘不了。”他说。


“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好多次要死掉了,但都没有死。我就是觉得老天爷不让我死。我死都死过几回了,还怕什么困难!”黄怒波说。而在珠峰走神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