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母亲瘫痪后，潘诗麟想尽办法在农闲的时候挣钱。他利用下雨天，做木椅子来卖。做椅子的时候，11岁的潘石屹得打下手，帮父亲画线。一天，他对妈妈说：“人家小孩下雨天都去玩了，只有我爸要我帮着干活。”潘母严肃地告诉他：“你现在太小不知道，等你长大成人后就知道了，我们再辛苦，吃的也是干净的饭。你长大后，会知道你父母的饭是靠自己劳动、靠本事挣来的，是干净的。”

不干净的意思是，当时一些妇女跟村长、会计等村里有实权的人拉关系，靠这个吃饭。潘诗麟说：“农村里有些人吃饭肮脏得很，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她不一定能看到潘石屹长大。但是要让他知道，父母亲是正派人，靠劳动吃饭，饭是干净的。”这次过后，潘石屹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懂事了，再也不抱怨了。每逢下雨天，他就主动把木料搬出来，帮父亲做椅子。潘诗麟说：“在农村不努力就没法存活下去。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往前走，但是要走正道，从不想歪的、邪的点子。”

我没有问潘石屹是否还记得“吃干净的饭”的故事。

不过，潘石屹如此评价王石：“万科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和王石正派很有关系。我觉得，王石对万科的贡献、对房地产的贡献，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我推崇正派的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他喜欢跟任志强做生意：“和不正派的人合作，会怕他在合作条款上做些猫腻，得让你处处小心。可是任志强这人很正派，如果和他谈好了，他从不反悔，哪怕他吃亏了。”从潘石屹在万通当总经理起，任志强和他合作过四五次。“每次交易我们是很简单地解决一些问题，不像很多人需要长时间谈判，为繁琐细节扯皮。”

有一次，他俩的交易是在烟纸盒上写几个字就成交了。还有一次，在昆仑饭店咖啡厅的菜单子上写上几个字，双方签上名，几十亿的生意就成交了。

我问任志强，为什么喜欢和潘石屹合作，他说：“应该说我们都遵守商业契约，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不需要谈，这些是律师的事。我们只需要谈关键的价格问题，我也不操心，他也不操心。我和潘石屹相对比和别人合作容易一些。我们可能双赚，也可能我赚他亏，也可能他赚我亏，但我们说好的就不会反悔。”

家贫出孝子。

当我专门就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这个问题采访潘家父子俩时，和私下里聊天谈笑风生颇为不同，潘诗麟面对众多相机和身边的人群，很拘谨，说不出什么。

采访和拍摄安排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家餐厅，餐厅有三层楼高，正对着正阳门。正阳门的另一侧就是天安门广场。正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选择拍摄地址的时候，我问潘石屹，国庆期间这地方能进去吗？他说：“这儿相当于我的家，我想进就进。”前门大街是soho中国的首个自持物业，潘石屹在这个中国心脏象征的地段拥有五万多平方米商业地产。

潘家父子俩都穿着黑色西服、白衬衣、黑皮鞋。餐厅三楼在装修，地面杂乱地堆放着木头、电线。潘石屹小心翼翼地搀着潘父手臂，绕过杂物，穿过工地，来到阳台。潘诗麟72岁，头发稀疏，八字眉又粗又浓。他始终笑呵呵的，眼角、嘴角都是笑意，是“慈眉善目”最好的注解。仔细端详，潘石屹是年轻版的潘诗麟。可能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拍照，尽管这是儿子的地盘，潘诗麟仍显得拘谨，他双手下垂，有时用手扯扯衣角，时不时眼睛望向儿子。

每次拍摄前，潘石屹先双手扶着父亲，将父亲位置摆好；再检查父亲的穿着是否弄乱了。父亲扎入皮带的白衬衣有一块翘起的衣角，潘石屹细心地将衣角塞进去，抹平褶皱。他理了理父亲的衣领和袖口，再轻轻拍拍父亲的肩膀。之后，他自己才站好位置。在拍摄时，他会告诉父亲，眼睛应该看向哪个方向。

潘诗麟话很少，对摄影师很配合，让他站哪里就站哪里，丝毫没有百亿富豪老太爷的架子。问他话，他多数时候说：“这个场合我儿子来说吧。”拍完照后，潘石屹问父亲：“达达，要不要吃点饭去？”“达达”是天水话里的“爸爸”。

摄影师王涛感叹，潘诗麟一看就是老实忠厚的人，没有锋芒、没有棱角，“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潘石屹说他和父亲的相处是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没有西方的见面拥抱等习惯。“我和儿子好像表面上很一般，但心是相通的。”在14岁前，潘石屹与父亲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干活。这正是少年性格成型的阶段，父亲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父亲对我的第一个影响是快乐，好像他没有发愁的时候。我妈说，你爸永远是高高兴兴的。只有一天，妈妈说：你爸昨天晚上没睡着觉，米缸空了，明天要借粮了。另外，父亲对别人是非常慷慨的，尽管我们家缺衣少粮，可是周围的人有困难的话，我爸都会帮忙。如果说我家是小家庭，村里的二十多户人家就是大家庭。这在城市是没法想象的，城市里一个楼道的住户，相互不认识。村里的人不仅认识，而且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家庭发生事情，全村人都知道。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时，我们相互帮助。”

我几次造访潘诗麟的家。摆满书的书架上摆置着两张黑白照片，是潘石屹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潘老爷子一听说下棋，乐了，赶紧摆好塑料纸棋盘。我们两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下棋期间，他吩咐保姆准备我的午饭：“小李是南方人，今天就吃米饭吧。”我问潘诗麟：“潘老，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说：“我们习惯吃面食，吃米饭吃不惯。”

潘集寨前村支书、68岁的潘林书说：“潘石屹的性格和以前没啥变化，现在还是艰苦朴素。他家吃的、穿的，还是很平常，1995年、2003年我去过两次潘石屹北京的家，吃的就是面条。一般的人都吃肉，亿万富翁怎么会不吃肉？”

吃完饭，保姆收拾桌子。潘诗麟随手将地上的菜渣捡起来，丢进垃圾桶。保姆说：“爷爷，我来吧。”潘诗麟说：“小事。”

下午有一姓王的棋友来找潘诗麟。棋友已80岁，是一位老八路，住在附近。潘诗麟拿出一张照片给王大爷看，是潘石屹趁父亲和他下棋时，给他拍的一张照片。他笑得合不拢嘴：“你大儿子照得不错，把我照得年轻多了，看起来只有六十多岁。”潘诗麟在一旁含笑不语。

潘石屹跟家里人感情很深。刚开始，他一个月拿21元钱的工资，大妹上铁道学院，他每月寄给大妹10元。等他工资涨到40元，仍然分一半工资给大妹。从他在海南起，二妹则一直跟着潘石屹做，现在soho中国市场部。潘石屹老家的邻居，一位64岁的老太太说：“潘石屹妈妈瘫痪三十多年，他是个大孝子。”在北京，潘母外出，若潘石屹在，总是他推轮椅，不假手于人。

在潘石屹的眼里，他的母亲性格特别温柔，对人特别好，到任何地方都能和别人打成一片。就算重病住院，也会和同房的病人成为好朋友。“她从不和人吵架，家里人都认为她胆小，怕事，不敢惹别人。其实，她是非常善良的人。”潘石屹说。

我采访张欣时，请她说一件对潘石屹印象最深的事情。她想了一会儿，正色说：“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2008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儿子和母亲特别亲近的关系，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他对他妈妈的思念。”

潘母去世后，潘石屹带着母亲的遗物，把他母亲葬在家乡的玉米地里。农村里设有灵堂，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潘石屹带着张欣他们站在灵堂前。每个吊唁的人来，他都非常谦卑地表示感谢。张欣觉得，这是中国很浓厚的家庭情感的故事，母亲从农村出来，几十年一直坐在轮椅上，和家人特别亲近。大儿子肩负前程重担，每一点行动都渗透着对母亲的爱。

“我自己也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我想，这种母子关系，可能是全世界最最亲密的关系了。”张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