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会说算了，别跟国家较劲，犯不上，也不是我们家的。（任志强）他那韧性就是，这事我觉得对，我一定要坚持。”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经济都有用，你不能说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

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晖有时候劝阻任志强别说得这么犀利，委婉一点。任志强说：“别人都不说，你们还不让我说。”

他以前放炮时遇到麻烦，经常是华远的老书记周坚给他抹平。周坚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儿子。1996年，老华远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多家媒体和香港联交所收到一封揭发任志强1985年入狱的匿名信。周坚到北京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并从西城区检察机关取得无罪的证明，才摆平了这件事。周坚现已退休，我多次寻找未果。周坚退休后，任志强还有一批特别能干的人，对外沟通能力都很强，这也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一次，任志强告诉阎阳生：不说不行，人家以为任志强被抓起来了，所以还得说，不说对公司影响更大。阎阳生说：“任志强不怕麻烦，有一些事低低头就可以过去了，但他不低头。他就是这种牛脾气，其实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强说，他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不光是我父亲，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个观念。当他们对革命事业有追求的时候，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任志强有一个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于老农家里，后来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作出牺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数出千千万万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抛弃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精神。我想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参军的时候他打桥牌，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没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后后查了他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于是就有了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协。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说：“任志强应该是很纯真的人，因为我们都到了耳顺之年，都是60岁的人了，很清楚社会的险恶、站在对立面的压力和来自媒体的压力。但他单纯得像一个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样。他老捅窗户纸，你说他不童真吗？”

忠诚的少数派。

虽然任志强屡遭炮轰，收了网民板儿砖无数，他仍坚持他的少数派本色不改。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同读一个班，又同在一个地方插队。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的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者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粱等其他粗粮做的馒头。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论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这时任志强一个人一方，另外六人是另一方，他们开始争论。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咱们到底是吃的两面馍、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我不记得了，这场争论还是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一比六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顾公平，还是先公平后效率，这些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就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佬。”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来看，他的核心观点是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主张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成现在这样了。”

“我接受的是共产党教育，经历了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教育阶段，我从小就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努力为国家、党的进步和改革努力。”任志强说。他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这也许是他屡次对房地产政策进言的行动原点。

“年轻的一代总觉得反对就一定要打倒，根本不懂什么是忠诚性反对。”在谈到他批判政府的行为时，任志强这么驳斥，“改革是政府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在改革上和政府商量，怎么能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了呢？”

任志强的经验都来自于他的实践。他最初是很苦的，做小生意，在施工队干过。他对相关政策很关注，这不光是学术上的关注，还因为政策跟他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华润时期的老华远曾经占有北京房地产市场15%的份额，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老大。2000年前后，业界有“南王北任”、“南万科、北华远”的说法。这有点像“南慕容、北乔峰”，任志强狂迷武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见《地产江湖》，作者肖宾，长安出版社。2001年9月，任志强从华润辞职，老华远和华润分家。任志强带走了“华远”这块牌子，再次创业，成立新华远。尽管新华远发展很快，但像当年独占北京15%市场的盛况，是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在房地产界他曾经当过老大，很自负，所以他经常表现出一种得理不让人的态度，没理也搅三分。”阎阳生说。

虽然潘石屹说“20年前，北京每个区县都有两家房地产公司，但现在，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华远作为区属的房地产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的人生诉求或许就是做中国房地产的“国策顾问”，这是另一个领域的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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