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新任命的司法部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许多话题，包括当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让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部长职位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

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事件”即将接近尾声的阶段，我因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在开罗还有一个与萨达特的关键会议。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黑格非常坚持，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

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会谈事宜。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定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我觉得由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这些强硬的措施强加给满心不情愿的公众，至少是很尴尬的，而且我感觉我很可能最终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于大通本身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很怀疑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大通是否妥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总统的提议。几天以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威廉·西蒙—所谓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尔茨的职位。

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我谢绝这些官位有很大关系（包括1979年卡特总统跟我谈起的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职位），同时我对银行的承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我对大通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对与我共事和我为之效力的人们有一种责任感。此外，我极其喜欢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没有职责范围的大使”而取得许多成就，造福美国。

在银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经常代表银行会见我所访问的国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偶尔总统也会—请我代表他们执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务。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瓦文萨被镇压以后，我帮助维持了与贾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后门”的畅通；1981年年初，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要求下，我号召美国商业界支持牙买加新当选的爱德华·西加保守政府。

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里，许多人声称这些活动是不合适的，干扰了我在银行的职责。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动的结果是与外国政府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美国内部公私界之间的合伙关系。进一步说，我那些所谓的外部活动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好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银行在全世界的名声方面。

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

慈善事业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当时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参与让我有种巨大的满足感。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谜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从一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央巴卡帝洛中心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衡量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