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一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他那辆7人座克莱斯勒轿车配备了闪光灯、警笛和警方的电台，随时了解城市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灾。当他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他会改变方向，急忙赶到现场，带上他的消防头盔，开始发号施令。他非常投入，消防队员们并不介意，而纽约的人们—以及报界—喜欢这一点。拉瓜迪亚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有一次，他帮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烧的横梁压得无法动弹的消防队员。他对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时去举着旗子阻拦飙车的司机，给他们上一堂安全驾驶的课。

他的克莱斯勒是一间活动办公室。他在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拉上我，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车上修订他的回信，或者讨论某个他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常常会一路谈论经济问题，然后，当我们到达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个活动地点时，他就会跳出车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作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不是许多政客用于塑造形象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该设施是由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progressadminisra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所起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国家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这个行业的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因为拉瓜迪亚是发自内心讲的话，所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50多年来，摩西一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所有都要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处理。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致力于让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方面。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度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是，这种争执在涉及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四处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创收接近10万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求婚，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200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新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那段时光。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后来又为苏联）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美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ofdefense,healhandwelfareservices,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我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过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完全不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