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潮湿的夏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波坎蒂克，前往纽约市。家人和仆人们就能占整整一节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除了母亲、父亲和6个孩子以外，还有保姆、家庭教师、私人秘书、父亲的贴身男仆、女侍者、厨房女佣、客厅侍女和家庭女仆—各自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来照料在艾里的大约100个房间。我父母在1908年将它买下以后又大大扩建了一番。除了普尔曼式卧铺车厢以外，父亲还把一节车厢挂在火车上，里面是他从来都带着消夏的马匹和马车。有个马夫睡在那里，以确保在16个小时的旅途中不会发生意外。

巴港快车从华盛顿出发，中途在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停留，以便加挂卧铺车厢。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上车，夜里经过新英格兰，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我们会经过缅因州蜿蜒的海岸线，看着外面碧蓝耀眼的涟漪。

火车到达弗伦奇曼湾前的芒特迪瑟特渡口时，我们会激动地走出车厢，呼吸着缅因州空气中的香脂味，指着远处巍峨的卡地拉克山。父亲监督着箱子、行李、马匹被运下火车。我们每个男孩都会帮着提包裹走上“诺伦比加号”轮船，准备乘船上岛。

所有物品都安全上船后，“诺伦比加号”便缓缓地驶离码头，航行4个小时去锡尔港。渡船会首先停靠巴港，在那里，许多乘客会带着他们的老式箱子和其他物品下船。接着，“诺伦比加号”便调头前往锡尔港。最后，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便靠岸了。在经过了将近24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等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漫长的、美妙的夏天。

相比之下，如今从威斯特彻斯特坐飞机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我在锡尔港的家。虽然速度快了许多，但我还是怀念在火车和渡船上看到的景色和听到的声音，以及对缅因州漫长夏日的甜蜜向往。

我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锡尔港。当时有报道说，有一条死鲸鱼在附近岛屿被冲上了岸。父亲安排了一条船，带着全家人去看死鲸鱼。当时，我才3岁，被认为太小了，不能跟他们一起去。我记得自己站在码头，眼看着别人离开，痛哭流涕，向我的家庭教师哭诉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鲸鱼”，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看到鲸鱼了。

到了1900年，巴港已经成为新英格兰最时髦的避暑胜地之一，与罗得岛的纽波特齐名。同在弗伦奇曼湾蜿蜒的海岸线上，巴港到处都是围着山墙的富人豪宅，港口停满了大型耀眼的游艇；而9英里之外的锡尔港却安静得多，也保守得多。我父母觉得巴港太过华丽、太过炫耀，很少去那个地方。像无线电业的阿特沃特·肯特、金宝汤公司的多兰斯和芝加哥的波特·帕尔默这样的富豪家庭常常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乐队在他们豪宅外的水面上停留的游艇上彻夜演奏，人们通宵达旦地狂舞，快艇载着宾客来回穿梭，觥筹交错。

我父母反对这种奢侈的炫耀之举，尤其是因为他们大量供应烈酒，即便是在禁酒期间。关于巴港的上层社会，有许多谣传，甚至有人说肯特先生养了一个情妇！当然，对于这种流言，我当时年纪太小，主要是从我哥哥们那里听来的。

夏天，父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55英里长的马车道上—那是他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修建的—以及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naionalpark）里骑马、驾车。这些都是工程设计和细致规划后创造的奇迹，展现了海洋、山峦、湖泊和森林的迷人景色。

父亲不喜欢划船，很少在水上冒险。他喜欢室外的地面活动：比如骑马、驾车，喜欢在丛林中漫步。这令母亲大为失望—她是在纳拉甘西特湾的一个水手家庭长大的。最后，父亲买了一艘36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取名为“杰克塔”的扫雷船，显然是送给我哥哥们的礼物。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乘坐这艘船的时间不多，虽然在我17岁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一起驶船向东穿过帕萨马寇地湾危险四伏的水域，到过100英里外布伦瑞克的圣安德鲁斯。“杰克塔”没有马达，因此，为我们家族工作了许多年的奥斯卡·巴尔杰船长坐着龙虾船跟在后面，以防两个极其缺乏经验的水手遇到真正的麻烦。

我一直非常喜欢缅因州，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在那里避暑的时候，有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我们有一大家子仆人、家庭教师，但因为在艾里什么都不缺，因此我从来不在俱乐部上网球课，也不去西北港游艇俱乐部跟其他孩子们一起上帆船课。我从来没有像在锡尔港避暑的大多数孩子们那样成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缺少了什么。我喜欢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家庭教师—他们是父亲挑选来陪伴我们的—而且他们都竭力地讨我的欢心，但是他们远远代替不了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

在我的甜蜜记忆中，我的保姆们—实际上是家庭女教师，她们总是处处保护我。我的第一个保姆阿塔·艾伯森—不知何故我当时叫她“宝贝”—一直把我带到了10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驻菲律宾的美国军队里当护士。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了芒果的甘美。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去亚洲时就亲口尝了尝，从此它成了我最喜爱的水果。“宝贝”之后是弗罗伦斯·斯凯尔斯，我当时叫她“猫咪”。她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温柔、甜蜜的女士之一。在我忙着摆弄自己收集的甲虫时，她就给我念书。

我姐姐的家庭教师里贾纳·德帕蒙是个俄罗斯贵族，她的全家是在革命期间逃出来的。她长得很美，黑头发，黑眼睛。她的法语说得很好，但几乎不会英语。她很善良，经常跟我一起玩一种叫做“贝加蒂”（peggay）的棋盘游戏。我玩得很好，或者说自认为玩得很好，因为她通常都会让我赢。

六种不同个性

我的兄弟姐妹们觉得我实在太小，不配跟他们一起玩耍。我们几个当中，最大的是姐姐阿比—我们都叫她巴布斯—比我大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社交活动，每天夜里出门，直到清晨；有一两次，我记得我正在穿溜冰鞋准备去学校的时候，她才刚刚回家。比巴布斯小两岁半的约翰排行老二，已经穿上了长裤—真的，我们家的孩子都穿着灯笼裤、长袜子，直到我们长到十几岁—因此，我也把他看成是准大人阶层。内尔森和劳伦斯也比我稍大一些，分别是7岁和5岁。跟我年龄最接近的是温，比我大3岁。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家庭管教和基因遗传相似，兄弟姐妹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最大的两个—巴布斯和约翰—最先受到父亲的教养和刻板个性的影响。

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巴布斯已经进入了叛逆阶段，而这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了整整一生。父亲显然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的事情让他觉得是有教养的女士所应当做的。他的确很宠爱巴布斯，但他在急于把她塑造成十全十美的谦恭、慈善的典范的过程中，经常絮絮叨叨地给她上行为端庄、财富责任方面的课。巴布斯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父亲希望她做什么事情，她总是拒绝，或者做出相反的事。例如，父亲强烈反对烟酒，提出如果我们在21岁之前不吸烟，就给我们每人2500美元；如果我们一直到25岁都没有吸烟，则另外再给2500美元。鉴于我们得到的生活津贴的数额，这笔钱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我觉得巴布斯压根就没有当回事。当着我们父母的面，她依旧明目张胆地吸烟。

巴布斯在拒绝慈善捐款方面是最顽固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以他们为榜样，并鼓励我们拿出我们津贴的10%，捐献给教堂和其他慈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每个月只有几美元—但是在父亲眼里，这是我们品德和家教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巴布斯拒绝掏哪怕一分钱，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父亲对她不像对他的5个儿子那样慷慨。

这种反抗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父亲对她的行为失望透顶，并为她对他的敌意而伤心。对巴布斯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在她20岁刚出头的时候，有件事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因为驾驶她那辆斯图兹超速而收到了罚单，她十分害怕如果被父亲发现他会说什么。她的未婚夫戴夫·米尔顿是个律师，试图通过他所认识的一个法官把罚单的事情“摆平”。媒体获悉此事后，在街头小报的头版连续报道了数日。我父母十分恼怒，我的姐姐更为沮丧。最后，看到她的确很痛苦，父亲理解了她的处境，没有做出她所害怕的反应。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对自己的声名狼藉惊恐万分。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不再是从前那个欢快爱玩、喜欢聚会的女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