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以及我们与石油业的密切关系，在中东地区最为复杂，也最容易遭人误解。而大通与该地区的关系源自它与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之间长期密切的合作。

大通银行是美国石油业最早的融资方之一。随着在拉丁美洲、远东和中东发现新的石油产地，大通又担负起了世界各地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的运输费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石油在大通的赢利比重实在太大，于是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单独设立了一个石油部。不久，该部门就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1947年，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温思罗普在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贝鲁特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最主要的问题是英国和法国的大型海外银行的地区垄断，而我们并没有往该地区派遣足够的人手。只有一个官员—对外部的詹姆斯·梅杰—在纽约负责黎巴嫩以外的所有中东国家。他每年出差一次，以便与我们的代理行和其他客户保持联系，但是根本不足以开发任何有意义的新业务。

1953年，詹姆斯请我陪他到中东走一趟，尽管当时我已经转到银行的国内事务。那次中东之行令人大开眼界。沙特阿拉伯人和统治科威特的阿尔萨巴家族都保留了他们贝都因人的重要传统。他们勇敢、机智，敢于冒险，对西方文化和现代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四周是高高的雉堞墙，巨大的木门每天夜里关闭，以抵御入侵者。戴着面纱的妇女、清真寺塔顶上呼唤虔诚的信徒做礼拜的穆安津，以及身穿长袍、腰间别着装饰型弯刀的沙漠武士，这些都将西方游客带回到了一个似乎早已消失的时代。仿佛是为了让现代世界离他们远一些似的，外国使馆被要求驻扎在红海边上的吉达，距离首都有500多英里。

1950年，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允许我们在吉达开设一个分行。但是，后续工作非常糟糕。沙特的官员们不批准该请求。虽然我们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saudiarabianmoaryagency,sama）—他们的中央银行—以及沙特的若干私人银行建立了重要的受托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在该国直接设点。

相比之下，花旗银行则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方式，于1955年成功地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如此，当沙特在后来那些年石油产量增长的时候，它们便占了巨大的优势。

看到我们的弱势后，在我成为银行的联席首席执行官以后，我便将中东列为我国际扩张计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962年2月和3月，我在进行全球考察的时候—当时佩吉陪伴着我—分别拜访了黎巴嫩、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伊朗的政治领导人和金融界官员。

到了中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都看到了变化的迹象。源源不断的石油创造了财富，用于建造新公路、机场、脱盐厂和大型住宅项目。该地区的各国政府纷纷与美国和欧洲公司签订合同，承建这些项目。

我希望更加显着、更加有效地展示大通的形象，但我们迟到了，到处都遇见了严重障碍。严格的法律限制几乎禁止所有的外国银行在波斯湾开设分支机构，而激进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政府都很仇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银行。虽然有可能跟这些政府做生意，但却十分艰难。除了埃及以外，我们不久就与它们终止了关系。

但是，从该地区的整体来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对大通构成了最大的障碍和潜在危险，尤其是因为我们决心跟两边都做生意。我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不仅担当了变革代理人的角色，也成了争议的对象。

大通与以色列

早在1953年我访问中东的时候，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就已经是个棘手的现实问题。站在前沿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的领导人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发誓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者赶下海去”。虽然1947~1948年的冲突确保了以色列的存在，但也造成了25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无家可归，其中绝大部分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黎巴嫩、约旦的西岸和埃及的加沙地带开设的帐篷里勉强度日。我和佩吉于1962年在黎巴嫩南部参观了其中的两处帐篷，对难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而且几乎没有改善的希望—深感震惊。

另一方面，犹太人在经历了希特勒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如今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强烈要求世界的承认，并在美国获得了同样强烈的共鸣。在1948年杜鲁门总统支持创建以色列以后，多年来美国的承诺在逐渐加强、扩大。最大的悲剧是，在1948年的最佳时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未能实现合理的领土划分。由于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全世界不得不从此吞食这颗“苦果”。

起初，大通与以色列之间的买卖相当有限。我们与以色列中央银行和为数不多的私人银行建立了代理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主宰以色列政府将近30年的社会党不怎么受外国银行的欢迎。但是，有一项金融业务对于大通和以色列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1951年，以色列政府挑选大通为以色列债券的美国金融代理。这些债券的销售产生了巨大资金，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通负责这些债券的利息偿付业务，并提供其他有偿监管服务—这项业务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同时也加强了我们与在美国的犹太机构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大通与以色列、许多阿拉伯政府和大型石油公司的生意大幅度增长。我们试图在该地区走“中立”这条钢丝绳，但却时不时地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埋怨，说我们在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作贡献，应当避免这么做。

抵制

1964年5月，大通收到沙特阿拉伯金融署总裁安沃尔·阿里的一封信。信写得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阿拉伯联盟抵制以色列办公室委员长从一些银行获得信息，说你们的银行是以色列债券在世界各地的促销总部。你们的银行是以色列债券的金融代理商，并提供发放这些债券所需要的所有技术服务。你们的银行还负责任命外国银行作为你们在外国的债券代理商。

另外，据称你们的银行给elal以色列航空有限公司（elalisraeliairlinesld）贷款，用于购买该公司需要的飞机和零部件，因此，你们显然是在支持以色列经济。以上两项行为都表明你们触犯了抵制以色列的两条原则，而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导致我们与你们终止生意往来。

我谨此真诚希望大通曼哈顿银行考虑与我们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关系，给予最大程度的合作，避免可能会构成破坏与我们这些国家愉快关系的行为。

几个星期以后，13个阿拉伯联盟国家投票决定“从1965年1月1日起禁止与大通交易”。安沃尔·阿里通知我们说：“如果你们的银行取消以色列债券的代理业务以及与这些债券相关的所有关系，并致力于今后不为以色列中任何个人或机构提供进一步贷款，则该禁令可以解除。”

如果阿拉伯国家实施了该威胁，我们将不得不关闭我们的贝鲁特分行，大约25亿美元的存款（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将被提取。更糟糕的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oilcompany,aramco）—由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享有独家开发沙特阿拉伯石油储藏的权利—告诉我们，除非能够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否则它们也将不得不停止与我们的生意往来。大通面临损失数千万美元存款和收益的危险。

幸运的是，这场噩梦最终没有成为现实。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认同的观点是，在为以色列提供银行服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作为一家中立的、不参与政治的国际银行的责任。最后，这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抵制将给它们自己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此外，美国政府为保护我们而表现强硬，阿拉伯世界全面抵制的威胁消除了。

我从这个紧张而忧心的时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如果大通想避免将来的危机，我就必须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纳赛尔

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谁想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见见埃及总统纳赛尔。虽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蛊惑人心的危险分子，纳赛尔在自己的地区却是个深受尊敬、魅力无限的人物。纳赛尔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寸步不让，首先将运河国有化，然后又抵御了旨在推翻他的政权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联合进攻。

纳赛尔从苏伊士危机中一跃成为英雄。他巩固了自己在埃及的权力，然后进而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现代激进派的领袖。阿拉伯世界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通过开罗电台收听纳赛尔的每周广播讲话。

于20世纪60年代初加入大通董事会的尤金·布莱克认为，在苏伊士危机期间，英美对阿斯旺水坝融资项目的拒绝是一大灾难，把本不情愿的纳赛尔推到了苏联人的怀抱。尤金坚持认为，纳赛尔比他自己公开宣称的立场要灵活得多，对西方也远非如此仇视。他相信，与西方商人的关系将有助于说服纳赛尔采取一种更加温和的姿态。在我们消除了阿拉伯世界的抵制威胁之后，他鼓励我去见纳赛尔。

1965年12月，尤金安排了我与纳赛尔的第一次会面。我们是在距开罗机场不远处一栋不显眼的楼房里他那间装饰朴素的办公室见的面。纳赛尔的办公桌以及周围的桌子、书架上到处都是他与外国政府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其中有个人签名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尼赫鲁和铁托的照片—后两人和纳赛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其余的都来自第三世界或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记得没有一个来自西欧，绝对没有美国的。

我和纳赛尔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中东的形势。他在讨论中强烈谴责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虽然对美国政策明显不悦，他说他欢迎我通过埃及驻华盛顿大使与他保持联系。我将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但是约翰逊政府忙于扩大越南战争，不愿意或者无法考虑推行一种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我的感觉是，华盛顿方面希望在自己专注于更加急迫的问题时，中东形势不会出大乱子。但这只是一相情愿。

战后时期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东的形势恶化了。以色列先发制人的决定性攻击在阿拉伯军事力量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时就将其击溃了。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约旦的东耶路撒冷和整个西岸。多年来一直吹嘘要摧毁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们羞愧难当，作出了激烈、迅速的反应。他们将我们在战斗期间为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补给看做一种敌视行为，立刻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