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面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面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气恼。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回国之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omyofan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促进全美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越南悲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遏制”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苏联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战争”的坚持不懈的支持。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多米诺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保持航向”，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商谈出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自豪感。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商谈出能够接受的条件后撤军。美国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美国的一场可怕的悲剧。

在哈佛大学的对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护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的阻碍，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学。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合作得非常愉快。

1967年春天的神学院事件很莫名其妙。当时，一位监事、神学院访问委员会主席请我为学院捐献。哈佛大学当时正在开展一次两亿美元的资金募集活动，其中神学院正争取筹集700万美元来建设一座新宿舍楼和改善就餐设施，并提供各类奖学金。他问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为一座新楼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楼。

鉴于父亲一直积极支持内森·普西为恢复神学院从前的地位—即基督教神学培训中心—方面而作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励全家与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和我继母马莎各捐献75万美元，剩余的由我的哥哥们和两个家族基金会提供。

内森·普西和神学院院长为我们的捐献欣喜若狂。爱德华·拉腊比·巴恩斯被选为建筑师，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项目于1969年秋季破土动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长不得不请来剑桥警方，以应付大学大厅里的军校学生示威者。他的行动导致了学生罢课，结果校园关闭。虽然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上课，但校园的混乱局势还在持续。洛克菲勒大厅的计划成了学生们的普遍借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区扩张、重组学校的管理结构、废除所有国防合约、从校园中清除后备军官训练队，并抛弃投资组合中继续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

神学院的一小群学生要求要么拒绝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献的资金，要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为剑桥区低收入人口建设住宅。他们讥讽说，洛克菲勒的钱“有铜臭味”，该家族是在试图用捐献来换取尊严。虽然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神学院大部分师生的拒绝，但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却拥有足够的力量坚持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纽约来找我，向我阐述他们对洛克菲勒大厅的态度。

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于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与他们见面。代表团中有些人的确担心神学院的未来方向，琢磨着指定用于大楼建设的资金也许可以用于对社会更加负责的目的。但是，他们中有两人的立场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钱就是哈佛大学在道义上的让步。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清高自负地谴责我父亲是个伪君子，“丝毫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钱的目的只是为了唤醒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简直说不出话来。我想象不出父亲一生中有任何时候，其行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驱使和左右，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怀的。这对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厌恶至极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里，我前往剑桥，参加我们女儿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毕业典礼，并接受哈佛大学的一个荣誉学位—参加该活动的还有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内务部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以及劳工领袖玛丽安娜和沃尔特·鲁瑟。

我听闻民主社会学生社曾经威胁说，除非他们被允许发言，否则他们就要破坏毕业典礼。内森觉得有必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当我被召唤上前接受我的荣誉学位时，一名年轻的民主社会学生社代表手里拿着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们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维·洛克菲勒需要后备军官训练队保护他的王国，包括用他的钱在维持的种族主义的南非……哈佛大学被富人用来打击穷人……在毕业典礼的每一分钟里，哈佛大学都在继续打击人民，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看看哈佛大学对军官的训练，看看哈佛大学的种族主义，看看哈佛大学的扩张，这个典礼就是一种暴行……我们作为学生的利益并不在于同这些罪犯、这些普西们、这些贝内特们、这些洛克菲勒们共欢乐！”

当然，我没有机会对他的辱骂作出反应。我一脸严峻地站在那里，而一小群参加活动的人们在欢呼、鼓掌。虽然那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不愉快，但我感觉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大学。少数极端分子—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不在乎言论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则—玷污了一所伟大的大学里一次庄严肃穆的活动。

最后，抗议声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厅如今傲然地矗立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是个痛苦的时期，充满了愤怒的抗议示威和家庭的叛离冲突。

完美结局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逝，它所带来的叛逆情绪也大部分云消雾散了。我们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摩擦和误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现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庆祝我们结婚40周年。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前几个星期，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来看望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由我们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由他们支付费用。

我们选择了怀俄明州杰克逊洞穴的jy大牧场—我和佩吉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我们欣赏着大蒂顿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团聚了。我们团聚一个星期之后，“乌云”被驱散了。从那以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加强了我们的家庭纽带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依赖彼此的爱和支持，无论是快乐的时候，还是在艰难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