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初，我回到吕内维尔，作旅行前的最后准备。庞佩利上校给我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年轻的海军随员巴迪·克拉克当司机兼速记员。我们拉上了一个小挂车，上面装满了5加仑容量的桶装汽油和大量的听装口粮，因为那个地区缺乏燃油和食品。我和巴迪在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完全是孤军奋战。我记得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如此彻彻底底地与世隔绝。

我们被分配去的地区是朗格多克、米迪和加斯科尼的古老地带。那是一次美不胜收的旅行，穿过了欧洲的一些最美丽的乡村。我们驱车从佩皮尼昂前往图卢兹的时候，看到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远处比利牛斯山的山峰上披上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不过几百英里之外，数百万士兵正在浴血奋战。

我们访问了尼姆、蒙佩利尔、佩皮尼昂、图卢兹、波城和波多尔等地区首府，并在那里见到了戴高乐任命的共和国的地方新长官们。我受到了热情款待，并且轻轻松松地就让他们谈起了各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还跟路上遇到的许多人聊天，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和观点。在我们走访过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是自194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美国人。那是一次令人兴奋、有时又让人煞费脑筋的任务。

12月中旬，我们回到吕内维尔后，我就每个地区口述了总结报告，然后送往afhq和华盛顿。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乡村出现了颠覆性活动，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确非常不稳定，而且人们对战争的进展心存忧虑。由于冬季即将来临，食品和燃料供应不足，我提出，如果不从外部输送这些供给，形势可能会急剧恶化。（40多年以后，我发现我的报告被保存了下来，我得以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获得这些报告的复印件。）

在巴黎收集情报

虽然我原本希望在完成任务以后能够留在法国，但部队却另有安排。我被派回阿尔及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凄凉孤独的圣诞节，同时等候新的安排。终于在1945年2月，我刚被提升为上尉，就接到命令，要我作为助理武官到巴黎报到。

几个星期以后，拉尔夫·史密斯将军被任命为武官。史密斯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法国服役，娶了个法国妻子，法语说得很好。他曾经在太平洋参加过战争，指挥了1943年对马金岛的进攻。史密斯将军带来了他的副官沃伦··林奎斯特（林迪）上尉—他曾在马金岛英勇作战，获得了银质勋章。我和林迪成了朋友，与史密斯将军也相处得很好。他让我们跟他一起住在圣盖梅恩大道的住所里。我作为一名助理武官的职责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史密斯将军是名战斗指挥官，没有什么情报工作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在北非和法国西南所做的工作以后，他建议我设立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情报部门，直接向他负责。他安排林迪和两名少尉—其中之一是理查德·达纳，在纽约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战后跟林迪一样都为我工作—与我一起工作。

我围绕着戴高乐政府成员的各种关系开展了情报工作。很快，我们就汇报了临时政府及其内部纠纷的情况。我们密切关注与我们竞争的法国情报部门—军事情报局，也就是戴高乐的秘密部门—以及吉罗残余的情报力量。我们听说戴高乐的情报部门首脑雅克·苏黛尔在经过“激烈的内阁讨论”后被开除了，代替他的是安德烈·德韦夫林，其掩护身份是帕西上校。据信，这个上校曾经是一个右翼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在1937年的一次政变企图中差点推翻了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我曾在头年作过一份有关帕西的报告，“在阿尔及尔，没有几个人更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害怕、厌恶、不信任……他已经公开宣布要控制法国的警察部门，这样他就能清除他眼中的不良分子”。

我有点幼稚地向美国军方指挥官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获得有关法国情报部门的所有资料。毫不奇怪的是，帕西上校获悉了我的调查。虽然人人都是那么做的，但被人抓住探听盟友情况却是很不适宜的。没过几天，帕西上校就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他似乎心情很好，友好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我们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后，他说道：“洛克菲勒上尉，我们已经明白你希望获得有关我们工作的情报。”他看着我，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难道不是吗”，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看到我痛苦。“可是，我亲爱的上尉，”他接着说，“真的，如果你干脆直接跟我们要，所有这些对你都是公开的。请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们会很高兴向你提供的。”我感谢了他的好意，急忙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幸运的是，并非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我们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越来越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断编制报告。戴高乐在1945年的秋末惹了一身的麻烦。当法国人开始成立正式政府、起草新宪法的时候，他的自负、专断和一意孤行—这些品性是他在阿尔及尔政治上战胜罗吉的关键—给他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失去了权力。

虽然我们的大部分情报来自我们自己的情报网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史密斯将军住宅里招待法国高级军官吃饭时获取的。储量丰富的酒窖和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被证明是让人开口说话的最有效方式。

战后

1945年5月4日，德国投降，巴黎欢庆欧洲胜利。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晚上的巴黎成了狂欢庆祝的海洋。使馆关闭了，我们都走上街头，参加了通宵的欢庆聚会。那天夜里，以及在那以后短暂的时期里，我们经历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巴黎人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而对我们友好备至！

巴黎—作为一座没有被战争“染指”的城市—在我看来是最美丽的地方。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实际上让城市变得更加光彩照人。汽油是严格定量供应的，因此街上基本上一辆车都没有。我每天早上步行穿过塞纳河去使馆，只是偶尔见到一辆汽车。然而，街上满是骑着自行车从市场回家、胳膊下夹着长长的面包的妇女；她们小心翼翼地把长裙坐在车座上，因为骑车的时候裙子会兜风飘起来。

我急切地想回家，但还没有挣够退伍所需要的“点数”。在这个时候，史密斯将军派我执行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其中的一个任务—那是在德国刚刚投降10天的时候—把我带到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盟军的炮火几乎摧毁了这两座城市，破坏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在法兰克福，我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我在哈佛大学的老朋友恩斯特·蒂弗斯。战争一结束，恩斯特就志愿为美国占领军工作。我们的会面很不容易，而恩斯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让朋友听来实在悲哀。他从来没有加入纳粹，但为了保住他们家族生意的继续运转，他作出了让步，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念。

在慕尼黑，我回到了1933年曾经在德弗莱格家住过的大街。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大多数房屋已经被摧毁。德弗莱格家的房子侥幸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一家人在门口迎接我。见到我，他们又惊又喜，纷纷围上来问个不停。看到他们我非常高兴，也为他们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而感到宽慰。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再次见到他们，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可怕激情如今将我们分开了：迪克·吉尔德、沃尔特·罗森和比尔·沃特斯的死，我亲眼看到的法国和德国遭受的破坏，还有我离开我们家而荒废的年华。德弗莱格一家并没有发动战争—的确，他们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了磨难，但是，恐怖的悲剧是从那座城市开始的，而仅仅几年前，我还曾经亲眼看着它的“恶魔天才”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

第二天，我参观了达豪，臭名昭着的集中营很不相称地依偎在慕尼黑以北柔美的山峦中间。集中营里的囚犯已经被解救了出来，但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曾经住过的营房，以及焚烧那些形容枯槁的尸体的焚尸炉。岗楼下面，碎衣片仍然挂在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上。它使我理解了过去从来没能理解的纳粹政权的恐怖，而其全面的内涵，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发现。

回家

1945年8月，温斯罗普舅舅转道巴黎来看我。我们谈起了我将来的打算。他说，大通国民银行—他是那里的董事长—是我可以选择的合理道路。我没有给他明确答复，但我表示要认真考虑一下。

10月初，我接到命令回华盛顿。我给佩吉写信说，我无法知道动身的日期，知道后也不能通知她。佩吉已经急不可耐，便赶到华盛顿，住到内尔森在福克斯豪尔路的家。整整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开车去机场，焦急地在到港的军人中搜寻。每天，她都失望地回家。当我终于挤上一架飞机以后，飞机却在纽约着陆了。我立刻给她打电话，但我第二天才能赶到华盛顿与她重逢。

我和佩吉欢天喜地地再次团聚。当我看到我的3个孩子—戴维、阿比和内瓦—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跟他们争抢他们母亲的时间和关怀的对手。

战争的代价是惨重的。在我不断旅行、结识有趣的人的同时，佩吉却有着另外一番经历。她承受着定量供应的限制，以及我再也回不了家的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那是她度过的孤独而艰难的年月。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正与她的母亲进行一场令人困惑的斗争。她母亲仿佛把她当成了一个孩子，告诉她如何穿着，如何装饰我们的家，如何抚养孩子们。佩吉对此非常痛恨，但又感觉无力抵抗，直到多年以后她才告诉我这一切。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她的抑郁症一再发作。

佩吉与抑郁症斗争了20多年。她的转折点是在她摆脱她母亲、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最后，她克服了自己的问题，而她一生中的最后20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与我同辈的人们经常谈论他们戎马生涯的是是非非。我本人觉得战争给我带来了益处。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困惑、迷茫，但不久就学会了适应，然后又学会了如何为我的国家有效地应用我新掌握的技能。回顾战争年代，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后来的大部分所作所为的一个价值无比的培训和检测场地。我发现了与地位显赫的人建立关系的价值—那是实现实实在在目标的一种途径。那也是我后来在一生当中遵循的关系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