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石油输出国组织(5)

作者:约翰·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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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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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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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86字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考察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非常英俊,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相助。


也门的奎特聚会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着名的“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是禁酒的。在也门,最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它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在嘴里咀嚼这种植物的叶子后,叶子会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将其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也嚼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件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炸死。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该国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他就一直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告诉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并指示我单独前往。


我被车接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的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上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第一,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了。几年以后,美伊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


萨达姆似乎是个根本没有幽默感的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立场坚定,但对我并不敌视。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历史连续性、阿联酋的原则和金融头脑、萨达姆·侯赛因的险恶狡诈、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气、侯赛因国王和萨达特的荣耀和英雄行为—我回忆自己在这个混乱复杂、风云莫测的地区里的经历时,所有这一切都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后来卷入为被流放的伊朗国王寻找避难地的工作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世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