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忠实先生，您好！在去年刚刚闭幕的全国第八次作代会上，您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又一次证明了您仍然是我国当代很具有影响力的长篇作家，事实也是这样的。您能谈谈您在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今后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陈忠实：我的写作与我的社会任职基本没有多少关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以散文随笔的写作为主，也写了数量较多的读书感想，多是为作家朋友的书作序。这两类文章的字数，不会少于我字数的总量，偶尔也写一些短篇。我仍然会继续这种写作状态，无论散文、随笔或短篇，有感觉就写，有话非说不可就说，留下我对生活的感受，或对往事新的理解。我的守则是不写不想写的文字，即就是不写没有真实体验的虚而又俗的文字。我依然神圣着自己至今不能淡漠的文学！

记者：由著名导演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目前已经处于杀青阶段，有网友认为电影《白鹿原》注定超越不了原著，因为，原著写得实在太好了，您认为这种意见有道理吗？

陈忠实：我不会上网，感谢你把网友的看法传达给我。我能理解网友的意见，多是出自于对《白鹿原》的喜爱，便断言电影“注定超越不了原著”，似乎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国有不少依据改编得很成功的电影，譬如《秋菊打官司》，还有路遥的《人生》，都是从优秀的改编的很成功的电影。还有依据世界名著改编成堪称经典的影片，不仅未使原著减色，而且在某些方面升华且超越了原著，关键在于导演。同样一部，a导演可能改编失败，b导演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功，这方面的先例也不少。且拭目以待王全安导演的亮彩。

记者：不管怎么说，电影也好，戏剧也好，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原著来说，都属于二度创作，也都和原著既有联系也有再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及审美趋向，不仅仅是把原著搬上银屏或者舞台就完事了，亦步亦趋地对原著进行天衣无缝般的浓缩，更重要的是在二度创作中折射出一种新颖的东西，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您说呢？

陈忠实：你说的很对。由改编的诸如电影、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完全属于编剧和导演的二度创作。既是创作，就特别忌讳依葫芦画瓢，事实上，完全照搬原著也是不可能的。其他艺术形式的编剧或导演，之所以相中了某部（篇）而进行电影或戏剧的改编，肯定是这部（篇）的某几个或着重一个东西触发了他艺术思维的最敏感的神经，能够给他进行艺术再创造带来开阔的也是更富深意的空间，他才会有再创造的信心和激情。就我有限的关于电影的印象，有的改编者和导演的主题取向和原著基本一致，以具象化的画面强化原著的主体思想；有的改编者和导演却放过原著的主题，恰恰更感兴趣在原著的某个隐存的处于侧面的话题，进行开掘和引申。这两种改编都有成功的范例，也不乏失色的遗憾。无论哪一种改编，再创造的意念是改编者的主导精神，不应局限于原著，而应有一种超越的自信，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才华。

记者：陈忠实先生，过去，著名现代女性作家丁玲曾经提倡“一本书主义”，事实上，一个人一生能创作出一部经典之作就相当了不起了。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您比较欣赏的肖洛霍夫也只创作出《静静的顿河》这么一部特具震撼力的，最近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其作品仅仅是一些短诗，但却具有恒久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如果超越不了自己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度，宁肯选择不再写作，或者不再涉猎长篇领域，其实，这是一种对艺术负责任的态度，您说是吗？

陈忠实：“一本书主义”确是丁玲说的话。其实，作为以写作为生命、视文学为神圣的一代又一代作家，谁都在追求着创作一部恒久不泯的，且不敢提高到太高的“经典”的档位；哪位作家也不想自己耗时熬夜精心写作的作品无人问津以至湮灭。丁玲不过是把别的作家不好意思出口的话直白地倡扬出来了。严酷的现实是经典的目标太难抵达了。我国漫长的古典文学史上，仅仅只筛选出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其间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在点灯熬油捻断青丝或白发而徒叹奈何……当代文学的繁荣景观令人鼓舞，年产两千到三千部长篇堪称为世界第一，相信这样大的出版量持续发展，肯定会有惊世之作出现。

然而，写作是有别于科技的一种创造活动，没有具体而精确的指标，也不像某些体育项目都有其最新的量化指数，不能超越不能打破便是无效劳动。“一本书主义”是作家的创作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作家一部接着一部进行创作探索和艺术实践，这是普遍现象，也更符合创作这项少数人从事的较为特殊劳动的性质，即把对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表述出来，所谓不吐不快。至于能否成为“经典”，已不能成为写与不写的抉择因素了。在我的理解，尚不属“对艺术负责任”与否的话题，如托马斯这样的诗人的创作现象是一个个例，类似者甚少。即如往届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而言，多属于多产作家，代表作或者说经典之作大约也只有一部。再如我喜欢的米兰·昆德拉，我最看中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其后的几部我都读了，虽各有所长，然总体而言，似乎没有超过这部书，但是他却一本一本写着，并没有因为不能超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停笔，关键在于他有新的艺术体验要展示。

记者：您的《白鹿原》是我国当代文学长篇的重大收获，从问世到目前，一直是最受人们欢迎和推崇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一直畅销不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和艺术就一定会达到时代认识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陈忠实：我同意你的看法，多年来一直对此说深信不疑。艺术表述的独特性不可或缺，关键在于作家的思想。思想的深刻或浮浅，直接决定着作家感受和体验生活的层次。我曾以炼钢为喻体，先进的冶炼手段能炼出精钢，而粗陋的炼钢设备只能制造粗钢。作家有独立而深刻的思想，对生活的体验可能深化到生命体验的层面，不仅不会发生雷同的现象，而且会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我前述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堪为范例，《百年孤独》更不用说了。前者所体验到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独俏于常见的多为表现不能承受之重的了；马尔克斯面对拉美百年历史所体验到的“孤独”和米兰·昆德拉的“轻”，同属于独有的深层的生命体验，超凡脱俗而独俏一枝了。在我理解，他们的“轻”和“孤独”的体验，得之于他们独立的思想。

记者：您的《白鹿原》，实现了您最初立志创作出一部可以当做民族生活的当代史和风俗史一般的的艺术设想，而今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了，您觉得您这样的审美追求，还具有当下意义么？

陈忠实：就你的“当下”这个很具体的时空划界而言，似乎“意义”还存在。我的判断是这本书的销量，依然持续着一个令我欣慰的数字，在诸种版本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文学奖书系中的《白鹿原》，仅2011年竟然印刷了三次；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那种精装本继续在印刷，前不久又推出了一种重新包装的版本。这种情况显示一个最基本、最可靠的事实，截至你所说的“当下”，读者尚未厌倦《白鹿原》，这部“审美追求”，仍然为读者所感兴趣，它的“当下意义”也就存在着。至于往后的岁月，读者对《白鹿原》的兴趣还能持续多久，我就不敢预测更不能作出判断了。

记者：陕西是文化强省，就文学艺术生产来说，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您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先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中篇、报告文学和散文也不断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特别是出现了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冯积岐、朱鸿、邢小利、方英文、柏峰、庞进等一些和散文以及文艺评论家，其创作实绩推进了陕西文学持续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您看是吗？

陈忠实：对陕西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我和你一样坚信而且乐观。你所列举的几位、散文和评论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不是全部），曾经被感动乃至震惊其独到的创造，我对其中几位的作品读过也写过我的感受。借此机缘想表述一种遗憾，就是冯积岐的长篇《村子》，没有获得与其成就相称的评价和声誉。《村子》是写乡村社会由旧体制转化为现体制过程中很具深刻性和鲜活性的一部杰作，由此我颇感慨“好酒真怕巷子深”了。

在我的印象里，除你列举的几位作家之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作家的名字，他们有的在本省已蜚声文坛，有的已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影响。我在一些国家级文学报刊上常能看到他们的作品被着重推出，确实令人鼓舞。他们都处于最富创造活力的年龄阶段，且都基本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其未来的创作前景完全可以期待，会有非同凡响的大作品创造出来。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特别是学习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全国第九次作代会的重要讲话，这必将促进文学艺术事业又一个春天的到来，陈忠实先生，请您谈谈您的感想好吗？

陈忠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议，具有开创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个令人鼓舞的雄厚国力的坚实基础上，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正当其时。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人的精神和素质的建构和提升。人的精神和素质，是受其接受的文化奠基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形态，自然也决定着人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依着先进文化建构的人的心理形态，便会使民众的精神和素质得到升华。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无可估量的巨大的空间。

我赞成你说的文学艺术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的观点。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单是长篇每年出版超过两千部，还有每年出版的不少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显示出高水平的散文作品，仅就其出版数量而言，堪称世界第一的文学大国。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文学——我相信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必将更加绚丽多彩！

2012年1月10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