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观胜突然走了，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的一瞬，不由得发出呃呀一声痛楚的叹惜，还有不敢相信的感觉。不过在一个多月前，他约我和几位朋友聚餐，说文学说书法更说奇闻轶事，妙语迭出，全是观胜式的对艺术对生活事相的审视，不时语惊四座，凸显着不俗的性格和性情。尽管我早已熟知他的独特禀赋，依旧为他的个性化话语称奇。这样一个鲜活的人，说走突然就走了；昨天的妙语绝句还响在耳畔，今天便不能再和他对话了；一个留给我豪爽且硬气的关中汉子，生命却如此脆弱。

我和王观胜结识，真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声不是他说话的声音，而是他的处女作《猎户星座》在《延河》发表时引发的非同凡响的声浪。那是1982年的事，其实我还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收到编辑部赠寄的《延河》杂志，读到这篇佳作，颇为惊诧。我之所以感到惊诧，在于1982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正是农村分田分地全面铺开的关键性一年，《陕西日报》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推波助澜，专门在文艺版组织了征文评奖活动，我那时候正热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的变化，写了几篇反映体制改革引起的乡村各色人物心理情感波澜的。其实，岂止是我，整个文学界都形成一波迭过一波的写农民从昨天到今天的心理变化的浪潮。在这样的文学潮流里，王观胜的《猎户星座》却写了一个老猎人和一只老狼和小狼的故事，又不是简单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而是开掘到一种令人惊悚的哲思的深度。我之所以在初读时发生惊诧（且不说震撼）的少有的感觉，在于《猎户星座》是一缕天籁之音，或者说空谷绝唱。我很自然地发问，这是一个什么人，竟然能如此超凡脱俗发出这样一声绝唱。

及至我随后到《延河》编辑部开会或送稿的时候，谜底才揭开。有意思的是，未及我发问，编辑先问我看过《猎户星座》没有？我给予肯定的回答，便打问王观胜是哪里的作者。在我猜想，当属一位高瞻远瞩且富于哲思的老先生，不料，却是一个刚过三十岁的青年，在天山下当过几年兵，复转后在三原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也在闷头创作，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毕业生。我向编辑坦陈了读《猎户星座》的惊喜，尤其是具有开阔艺术视野的那种惊诧。编辑赞同我的感觉不错，又告诉我这篇刚刚面世不久，业已造成普遍好评，不断有文学里手和普通读者打电话或写信，称赞《猎户星座》，刚创刊不久的《月报》等两三家刊物已电告要转载《猎户星座》……又一个青年作家跃然新时期中国文坛了。

我已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和王观胜第一次见面，他的大脑袋尤其是阔大的前额给我留下甚为突出的印象，还有一双突出的单皮大眼睛，显示着一种智慧，也显示着一种坚韧的气象，我感觉到一条汉子的独立禀赋。两三年后，王观胜被调入《延河》编辑部做编辑，我和他见面就很方便了。许多年里，他编发过我的，我读过他频频发表的短篇或中篇，见面时，我说他编的我的的意见，我也说到我读过的他的新作的感受，都是坦诚表述，容不得客套。许多往事都已淡忘，而他的高档咖啡却留下美好且难泯的记忆。

我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每逢省作协开会才进城，或是买面粉买蜂窝煤，当时属于按人或按户定量供应的物质，我也得进城办理。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其实只有半间房，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空间，我多是坐在床沿上聊天。聊得兴起时，他便从立柜里取出一瓶雀巢咖啡，为我冲上一杯，我也不客气，便品尝起这绝佳的洋货饮品。他也品着自己的一杯，说这种在当时称得上高档饮品的来路，是他的某个已居高位的战友送的，或是某位收入不菲的作者感谢他对作品的赏识之情，专意送给他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文学多种流派一波接着一波潮涌中国文坛的最热闹的时期，自然成为闲聊的话题，相对封闭在乡野的我，常常从他这儿获得许多文学新潮流的信息。文学新潮还携裹着一些洋气的生活习性，喝咖啡便是其中之一，素来讲究喝茶的中国人开始品咂洋饮品了，我也是较早换一种口味的试探者之一。引发我试探咖啡兴趣的人便是王观胜，他说喝咖啡比喝茶能更快地兴奋神经，尤其是早晨和午休起床后喝上一杯，便能很快激发起精神来。我便到西安当时几家国营食品商店去买咖啡，却只有需要煎煮的生咖啡豆，倒是正适宜我的消费水平。我在火炉上煮咖啡，连喝三杯，果然很快便从早起或午休后的困倦状态里清醒到跃跃欲动，进入写作。然而，那些生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的味道，远不及观胜冲给我的名牌雀巢的难以准确描写的香味，我也领会了高档和低档的差别。

在咖啡的余味里，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当时称苏联文学），许多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有的我知道或者读过（我订阅着《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两本专门介绍苏联作家作品的杂志），交流感受的话题便会很投机，至今想来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的新翻译过来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尚未见过，他便介绍给我，我到书店寻找购买，又会成为下一回见面时闲聊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他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兴趣极高，十分推崇，在我正可谓趣味相投。新时期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和长篇，杰出的短篇作家舒克申，等等，是我们尤为赞赏的两位大家。品着一杯雀巢咖啡时的这种对苏联文学的学习感受的交流，功利全在提升自己的写作；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说辞里获得启迪，当属比咖啡更耐得咀嚼品位的教益。

观胜的半间房子里，我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人满为患”，几位资深的《延河》老编辑也到这里来闲聊，椅子和床上都坐满了人，占不上座位的人甘愿站着。闲聊很少涉及家长里短，多是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对某位作家某篇作品的议论，自然有欣赏也有不赏；尤其是刚刚出现的某些非文学因素，常常会引发甚为激烈的议论。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王观胜突然不愠不火地撂出一句：“球不顶。”便引发一阵哄然大笑。一句“球不顶”，把热烈议论着的话题给予总结，既然那些非文学现象于文学创作本身球事也不顶用，大家顿然明白连议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很快，由此便转换出另一个新鲜话题。我便记住了王观胜用纯正的关中腹地三原语音蔫蔫地说出的“球不顶”的话，也由此话感知到他对某些非文学现象的不齿，对他理想的文学的坚守和自信……每当人多的时候，他只供茶水，免去了上好的雀巢咖啡，他供不起。

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如果不外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一站，往往是踅摸到这半间屋子，或是写作以及编稿（《延河》编辑）累了需要缓解片刻，也就轻足熟路蹿进来。我在这间屋子遇见路遥，常见的姿势是斜躺在观胜的单人床上，即使有空闲的椅子他也不坐，自我解释说看稿（或写稿）坐得腰疼，需要放松一下。我却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日渐突出隆起的下腹已成为累赘，躺着比坐着肯定舒服。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平凡的世界》对现实主义的体现足以证明，且不赘述；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总是会令我大开眼界；更有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力度和角度都要深过一般庸常的说法；他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此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便用观胜的“球不顶”的话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他的“语录”被路遥引用，似乎乐见其说，此时便会打开柜子，取出他自己平时也舍不得享用的雀巢咖啡来，为每人冲一杯，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上世纪30年代成都文化人相聚的一家茶社，调侃之称），却不是贬义，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业已喜欢到成为惯性地在此聚合，成为交流信息、抒怀见解而又可以无所顾忌的一方自由且自在的小小空间，显然不是一杯咖啡或茶的诱惑。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观胜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多以短篇见长。他的短篇一旦出手，多不会自生自灭，而是落地有声，被后来几种选刊争相转载，在文坛传诵热议，诸如《放马天山》《北方之北》《汗腾格里》《北方，我的北方》等，都成为浩如烟海的短篇世界俏丽一枝的名篇。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过对自己作品的宣传举动，甚至连一次研讨会这种常见的形式也不做。我曾给他建议，应该搞一次研讨，不仅听听多路专家的意见，也是一种扩大影响的途径。我甚至为他解释其必要性，过去说“酒好不怕巷子深”，那是酒的品种太少，当今各种酒类铺天盖地推向市场的时候，且不说藏在深巷里的酒，摆在十字路口的酒都被不作一顾。他淡淡地笑笑，仍是说着那句老话：“球不顶。”在当今文坛，能如此傲视非文学现象而只凭作品说话的个性化禀赋的人，王观胜是我亲历的一位，也见出我的庸俗了，便不再开口建议他做什么“球不顶”的事了。

这位钟情天山、大漠和北方的关中汉子，告别了这个世界，高蹈的精神和自由不羁的灵魂，将更为自在地遨游他的天山，他的大漠和他的北方的天地了。

2011年11月11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