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鹿原每年都在印刷

黎峰：《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据说当时西安街头，汽车司机如果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马上放行。能给我们谈谈《白鹿原》当年热卖的情况吗？

陈忠实：要说当年《白鹿原》热销的事，在我既有恍若隔世又有如在昨天的感觉。应该感谢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在1992年第6期《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书稿的前半部分时，便决定播出，于1993年春天一前一后播出，听众反响很大，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白鹿原》出版前，只在《陕西日报》发表不过两百字的消息，告诉读者关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的宣传手段，更说不上炒作。到1993年8月初，《白鹿原》在西安上市时，新华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售书，正值西安酷暑时月。我赶到书店门口时，看到排着望不见尾的购书队列。从早晨八时许签到中午一时，简单吃过午饭接着再签，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收场。这是我平生签名时间最长、签得最多的一次。我不仅不感觉疲劳，反倒感觉在乡下祖屋从构思到完成这部的六年时间里所聚集的期望，在这一天完全实现了。此后热销恕不一一叙说，倒是可以列举印刷数字来看看当年的情景，初版初印不过14850册，这是全国征订数字，接着便五万册再十万册连续印刷，到年末大约连印七八次。盗版书是在《白鹿原》书面世不到半月出现的，随之便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个体书店，包括街头书摊，也包括公家开设的国营书店。那时候我常为找上门来的热心读者签名，在我接待签名的书中，各种盗版本约占七成。起初我坚持不为盗版本签名，后又想到读者是无辜的，我便改变态度照签不误。我前后大约收集到二十余种《白鹿原》书盗版本，乃至我的所有中、短篇的盗版集子。令我更为欣慰的是《白鹿原》的长销，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几家出版社出的几种版本的《白鹿原》书，每年都在印刷，通常在五六万册。去年是印刷量较多的一年，大约十余万册，起码证明读者尚未厌倦这部，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

黎峰：《白鹿原》的成就不言而喻，今天连最边远的农村小镇都能买到《白鹿原》。到现在为止《白鹿原》卖出了多少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有哪些，反响如何？

陈忠实：我一时难以累计各种版本的数字，正版书大约有二百万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最早出版的是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字版本，大约在《白鹿原》面世后两三个月就出版了。我在1995年访美国时，在两家华人开的书店里都看到这种港版本的《白鹿原》，同时也摆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白鹿原》。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过《白鹿原》。外文版最早翻译出版的是日本一家据说较大的出版社，日文版《白鹿原》分为上下两册，精装本。随后，韩国翻译出版，竟分为五册，厚厚一摞。越南一家出版社出了越文版，未与我打招呼，是我认识的一位在北京留学的越南学生给我带来一本越南文本《白鹿原》。越南那时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如同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可以翻译出版世界上任何作家的作品。法国一位华裔学者正在用法文翻译《白鹿原》，前不久电话告知剩下最后三四章，翻译完成还需再修改，乐观地估计年末出法文版《白鹿原》，可靠说来就明年了。英文版在美国翻译出版很不顺利，有两三家出版社谈过，曾有一家出版社想出，待看过前两章翻译文字后（一位美国女汉学家翻译），便谢辞了。给我解释的因由，是《白鹿原》书文字太长，翻译成英文后文字至少增加一倍，出上下两部会有较贵的售价，担心亏本。我却想到还有另外的因由，不便告诉我，用销售市场的前景估计这个话推辞，大约是为作者我易于接受。

黎峰：2007年，我参加全国青创会，南方某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当代的中国作家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他说《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丛林中的一棵大树，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至少能再传一百年。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它今天的地位，作为作家自己你怎么看？

陈忠实：我不敢设想一百年后的事。依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简直不敢设想二十年后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怎样一番景象。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影响更广泛的人群文化教育的提升，人的审美和情趣必然会发生很难预料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为自己买了一辆可心的自行车而兴奋不已，现在即使一个乡村青年也不会对任何名牌自行车感兴趣了，买汽车已司空见惯，更要看牌子。我还是幸运的，《白鹿原》书出版十七年了，读者还愿意买它读它，近十年仍以每年五万到十余万册的销量继续印刷发行，我已很欣慰了。起码可以说明，现今的读者还没有舍弃《白鹿原》。再过许多年后，读者还会不会问津《白鹿原》，在我真是不敢奢望的事。

黎峰：一直有消息说《白鹿原》将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大家也很期待。这个事情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上次魏心宏也说一直觉得你的《康家小院》要是改编出来，一定会是好的影视作品。请问陈老师对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看法，对作家写影视剧本的看法。

陈忠实：《白鹿原》书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的事，说来话长，姑且不说。现在刚刚获得电影拍摄的批文，我祝他们成功。魏心宏很喜欢《康家小院》，多次对我说过适宜拍电视剧，却未被影视公司看中，也罢。我的几篇短篇和中篇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反响平平。我不拒绝被改编成影视剧，变一种传播的方式，也是好事。就我写作的目的，总是希望多一个读者，改为影视作品，无疑扩展了和读者交流的渠道。作家写影视剧本是好事，也是作家多种才华的展示，但不是人人都能做。我做过，却做不好。

二、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

黎峰：你在《白鹿原》的题记上写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来后，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你怎么理解巴尔扎克说的“秘史”这两个字？在《白鹿原》的创作里如何实现了史诗的写作？

陈忠实：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正史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确切而又可资信赖的历史。秘史当为正史在这个民族的男女人群心灵上的投影，以及引发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裂变，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碎、颠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快乐，不是个别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个群体普遍发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发生的裂变，就不会像正史考证史实那样判别是或非，而是纷繁和多样，不同阶层乃至同一阶层的人，都会有各个不同的心理征象，更多地呈现着一种心灵的隐秘。大约就是揭示那种隐秘的。巴尔扎克把它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我是在《白鹿原》书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许是又暗含着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书要送出书稿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上世纪前五十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蕴。关于史诗，这是《白鹿原》出版后的一些评说。在我至今依旧不敢领受这样的好评。我可以坦白地说，在《白鹿原》从构思到写作完成的六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史诗的事。我要把史诗一开始横在脑袋里，肯定压得我就难以写作了。我说过“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话，完全是为着大半生不能舍弃的写作兴趣，自然是面对自己的。我那时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匆促非文学因素而留下遗憾。

黎峰：写作《白鹿原》你回到了乡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访谈里看到你说你回到乡下是要“远离尘嚣”“耳根清净”等词，当时你要回避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想回到乡下老家的决定，是获得专业写作条件的1982年冬天做出的，不是为了写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专业写作条件的荣幸得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时间可以由我支配了，写作从此将成为主业。我同时也意识到压力，作为专业作家如果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且不说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脸上也难以承受。我要抓紧这难得的专业写作的机遇，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我在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中，年龄偏大，就更浪费不起时间，便决定回乡下祖屋的屋院读书写作。城市比之乡村，既引领着最新的生活潮流，也杂拌着喧哗；即使文艺圈内，也难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长八短的议论，听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静心读书，更可以回嚼在乡村工作二十年的体验，形成作品。却不是清高。

黎峰：冒昧问一下，当《白鹿原》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在陕西文坛是否受重视？当时你的内心是否惶恐？

陈忠实：我一直受到前辈陕西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关心，这不仅毋庸置疑，而且给我创作形成心理压力，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使他们失望，压力很直接地转化为探索创作的动力。“惶恐”的心理反应出现过，那是在读过路遥的《人生》这部中篇之后发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把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发生了对自己的创作思路的甚为严峻的反省。

黎峰：有个故事说你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妻子说不弄个东西出来就回家喂鸡，是这样吗？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也写到，李星曾经激你说，再写不出长篇你就跳楼算了。

陈忠实：传言难免走形。关于回不回家养鸡的话，不是说在写《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写完之后。当时连我也有点六神无主，难以判断审稿的结果如何，妻子问我，如果发表不了咋办？我顺口说，那就办个养鸡场。其实这是我早已揪着心的事，养鸡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话，而是此前想到过的事。我已想过，年届五十了，写出的（长篇）如果发表不了，那就很为自己这个作家难为情了。我想办个养鸡场，不仅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生活角色的调整，把写作重新调整到业余的位置，于脸面于心理会更平和。李星确实说过这句话，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我和李星坐在路遥的左边和右边。李星从路遥（正在发言）背后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讯。隔过几分钟后，他又从路遥背后跟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一时被噎住，却也感动了我，他比我更着急。

黎峰：《白鹿原》应该是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了，能请你谈谈在《白鹿原》里写作的一些技巧吗？你如何保持了那种大气、顺畅的感觉？

陈忠实：回想起来，在这部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想到过“技巧”这个词。我竭尽全力着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这个问题，即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能否准确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白鹿原社会的重大事变中所发生的异变，才是外在性格的内在基础，它不仅呈现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和生动性，更注定某种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绝大的用心花在这方面了。自然还有情节的安排，也是循着人物心理结构变化的动向，给每个人物展示心理动向的一个恰当的机会。恰当在于合乎情理，却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横空一现。我在写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细微的情节里，写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什么情境下要不惜笔墨充分展示，什么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赘一词一句才不留下画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种自我感觉中完成，很难用技巧的术语规范作量化的伸或缩。同样出于着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的把握，我几乎没有明确给自己规范要写得“大气、顺畅”。在我对创作的体验而言，一部或一篇呈现的风貌，大气或者秀气，顺畅或者晦涩，制约性因素是作者要写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决定的，不是不管不顾人物而要独出心裁追求某种表达形式。自然还有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也是决定作品气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决定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我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的。鲁迅的每一部，无论中篇还是短篇，其气象风貌不仅不雷同，而且独成一景。《狂人日记》的气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气场各自独成风景，这是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即必须找到一种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语言。同样是鲁迅给我以启发，不可设想用写阿q的语言再写狂人，更不可能写祥林嫂。鲁迅的散文，同样呈现着不同的语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语言形态。准确把握要写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寻找一种适宜表达这种形态的方式，包括语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这大约就是创造。

黎峰：你觉得长篇的创作跟年龄有关系吗？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来就写长篇，你有什么样的忠告？

陈忠实：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现象，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会更丰富，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会更深刻，艺术以至笔墨会更老到。然而却不尽然，国外国内都有这样的创作先例发生，即某个作家恰恰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惊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高峰，不说别人，自己在随后的许多年创作中也难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年轻人写长篇，着重在体验的深浅和独特发现，自然缺失不得艺术功力。这种事我不甚了解，还是作者自己把握自己较为恰切。我不仅不能随便提意见，更不敢说忠告之类的话了。

黎峰：关于“陕军东征”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外界也有一些说法，说这是我们省上的自娱自乐活动，当时其实没有特别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了你的《白鹿原》，后来“陕军东征”这个话题才被人常常地拿来说事。

陈忠实：就我所闻，1993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位陕西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一位与会的评论家获悉有几位陕西作家的长篇相继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出版，随口玩笑一句，这简直是“陕军东征”嘛。到会的《光明日报》记者也兼作家的韩小蕙女士，随之写的通讯文章的标题里就用了“陕军东征”这个提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关注，也引起议论。我是从《陕西日报》转载的韩小蕙的文章得知这条消息的。我读后自然很高兴，为陕西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庆祝。我对评论家说出“陕军东征”的口头表述完全理解，作为文学传播，我敏感到可能会有负作用，就在于那个“军”字，尤其是那个“征”字，可能会使人读来撑眼。无论陕西作家，无论南方北方的作家，大家都是文朋诗友，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不存在谁征谁的事，我当即找到本单位（作协）几位有话语能力的人交换意见，并统一看法，我们自己不用“军”和“征”这两个字，用陕西文学繁荣或别的词汇表示。然而几乎无济于事，媒体和个人都在用“陕军东征”，我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约略听到一些负面消息，也只能继续徒叹奈何，又不便释疑。

黎峰：看到近期的报道，说太白社准备出你的《李十三推磨》，这是一部新的长篇吗？

陈忠实：这是一本短篇集，收入新世纪以来我写的短篇。《李十三推磨》是其中一篇。这篇写的是清代一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的两个生活细节，也是被文字狱致死的细节。

三、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

黎峰：曾经看到一个书上说你的生活习惯是朝茶晚酒。能请你谈谈现在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吗？

陈忠实：茶还在喝。还是喝陕西绿茶。二十多年前内火旺，某些器官常发炎症，牙疼，大夫建议喝绿茶调节，并点名陕西绿茶。一试果然有效。一喝便喝到现在。酒在十年前戒掉了，改喝啤酒，习惯百威牌的味道。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冬天晚半小时。起床后第一口是烟，第二口是茶。缓解过来后便到工作点上，写稿或读书，读的多是要写序或召开研讨会的书。晚上十二时睡觉，睡眠很好。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还有文学活动，力避以文化包装的商业活动，难免被多种因素挟裹，却还算迫不得已的少量。

黎峰：我现在还住在东郊的空工院，离陈老师老家西蒋村就六七华里，那里山清水秀，但离城市太远，常常也让人觉得是被城市隔绝了。陈老师少年时代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象？

陈忠实：我家紧依偎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上世纪50年代全村不足四十户人家。村庄背后的原坡上，是一台一台的梯田，只种一料麦子。春天无疑是最富诗意的季节，麦苗的绿色呈现着起伏的波浪，荒坡上也是绿草。到六月收割过麦子，直到九月末再种麦子，长时间都是赤裸的土地。因为缺水源，收麦后种不得秋苗。山坡上是我的开心之地，给牛割草的后晌，常常陶醉在逮蚂蚱的快活之中。家门前是灞河和不大宽阔的河川。这是养育生命的宝地，收罢麦子又种包谷，一年两料基本保收，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证。灞河在平时清澈见底，游泳洗澡再好不过，可惜我没学会浮水。

黎峰：农村生活给你写作提供了什么？那时候生活和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陈忠实：农村生活首先提供给我的是生存依托，依靠收获土地上的麦谷生存。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和风俗，完全在不知不觉，又不留任何痕迹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我的影响和传承。我在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自觉的反叛行为。我在进入高中读书以后，尤其是接触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后，往往会引发对我生活的乡村的人和事的反观。我和乡村人一样生活着，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也有乡情友谊的欢欣。我后来进入社会，环境也是乡村。尤其是在最基层的公社（乡镇）工作了十年，还是在家乡的地盘上。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干部，走出公社（乡镇）大门，看见的就是男女老少的乡村人的面孔。我那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专职乡村干部，接触多种性格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对家乡农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渐丰富。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我早已断了文学创作的爱好。这样反而因祸得福，我在乡村专心致志做事，做事的过程也就加深了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我预感到写作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的事业来干的时候，便调离到相对比较轻松的文化馆工作，致力于写作这个人生兴趣。这时候和这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二十年基层工作尤其是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经历的宝贵。我甚至感到，如果没有那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的经历，很难设想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种景象，也很难设想会不会有《白鹿原》的创作。

黎峰：你是一个很谦和、很亲切的人，你保持着说关中话，比如你经常说“乡党”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你觉得陕西方言有些什么韵味？

陈忠实：乡党就是乡亲，泛指老乡，一个村子的人称为乡党，出了省界整个陕西人都可以称乡党。陕西方言太过宽泛，陕西因差异甚大的地理环境分为三大块，陕北有游牧乃至匈奴的较为奔放的生活习性，秦岭南边的汉中和安康又类近于南方的风情了，渭河流域的关中是我的家乡。三大板块的人群生活习惯差异明显，说话的口音也相去甚远，方言也自成一体。我说的是关中话。我原以为关中话很土，后来却渐次发现许多方言的无可替代的韵味。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障碍。近年间，我收到几种关中方言的考证文本，许多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竟然被语言学者在古籍文章中一一考证出来。我便感知到关中方言土语，当属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还存留在这方地域当代人的口语中。

黎峰：您的人生丰富多彩，早年高考的失败，后来当上了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国家干部。作为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讲，这些都很不错了。那么你是怎样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喜欢上了文学，并在作文本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桃园风波》，直到现在对文学创作都没有厌倦，依旧兴趣十足。1962年高考名落孙山，痛定思痛后决定，自修文学。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缺失了这个条件的我，只能选择自修，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只是比正规的高等教育的途径更艰难许多。我那时给自己订下一个目标，自修四年发表文学作品，我发表的处女作就是大学毕业结业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65年春天发表了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提前一年多实现目标。我在“文革”中间放弃了文学创作，迫于无奈。新时期文艺复兴的1978年冬，我发表了短篇《南北寨》，1979年大约写了十余篇，其中《信任》获得年度全国短篇奖。我在1982年冬获得专业作家的称号，并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组。自此时起，文学创作成为我的专业，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主业。

黎峰：那么当时你就想到了自己一定会成为很有威望的大作家吗？上次魏心宏来西安，说一直想约请你写自传，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陈忠实：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看到当地报刊上经常出现几位工人和农民业余作家的名字，很羡慕，想着自己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发表短诗、小散文或者小就好了。那时候，我读着《创业史》《风雪之夜》《保卫延安》等几部陕西作家的作品，连想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作家，能成为一个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就很好了。新时期文艺复兴，连续发表了许多短篇和中篇，且获得了不少好评，我的信心也鼓舞起来了，直到进入《白鹿原》的写作并完成。我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向来不敢说大话，更不敢吹牛。写作的事，是走过一步，再选择下一步；在下一步尚未踩踏稳当之前，我不敢宣言说一定会踏上下一步的那个台阶。

黎峰：你在基层公社干了十年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差不多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革”时代，你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看法吗？

陈忠实：我是1968年末临时抽调到公社。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一个中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我所在的那个不过万人的公社，竟然清理出来几百个“阶级敌人”。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要对被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落实政策，便抽调出七八个社属中、小学教师组成专案组，公社领导做组长，经过近一年逐村逐单位一个一个落实定案，过程且不赘言，结果是没有定性一个“阶级敌人”。原因很简单，取消了造反队的多个村子，潜存的派性更难消除，那些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人，多是派性的受害者。紧接着一个中心工作，是恢复各个村子里被“文革”造反搞瘫痪了的党支部，难度也很大，主要障碍还是派性。费时近一年，把各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建立起来，最后是公社党委的建立。这项工作结束，我和另一位中学团委书记留下来在公社工作。我之所以被选在公社协助工作，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为领导写讲话稿，写年度或阶段工作总结等。领导留我时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把握政策较稳当，人还可靠。直到1973年，我才正式调入公社，解决了公职。因为我在公社里是最年轻的干部，也因为有了四年多的农村工作实践，此时“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我总是被安排到重点工程去完成任务，我也乐于干实事。我曾协助一位主管农业的公社领导，在原坡缺水地区建设小型蓄水库塘，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浇地，曾经被上级推广过经验。我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次是在麦收后和种麦子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完成八百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又一次是为家乡灞河修筑了八华里河堤，得到上级拨款资助，临水面有水泥板护贴。从先一年入冬动工，到第二年发生涨水之前完工，这条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修成了，三十多年来再未发生过灞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这两项较大的工程，都发生过平均摊派任务的问题，然而那个时候却不犯政策之忌，后来不久被纠正了。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这里有自我表彰之嫌。我在乡村工作中接触多种人，也了解了乡村，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却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

黎峰：“文革”期间，当你在西安看到柳青、杜鹏程被游街批斗时，你是什么心情？这些影响到了你的文学理想吗？

陈忠实：我在“文革”初期被划为保皇派，惩罚措施是养猪（农业中学种地也养猪）。我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分配给学校的饲料麸皮时，恰好遇见文艺界的游街队伍，看到被游的柳青等我崇拜的作家。我的直接感觉是，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我基本不再想文学创作的事，后来到公社工作，就专心于乡村与农民打交道的事了。到“文革”后期，一些文化艺术单位恢复工作，偏重于鼓励“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我是被激发起来的一个，我才发现文学创作的喜好没有消亡。然而很清醒，文学创作当不得正事干。我只是在十分想写或又相对有一段清闲的时间，便写一篇，四年写过四篇短篇。我把这种写作自我定义为“过瘾”，过一回文字表述的瘾。

黎峰：2008年省上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贾平凹老师提到你们当年曾经组织了一个“群木”文学社，我还在一个资料上看到，当年包括你在内的陕西八名知名作家曾经成立了一个影视创作的工作室，能否请你谈谈你跟陕西几代作家，包括柳青他们老一辈的，跟你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这几代作家的交往。

陈忠实：这个话题太宽泛了，待有机会时专门说这个话题。仅说你提到的二三事。1980年初，我在家乡灞桥区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业余搞创作。文化馆的业务上级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市群艺馆专事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很关注本市几位写作的青年作者，便有意把这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进，再得提高。他先找到贾平凹再找到我，大家都赞成，而且贾平凹已提出一个“群木”作为文学社的名字，并有解释，一群幼树互相拥挤，竞争竞长，志在天空。我当即表态赞成，善哉！并尤为欣赏“群木”的社名和意蕴，树木成片成林便会竞长，前途在广阔的天空，互不伤害。文学社成立后，我大约参加了两三回聚会。问题发生在我住在灞桥古镇，离城较远，公交车下午六时就停运，安排在晚上的活动就没有机会参加了。那时候没有经费，没有会场也没有餐费，更没有交通工具，我损失了不少交流机会。影视工作室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以著名编剧张子良和杨争光牵头，我是一个不会编剧的成员，充数而已。柳青生前我见过两三面，第一回是他在游街时。第二回是他刚获得“解放”，被邀请到一个出版会议上向业余作者讲创作，我在听讲者之列，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动作，正讲到某个问题的关键处，柳青停止说话，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球状喷雾器，把尖头塞进嘴里，一捏一放球状物体，便往喉咙里喷进一股一股白色气体，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听说柳青是在喘不上气时，便用医生配给的这种器具缓解呼吸之难。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惨象。第三次是在省文化厅举办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大约是在1974年6月，请柳青来给业余作者辅导创作，仍然离不得那只喷雾器。那时候正学习一条“反潮流”的最新指示，柳青借题发挥：“能不能识别潮流错误，是认识水平问题；能识别错误潮流，反或不反，是个品质问题。”我至今记得这句话。我很想拜访柳青，却缺乏勇气，这是我的弱点。同代作家接触太多，待有机会时说，不然，篇幅太大了。

黎峰：你当了十余年作协主席，这与你一向低调不想为官是否相悖？体会如何？作家做官有何利弊？我们知道，你在任期干了很多大事，干这些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陈忠实：其实也不相悖，人在一种意料不及的环境下，是会从一种别的角度选择取舍的，我即一例。早在陕西作协换届前两年已经内定路遥为作协主席人选，我当时还在原下老家写《白鹿原》的书稿。我完全赞成路遥作为未来的主席。我曾在此间两次给领导写信，坚辞推卸将我安排到另一个文艺团体做党组书记的意向。我那时倾心于写作，《白鹿原》尚未完稿，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不是我清高。我向来未曾表白过自己清高的话。自1982年末成为专业作家，我就意识到已经进入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同时也意识到，能否写出较好的，全在自己的本事了。不然，连怨天尤人的理由也没有了。我因此而回到原下老屋，就是为了能专心于写作的探索，致志于从少年时期发生的至今不能舍弃的文学爱好。专心致志与写作爱好，有别于一般的清高。正在筹备陕西作协换届的时候，路遥却病倒了，竟不治而谢世了。陕西文学界及至社会各界，都深为这位富有才华的中年作家惋惜不已，同时也把作家普遍存在的生活窘困的事象暴露出来。陕西作协办公院里的房子，墙倾屋漏，人们开玩笑说这是拍《聊斋》鬼狐影视最好的外景地。希望改善作家生活和办公环境的呼声高涨。大半年后换届，我被推上主席这个位置，没有拒绝，确实也是被那种希望改善生活和办公环境的热切议论所感染……至于做了什么事，已成过去，恕不一一列举。至于体会，一言以蔽之，我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也有当做而未做成或未做完满之事。我向来不说是否影响了我的创作的话，尽管这是经常被问到的话，我都不敢说是，连默认也没有。确实的事实是，我的写作兴趣由转向散文，竟许久都难以再转回创作。作家当官，肯定有利有弊，而且个人的利与弊又各不相同，难能一概而论。我对此事缺乏用心，难以判断。我做了一些事，很难称大，多为文学范围的事，也有跑门子要钱的事，更免不了一些应酬场面的事。事已过，不赘述。向来不说影响创作的话，如前面所答。

四、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黎峰：这些年来我们每年出版的长篇大概在两千部左右。在数量上我们已经很强了，但好像我们并没有在国外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像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写的《追风筝的人》，据说全球热销六百万册，创下出版奇迹。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没有市场，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忠实：我也从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信息，也见到过分析不能畅销的原因，想必你也看到过，不赘述。我难以判断外国人为什么不买不读中国作家作品的原因。我想到过欧美人的兴趣是否和我们有差异；也想到过我们的作品所写的内容，尤其是写当代生活变迁的作品，是不是与欧美人的生活习俗相差太远，不好理解，且不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灾难，单是那些政治运动的口号和特殊用语，在欧美人恐怕都难以领会其含义。因为这样的运动和术语，只有在中国发生过使用过，中国人耳熟能详，洋人们大约会陷入莫名其妙的迷糊莫辨，也就减弱了的兴趣，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黎峰：有人说，国内比国外落后将近五十年，作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忠实：先纠正你的“大师”的误传。我不是大师，不是谦虚，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我只认我是个作家，这是一个职业符号。无论说中国文学落后世界文学多少年，都是很难具体计算的，说落后三十年或落后五十年，都很难做出确切的论证，更难做出具体数字的量化比较。文学作品比不得某项科学技术，后者完全可以得出具体的量化对比，文学作品就难了。依我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形成的印象，近年间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数量已有起色，然而与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几乎构不成一个比例；有幸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很难畅销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不能成为这些地方读者争相的读物，也和我们国内不断形成的某个外国作家某部畅销且热读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在世界文坛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输入国”，“输出”和“输入”几乎难以构成比例。你说的“位置”，我难以做出具体的排位，“输出”和“输入”的文学作品的不成比例，大体上就可以看出其格局了。

黎峰：你对当代中国文学，包括陕西文学的现状有何忧虑？对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没有忧虑。没有发生过任何忧虑。不是我天性乐观，也不是无所用心，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理解，也许褊狭。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总是让世人意料不及，这部作品的作者也就从无名到著名了。人们通常的想法是他会越来越成熟，体验会越来越深刻，笔法会越来越老辣，这样发展的作家不少见，然而，似乎逆反这种通常现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肖洛霍夫很年轻时写成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又写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当年也算得佳作，但似乎与顿河难以比肩，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之后几乎再没有稍大规模的作品出世。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晚年，一部大短篇或小中篇《一个人的遭遇》，却震撼了当年的苏联文坛，也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类似的作家的创作现象起码不属个别。我就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出现，创作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事，远远比不得今天的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甚至连作家自己都难以自主操控……我忧虑有何用？没有必要。同样的道理，一个地区、一方地域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很难实现主观操控以期如愿的。某个时期，突然涌现几位令人瞩目的作家，难以预料；某个时期，相对比较平淡，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出现，也难以预料，更难以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扭转局面。在我理解，一部作品的品相完全决定于作家体验的深或浅，这是很难以外在因素促成的事……我即使有忧虑，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相信会有惊世佳作出现。

黎峰：现在是个经济社会。写作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因为不能养家糊口，也就只能是一个梦想。特别是现在一般人的作品在刊物发表很难，就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大概也就两千元左右的稿费。就是一个长篇，三年五年写下来，正常出版了也就十多万的版税，养活自己很成问题。不知道陈老师们当年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经济压力突显出来，三个孩子读书相继进入中学和大学，学费比较猛地涨起来；再加之集中写作《白鹿原》，没有写中短篇，基本上断了稿酬收入，仅凭当时的一百多元工资收入，就发生了难以支撑的困境。给我以榜样力量的是杰克·伦敦。我此前读过一本写他传记的书《马背上的水手》，其中写到一个细节，杰克·伦敦倾心致志创作，作品却难以出版。美国没有政府出资供养的专业作家，似乎也没有谁愿意资助他的创作，常常闹到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断顿儿困境。他的唯一财产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便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继续伏案写作。他的一部好不容易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仅出价十美元买断版权，杰克·伦敦尽管明知被坑，仍然接受了。他要的是作品不再积压这种结果，终于有了面世的机会。他拿着十美元赎回自行车，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面包，继续写作。一个只能吃干面包的杰克·伦敦，是不敢想营养成分的，更遑论其余物质需要了。他再发生断顿儿时，又把自行车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直到他的作品畅销，出版商以十倍百倍的版权费争购他的新作的景观出现，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克·伦敦在美国出现了，自然不会只啃干面包了。当时我尽管发生经济困难，但比杰克·伦敦好到天上了。我不愁饭吃，是比单一的干面包好得多的面条，一月可以吃两次肉，改善生活。直到《白鹿原》书出版，初版领到一万元版费，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我说的杰克·伦敦的事，以及我的困窘，都是陈年老话了。当今世界，多方竞争日见激烈，环境和人心也是今非昔比了，喜欢写作和挣钱过日子的矛盾却依然困扰着尚未发达起来的作家，相信他们各自都会找到较为适宜自己生存，而又兼及创作爱好的途径，至少不至于弄到杰克·伦敦当自行车买面包的困境。

黎峰：写的人还因为写故事而拥有多一些的读者，拥有多一些的出版、被以及被改编的机会的话，诗歌相对于就更艰难得多。对于现在的诗歌困境，主要是对于写作者经济上的压力和无望，您怎么看？在这方面，诗歌作者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么？同样，对于现在孤独的写作者们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这是一个全世界写作者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去指责媚俗，也难以挽回许多优秀写作者的流失。

陈忠实：我较少接触诗人，但听说过诗人的困境。诗歌在近年间很难形成热诵的现象，当年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被整个社会诵读的动人情景再没有发生过。我听说诗歌集出版甚难，也能想到单凭写诗的稿酬很难过日子。艰难可能在年轻诗人群体里比较突出，因为年龄稍长的诗人大多都有职业，也就有一份稳定收入，起码生活不成为问题。据说不少年轻诗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难保证，收入就发生时紧时松的情状。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先兼一份工作，有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把写诗排在业余。其实作家也多是这样，靠写作不能养家糊口的时候，就得先找到能养家糊口的途径。写作——无论或诗歌——暂且先放在业余操练。发展到靠写作不仅可以养家，而且收入甚丰的时候，自然就以写作为专业了，且不需谁批谁。听说欧美的作家大都如此。仅供参考。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主要是中国的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运行日渐突显出来的。西方国家一直运行的是市场经济，作家们从来面对的就是靠写作能否过日子的问题，靠写作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自己就会找到可以挣钱过日子的各种社会职业，把写作的爱好摆到业余，这是无需谁教谁的本能选择。我在美国乘火车时看到一种景观，火车站有小小的售书台，许多乘客扔几枚硬币便选一本便于口袋装进的很小的书，上车后便坐下读，到站后顺手就扔到车门旁的一只桶里。据说那里有不少专写这类供乘客解闷的随读随扔的书的作家。然而，并不担心杰克·伦敦为了不吃干面包而选择这类书的写作。经济利益肯定会驱使一些人进入“媚俗”写作，但不会是全部，也不会是大部。在我理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决定着作家写作笔头的指向，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所能决定。我相信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深刻的体验的作家，肯定不会放弃此而改辙追彼。自然，有许多写作娱乐性读物的作家，也无可厚非，既是这些作家的兴趣和特长，社会也需要这样读来轻松的读物。

黎峰：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但是又要有普遍性、共通性。西方提出文学作品要有“永恒的人性”。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学恐怕也不能脱离时代自行存在。那么今天的作家该如何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陈忠实：我遇到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对这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的而又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每个作家的大脑里都有一方独立的秘而不宣的艺术天地。只有在展示出某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答案，哦，这个家伙竟然如此独出心裁。如果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适用的“反映这个时代真实”的途径，那么一百个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会是一副面孔。况且，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段，也会发生新的体验和另一种表述方式。

黎峰：讲故事是文学的一项特殊功能，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如何能讲好一个故事，真实的、有责任心的故事，让读者能看下去，并引起思考、感慨、共鸣、震动？

陈忠实：这又是一个让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依我的感受，富于创造意义的，不同的作家各有自己的叙事策略和叙述方式，叙述的故事都发生了“引人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艺术效果。譬如《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等。不会存在一个大家都能适用的“讲好一个故事”的办法。如何把自己业已成型的故事讲出来，能够让读者发生“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效果，每个作家都得费尽智慧，不惜险招和奇招，力求达到那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创作。也就是创字的意义。

黎峰：现在我们传统作家出版的图书卖得很少。书印上两三万本出版社就冒汗了，但另一方面，像盗墓“鬼吹灯系列”、职场《杜拉拉升职记》、纯爱《山楂树之恋》等网络在网上又有很高的点击率，让作者一夜成名，甚至暴富。网络文学无疑是良莠不齐的，准确地说，是“草盛豆苗稀”。但经过数十年的磨砺，也出现了闪光的金子。对于传统作家来说，“无视”网络显然不是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您认为传统作者会逐渐向网络写作靠近么？

陈忠实：首先需向你致遗憾并致歉意，我至今没有机会接触网络文学。不是我无视网络的存在，在于我不会使用电脑。我至今仍旧用钢笔写字，依赖报纸刊物和电视获取新闻，依旧是书刊。我听说网络文学五彩缤纷，徒叹奈何。你所列举的几部很受欢迎的网络，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宣传文章，遗憾的是没有读到。我向这几部书的作者遥致祝福，能写出万众“点击”热议不减的，我的基本的判断，便是作者有独特的体验，能引发众多的读者点击，证明了读者的兴趣，也证明了读者引发的共鸣。没有独特的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是很难引发兴趣的，更谈不到共鸣的效应了。的生命力本就在这里，传统的文本是这样，网络也是这样。我刚刚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得知《杜拉拉升职记》和《山楂树之恋》已经有文字图书出版，我会买来，那么多人喜欢的，我不读将会觉得遗憾。你说的网络文学是“草盛豆苗稀”的现象，也不奇怪，传统文学的出版物，杂志或者书籍，都有一套甚为严格的审稿程序，不要说“草”，即使是“豆苗”，不大旺势的也会被淘汰。这样就使难以估计的大批来稿浮不上水面。网络似乎没有审稿机构，写下就上，自然难免良莠不齐的局面了。我又设想，报纸、刊物和出版社审阅后放弃的那些书稿数量之大，大约不比网络中你说的“草”少太多。网络给那么多喜欢写作的人提供了一个不需审稿就可以发表作品的广阔而又自由的平台，相信会有很多作者经过演练而成长起来。今天种“草”的作者，明年或明天也许会孕育出奇葩来。你所说的网络媒体和网络写作的优势，我都能接受，不无羡慕之情。传统作家是否会向网络写作靠拢，我难以判断，这是个人兴趣所做出的选择。只是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无法靠拢网络写作的方式，尽管羡慕，却难以接近——我不会打电脑。

黎峰：从前曾经有过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是信息时代。从大的方向来说，信息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应该是大有裨益的。但信息时代的弊端也在于信息太多了，人们没有耐心来听你讲一个故事，作家也似乎没有耐心来讲一个故事。在这样的时代，创作者们应该坚守什么？应该放弃什么？如果需要放弃的话。

陈忠实：你说的“人们没有耐心来听你讲一个故事”的话，你可能有读者调查依据，我没有这方面的稍微可靠的资料，所以不敢判断。你又说的“作家似乎也没有耐心来讲一个故事”的话，我却要分辩几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年都有两千多部长篇出版的繁荣景象，已经持续了多年，去年竟然已经发展到了三千余部，且不说数以万计的中短篇的发表。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国现时的长篇，都在叙述着当代和古老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些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号称“三无”的，领一时风骚，却不是缺乏耐心讲故事，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表述方式的探索，近年间几乎不见“三无”作品了。从中国传说中的皇帝到封建帝制的瓦解，许多历史人物和大的历史事件，几乎被当代作家都写了，仅以陕西而言，我看到名气不大的一位黄陵县的作家出版了写黄帝的，孙皓晖先生出版了十一大本五百万字的《大秦帝国》。辛亥革命到共和国成立，解放后的新中国到时下，各个大的历史变迁的时段和平民生活，数不清被多少作家写过了，现在依然兴趣不减，继续在写。这些大都有动人的故事，许多历史的故事惊心动魄。我便觉得当代作家不仅更有耐心讲故事，而且在历史和现实的故事中，努力开掘不同风格的意蕴，常常给人启迪。同样，我说不了应该坚守什么又放弃什么。这是作家个人思想探索、艺术求变的个性化选择。我只是毫不含糊地相信，每个作家都在努力探索，以求艺术创造的新境界，必然会坚持自己信奉的东西，舍弃不再感兴趣的东西，追寻自己需要的东西。

黎峰：目前，年轻一代的写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也开始写长篇了。您能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谈想法吗？您对这些后起之秀有何建议？

陈忠实：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小孩写写诗歌，我觉得很正常。就我所知，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爱好和写作兴趣都是从少年时代就发生的。我对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个小小发现，作家和其他专业人群的差别，就是与生俱来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是父母给的。在有机会接触文字，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时，这根神经便会兴奋起来，便会发生人生喜好的兴趣性倾向，就会喜欢读文学作品，就会动手写诗或者，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具备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却没有机会接触文字，几乎是文盲，然而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不仅不闲置，也不萎缩，而是发生着一些纯自然的释放，我对那些生动传神的民间诗人就是这样解读的。如果他们起码能接受高中教育，完全可能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这样的人在我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可惜大都是文盲，他们见事就顺口而出有韵律的民歌民谣来，传诵一时。人和人的个性差异，就在于具有一根对什么事物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的神经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绘画；有一根对音响敏感的神经的人，也就从少小年纪倾向于音乐；有一根对数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不仅数学课学得轻松，且有乐趣，而且有可能成为数学家，如此等等。人群中那些生有一根对于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多是从少年时代便发生兴趣性倾向，不仅喜欢读文学作品，读着读着便动手写作了，时下涌现的不少的少年作家就源于此因。即如中国当代作家，人皆共知已故的刘绍棠，上世纪50年代上中学时就发表作品了，被誉为神童。那个时候，和刘绍棠同代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到处都有，不过不及刘绍棠杰出罢了。所以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有勇气写长篇也很好，即使失败，也是一种磨炼。具有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中，未来创作的前景和成就很难做出估计，各个喜爱文学创作的人，生活阅历的差异，的差异，接受社会和家庭影响的差异，更有个性的差异，等等因素，都影响着各个少年写作者创作的发展。可以说，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能发挥到怎样的状态，全在个人后天的努力。我向来很畏怯对青年作者“建议”一类的事。以我的体验，任由各人去摸索，去闯荡，即使某些导致失败的弯路，体验一下也没有坏处。我所说的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是我对“天才”这个太多神秘色彩的词汇的物质化解读。

黎峰：写作者们通常都是在不断地，好的创作一定离不开丰富的，在这方面，陈老师您有什么特殊的喜好么？能给读者推荐一下您认为优秀的作品么？

陈忠实：你说得很对，截至今天，我还没遇到也没有听过不读书的作家。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即开启那根对于文字敏感的神经），也丰富艺术天地，更深化思维……说不尽的好处。所以人说开卷有益，以创作为乐事的人更如此。我不好向人推荐作品，因为各人的意趣差异很大。由各人去选择，即使买了读不出兴趣的书，放下不读，再换一种，总会找到爱不释手的书的。我往往就是这样选择读书的。

黎峰：如果请您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一个前瞻的话，您怎么看？比如说二十、三十年后，我们的文学、文化将会怎样？

陈忠实：这完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我之所以觉得难以想象，是今天文学繁荣的景观，在三十年前的我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想象得到的。况且，如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每个领域的快速变化，未来的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都有战略计划，唯有文学创作难以制订可供实施性的计划。我们的文学将会是怎样繁荣的景象，难以想象，却可以肯定繁荣，也当有进入世界多个地区并被广泛的读者喜欢的一批中国。文化范畴太宽太大，不敢妄说。

黎峰：最后，我知道，您是准球迷。听说你在当年创作《白鹿原》时，还经常到空工院看球。前段时间的“足坛扫黑风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陈忠实：上世纪80年代没有卫星传递电视信息技术，靠发射塔传输，我住在白鹿原北坡下，正好处于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里，电视机只相当于半导体收音机的功能，平时看不到电视也就罢了，每逢有中国队的国际比赛便坐卧不宁。我常在夜间骑自行车赶到七八里外的接收信号好的村子，到亲戚和朋友家看足球转播，有两次赶到你工作的空工院熟人家里去看。如果当年认识你就好了，多一个看电视的好地方。“足坛扫黑风暴”在我的最初直感里，是大快我心。但这种感觉很短暂，随之便说不出话来，无话可说，抑或是话太多反而倒不想再说一句。岂止是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有多少球迷倾心中国足球走出亚洲走出世界，结果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连南亚那些国家的足球队都难对付。黑幕撕开了，却是一伙利用足球给自己谋财的人把球迷涮了……真是让人伤心到不想说一句话。中国足球从头开始，但愿能尽早给中国球迷带来欣喜，抚慰被伤得太过不堪的心。

2010年4月25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