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几个打着颇为浓重的情感色彩的感叹号的年份，其中之一是1982年。这年开春，我试写了第一部中篇《初夏》，投寄给《当代》的已可称朋友的编辑老何，他肯定了的优长，也直言其中的亏缺，希望再修改。我一时竟感觉修改难以下手，便放下了，待冷却之后再重新上手。第一次写中篇，写的又是我熟悉不过的与生活同步的农村改革题材，却出手不顺，便有一种挫伤的失败情绪。从新时期文艺复兴到这年开春，我已写了三年多短篇，刚刚编成第一本短篇集《乡村》后，便跃跃欲试较大篇幅的中篇的创作了，不料却如此窝心，尚不属窝气，这个夏天便感觉格外闷热难挨。

待到立秋过后，关中地域的午间虽然依旧酷热，早晨和晚间却清爽可人，我在此间构思完成了又一个中篇《康家小院》，写了草稿，接着又写了正式稿，写得很顺畅，自我感觉挺好。在我有点担心的是，这部中篇的生活背景是刚刚解放的关中乡村，离当代生活较远。我截至《康》文之前的几乎所有，都是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有感而作，第一次从社会热议着的乡村改革生活转过头去，把眼睛投注到业已冷寂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乡村小院，便担心读者尤其是编辑会不会有兴趣。这个时段，恰好接到《界》编辑魏心宏的约稿信，便把《康》稿给他寄去。寄走了稿件，心却一直悬着，不敢设想再来一次需得修改的回信，更不要说“不宜刊用”的结果了。如果再一再二发生这种情况，无疑对我试图较大篇幅的中篇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大约过了半月，接到魏心宏的来信，拆信时竟然心跳加速。及至很快阅完信，心跳愈加加速，却是令我振奋的抑制不住的痛快淋漓的感受，往日的担心就在这一瞬间全部化释了。他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很喜欢《康》文，同时已确定次年前期即见诸《界》。

《康》文的顺利出手，无疑给我难以表述的鼓舞，以中篇创作为主的打算便确定下来，而且付诸实施，当即回过头来再重写《初夏》，从原先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字，再得老何的审视和指点，又写到了十二万多字，才得他的首肯。我稍有安慰的是，不仅在于我可以把握十二万字篇幅的结构了，更在于对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革，留下了我直接而又颇为动情的文字。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确是得了魏心宏对《康》的欣赏的鼓舞，终于把写得不甚顺利的《初夏》写成了，而且对中篇的写作更为专注了。到1993年末或1994年初，《界》搞了第一届评奖，《康》文有幸获奖，魏心宏来信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疑对于正专注于中篇创作的我，又注入一剂无形的却又强烈的精神补养。1984年春天，我趁颁奖的机缘，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第一次品尝了鳝鱼的美味，真可惜我们村子稻田里的黄鳝白白生长了；第一次买了皮鞋，是明光锃亮的皮子，自己看着都有点耀眼了；且不说和文学朋友交流获益匪浅的话。

在《界》的那次颁奖聚会时，我结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姐编辑张贺琴。她来和我约稿，为我出中篇集。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便脱口而出答应了，而且真诚地感动亦感谢她的美意，在我另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我心中的分量，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是可以引为自信且骄傲的事，可惜我发表的中篇仅有《康》一部，我便和她约定，待我写作的中篇可以编一本集子的时候便送她。之后未过两年，这本定名《初夏》的中篇集的书稿送到她手上了。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集，能在我潜意识里颇有敬重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深以为幸运的事。

说来还有一件缺憾的事，张贺琴在编辑我的《初夏》集之后，曾约过我的长篇。我后来写成《白鹿原》，之所以没有给她，确实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别有一番渊源。“文革”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工作，老何到陕西来组织一位知识青年写作的长篇稿，看到了我在《陕西文艺》（即原来的《延河》）发表的短篇《接班以后》，便找到我，让我把这篇短篇放开来写，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我几乎被吓住了，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连想也从来没敢想过写长篇的事，自然不敢应诺。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老何仍记着约我写长篇的事，我和他便私下形成一个君子协议，如果我日后能写成长篇，便送他。从第一次见面约稿到写成《白》，几近二十年，算是我对何兄没有食言。然而，张贺琴后来一直和我约稿，我却再无长篇写作，直到她从编辑岗位上退休，我便留下了一种无以言说的缺憾。

直到2009年初夏，我写完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十四五万字，可以出一个单行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约略可以弥补积存心中十余年的缺憾。可惜张贺琴已退休多年，我便决定送给修晓林。修晓林是我结识多年的一位资深编辑，乐于为作家做嫁衣，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和他结识，却留下一种可资信赖的踏实印象；许多年来虽然算不得频繁的接触，仍留下敬业更乐其编辑之业的印象。我把此稿通报给他，满口热情的话，随之在很短的时间便看到样书了。在我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便是对张贺琴的约稿的缺憾，在修晓林这里得以少小的弥补。《寻》书出版时，正赶上上海图书节开幕，约我到图书节开幕式后为读者签名售书，也作为《寻》的首发仪式。我不敢怠慢，应召前往，心里却有点不踏实，想到这种谈创作的小册子，范围太狭窄，文学圈外的读者难得发生兴趣，我自然就有遭遇冷场的尴尬的担心。令我欣慰也大出意料的是，在我走进签名的场子时，看到排着那样长的一列读者，担心顿然消失了，限定的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能为这么多的读者签完怀中所抱的书——《寻》和别的，散文集——就很好了。我只顾签名，几乎没有抬头的余暇，偶尔遇到提问，或是自报家门为在上海工作的陕西乡党，我才和他们说两句话。不觉间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已经到点了，签名台上要换另一位签名了，可是我的面前仍然排着一行长长的读者队伍，主办方和我一样不忍看读者失望的脸色，当即作出举措，在签字台的左角临时摆置一张小桌子，由我继续为读者签名。签完最后一个读者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手表，又是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有记者追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上海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少有人读书，甚至比喻为文化沙漠，问我怎么看。我当即回应，我不大了解上海，不敢附和“沙漠说”；就我今天签名的真实而又直接的感受，上海是文化的绿地，不单是我签名的读者比较多，整个书市里人头攒动，各类书柜书架前都围满了男女读者，中青年男女居多，不乏满头银装的老先生，更有少年读者，都在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化沙漠说”和这里的气氛不搭调。

偶有机缘到上海，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相聚叙旧，无疑是一件愉快的事。魏心宏仍记得他编发的《康》文，而且问到有没有人把《康》改编电影，我只能遗憾地说没有。他在刊发《康》之后就说过可以改编电影的话，后来每有见面的机缘，都说到这个话题，我便开玩笑说可惜你不搞电影。修晓林永远是平和的乐观，编了什么好书感受到好的风景，便发来一条信息，我还忍不住要询问他的乒乓球又拿了什么比赛的奖牌。还有郏宗培的一篓螃蟹，至今令我感念。那年到上海，正当鲜蟹上市时节，晚餐后，郏宗培开车接我到上海郊外一条批发也零售螃蟹的大路边，为我买下一篓乱爬乱翻的螃蟹。看着执意的他挑拣螃蟹的举动，我的感动和感沛是难以表述的，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未必有此耐心为自家来干这种劳神的事。

2012年3月6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