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空间，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而在于对高水准长篇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

从题材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鲜活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潮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里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作家们现在获得了独立思考和独立体验的社会氛围，不再受制于某些极左思想限定的狭窄小径，有勇气也有责任面对自己先辈所打开的百年变迁的历史了。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这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

这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史诗作品，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生活的哥伦比亚，用我们的话说也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对于当代长篇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在持续着。多家评论杂志和文学专业报纸，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文章阐发着种种见解，我从中曾获得很富于启示的收益。在诸多观点和诸多因素里，有一个主和次的判断，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思想似乎沾惹到政治，说到政治，似乎又很容易招惹令人厌恶的极左或平庸的教条。我想应该早就排除极左政治的阴影了，尤其不能把极左政治等同于政治，不能因噎废食。富于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政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光明之灯。应该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情绪里摆脱出来，恢复对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既然作家都关注民族命运，就不可能脱离系着民族命运的政治。

作家的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这是常识。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2010年1月13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