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来我的工作室，闲聊间随意问，你的斋号叫什么。我稍觉意外，随即回应没有斋号。朋友说他看到我的文章末尾所注明的写作时间下边，有“原下”、“二府庄”等字样，以为是斋号，却又不大像。我便解释，那是写作某篇文章的地点名称，公用的地名算不得斋号。朋友走后，我还想着斋号的话题，不仅现在没有斋号，过去也没有过命名斋号的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要取一个斋号的念头。

在我的潜意识里，斋号多是古代学富五车的文人雅士标示自己做人作文的追求的形象化符号，从斋号就可以领略其不同于别人的个性化心境和情趣。我虽喜欢写作，却从来缺失古代文人的这种意识和兴致。从客观环境来说，似乎不容我发生自取斋号的任何诱因。我大半生都住着公家的办公室，先是学校后是机关再后是文化行政单位，许多时月里还是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不可能把两个人合用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为自己取一个斋号。再从个人心理上说，缺少古代文人自我标示的自信，致命在于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依靠自学而获得的文学知识，多是写作的实用性常识，自然是残缺不全的。再说，我的写作学习多为当代文学，也主要是当代作品，且以翻译作品更为偏重，很难发生命名斋号的兴趣。

想来倒是有一次例外，细究起来很难算得斋号。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用积攒了七八年的稿酬，在祖居老屋的前院盖起一幢新房，为我隔出半间约七八平方米的书房，平生第一次有了一方读书写作的领地，却也未曾动过要取斋号的念头。其实在房子的主体建成后，乡村的建筑师问我，要不要在房子前檐的门框上方雕一方刻字的条形框格。我略有筹思之后告诉他，光秃秃的墙壁应该有件装饰，不过不要搞在前檐，雕在后门上方挺好。我在作出确定答复的同时，便想出刻字的内容：白鹿园。我在当地乡村见惯了屋院门楼上诸如“耕读传家”之类的题款，因其既老又旧难以欣赏，我在此时刚刚开始注目祖居屋院背后倚靠的这座古原，对已经失传的白鹿的名字和关于白鹿神奇的传说开始引发兴趣，便想到把白鹿的吉祥引入这个家园，就取了和“原”谐音的“园”，这是自己的一方小小家园，不是阔大雄奇的白鹿古原。乡村工匠颇为用心地雕塑出由我用毛笔书写的白鹿园三个字。每当在小院里转悠，不经意间看见后檐墙上涂成红色的白鹿园，尽管书写的某一个笔画看起来有点蹩脚，却遮蔽不住顿然浮现在脑海里的神鹿的风采。后来过了大约不足一年，用水泥雕塑的那三个字先后脱落，我虽然遗憾，却也没有劳神费事再作弥补。然而，偶尔抬头看到脱落了字体的条形小框，白鹿的逼真的影像依旧会飘浮在眼前。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把白鹿园作为斋号的意识，无非是在写完一篇或长或短的或散文后，附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时，用上白鹿园，取代了往常所附的我所祖居的蒋村的字样。后来，多有读者以为我是白鹿原上人，甚至几次发现有人写文章也误传我生活在原上，逢着机会我便纠正，我是自幼生活在白鹿原北坡根下一个小村庄里。由此便自称为“白鹿原下人”，简称“原下人”，再简约为“原下”，仍然算不得斋号，不过标示着我的来路而已。

想到那位朋友把写作地点误认为斋号的事，我却意识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几乎所有的作品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几乎全部都是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名字，其实后来的几处写作地点都在西安城里。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原下祖居的屋院回到城里的作家协会，作协大门在一条商店和单位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上，通往家属院的巷道有一个古旧却纯属城市标记的名字，然而这方地域还有一个乡村色彩的名字——雍村。似乎依着某种潜意识的自然驱使，在写完某篇文章时便附上“于雍村”或“雍村”，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近年间我蜗居在一所高校的住宅院内，周边是日渐加密且增高的楼群，却在院墙外有一个名为“二府庄”的村子，村子里已经见不到一位荷锄挑担的农民，更见不着种植麦子或玉米的土地，然而村子的名字依旧着乡村的标记，我便于文章的末尾附上二府庄的写作地点。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文章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依时间顺序是小寨、灞桥、蒋村、白鹿园、雍村、二府庄、原下等等，竟然没有一次注明城市标志的字样。

直到此刻，我才顿然醒悟，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却是潜意识更是无意识的自然行为。我由此也明白了，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2012年2月21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