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兆宏：您在《白鹿原》之后，几乎没有新的长篇问世。而现在一些网络写手，三个月就能出长篇；出版界更是如此，一部看似洋洋大观的读物不足一个月就可推向市场。您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否需要底蕴、厚重、深度？

陈忠实：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应该是源自于个人的生活体验。《白鹿原》凝结了很多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说，它是我生命的提炼。当然写作是很自由的状态，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创作方式，我不想评论别人的写作方式好不好。我只能说，让我三个月就出一本书，我做不到。

至于底蕴、厚重、深度这些词，我想它们都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段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沉重的历史。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五代十国”再到元明清时代，中华民族不断发生的分裂、统一过程，这个历史本身就很沉重。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十年动乱的“文革”，几乎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沉重的历史。作为一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如果要涉及民族命运，你要写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轻松。这是因为不是你要沉重，而是民族本身就沉痛、沉重，我起码是这样的感觉。

裔兆宏：您曾说过《白鹿原》是没有续集的，那《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陈忠实：我是不会写《白鹿原》续集的，因为我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已经完成了。我一直认为，作家在作品写完之后，就不该再说作品之外的话。在我已经出版的六十多种、散文、选本和文集之中，除了编辑要求，我很少写序言和后记。作品就让读者去看吧，文学圈内的作家、评论家，也任他们去审读。作品里头所包含的东西，相信读者和评论家都能理解，都能完成这个交流，所以没必要再写了。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还是在《白鹿原》出版十六年后，写下了这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实际上在《白鹿原》出版以后，就不断有人跟我约稿，希望我将《白鹿原》背后的故事写出来，也有出版社邀请我写自传，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认为，作家生命的意义就是创作，作品就是作家的传记。但在盛情难却之下，我答应试着写一下创作手记。对创作的理解，作家和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作家把人生体验形成一本作品——跟读者交流的作品。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表述出来的东西通过其他方式表述出来，那不算数，因为作品没有表述出来，读者感受不到。当时我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和我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灾难。在农村，这种苦难可能就更深重了。我高中时的好多同学，吃的苦不比我少，有的写作能力也不比我差，但是没有人去找他们写自传，让他们把自己受的苦表达出来。为什么要找我陈忠实写自传？无非就是因为我写了几篇嘛。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对于《白鹿原》的创作激情是至今难以忘记的。1985年，我开始创作中篇《蓝袍先生》的时候，开头写的是解放前一个关中乡村的小知识分子的家庭。这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的背景，把我幼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些回忆给我带来了很大冲击，朦胧地意识到其中有着挖掘不尽的故事，于是我就萌生了创作长篇的想法。此后，我开始研究西安周边一些县城的《县志》。解放前蓝田县最后一部《县志》的主编，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县志》中有五六卷是记载贞妇烈女的。第一页记载的是某某氏，她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十八岁丧夫，然后就是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完成一生。这是我记忆里的妇女生命史。往后的一个比一个文字少了，排在最后的竟然没有任何事实的记载，仅列一个人名字。翻了几页，我就推开了。可是，就在推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性，用她们的整个生命过程，才换取了她们在《县志》上就四五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后来的人没有谁愿意翻开它。随后，我又把《县志》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当时，我就想算是向她们行一个注目礼吧。

很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间长了我都会淡忘，不过有关写作，特别是《白鹿原》的准备、写作过程，我不敢说是刻骨铭心，但过了十几年淘汰不掉的，都成了永久的记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书只是我写作的感受，距离自传很远，因为基本没写个人的生活经历，最多就是涉及《白鹿原》创作时的一些生活。

裔兆宏：您认为文学创作经历过程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陈忠实：每一个不同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痛苦。我感觉在选择新的艺术创作之前、还没有找到途径的时候，那就是最痛苦的时候。这在我的中短篇的写作过程中也都发生过。

裔兆宏：有很多社会职业是遗传的。比如我们发现最多的是画家，最少的则是作家。为什么作家承传这个职业的很少，木匠等工匠都很多？您的三个孩子中有没有当作家的？

陈忠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文学创作不是技术，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仅凭一种概念上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它更多的是凭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的理解是，作家的天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我把它物质化一下，就是一个人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

是父母给了子女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一个对数字敏感的人是对科学有兴趣的，而对色彩敏感的人可能会成为画家。像钱钟书考大学时，他的数学成绩为零，但考大学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可见他对文字是敏感的，对数字是麻木的。你要让钱钟书当数学家，他的世界就不会精彩。还有一个例证，作家的许多子女之中，可能会有一个成为作家的，不是父母对那个孩子的影响的结果，而是他生来就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那根神经就是天才的物质化。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大家子女的人生选择都是如此。即使是画家的遗传人，如果没有创造性，那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的。所以我的子女中没有人成为作家也就不奇怪了。

2010年4月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