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见到三人执政中的第二位，名字叫做阿比费。他生来就形成一种性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定为众人争而得之。高贵的门第和财富在这里如同敝展，两者都不会使他感到光彩；他所向往的倒是拥有一颗沉静的、热爱和平的心。他对事情不作出反应，似乎可以这样说，他是幽居的，平时坐在一张三脚凳上；这里的公民对于他的神色并不感到畏惧，他象冉冉上升的太阳普照众生，涤尽了一切。说得干脆一点，他是这个城市的家长，而他自己也乐于被人叫做基督的仆人。他的责任是留心度量衡和数目字，还要掌握各种东西的特定比例。他们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抑制他们的情绪和彻底克服亚当的缺陷，他把这些事情都看做是属于他的本分，而且用永生的观点去调节一切。因为，他认为替共和国设计的最好方案莫过于使它尽可能符合于天国的旨意；由于他本人非常虔诚，他深信一个城市只有慈样的上帝才是它的救世主，而愤怒的上帝就会是这个城市的破坏者。因此，他努力做到不至于因公民的罪恶而触犯神，宁愿用信仰的光辉使神获得尊敬。于是，这个城市除非它首先屈服于自身的罪恶，哪怕是很小的邪恶也不允许在这里有立足之地，这里的公民不怕魔鬼的势力，甚至很决就能把它消灭掉。的确，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不可能不大表怀疑，因为它居然容忍公然犯罪的交易，而不怕传染；它让上帝看到的是可憎的事物，而不知道会受到上帝的唾弃；它要弄的尽是政治诡计，却仍然以基督教的社会自诩；它认为它已经为世人提供了充足的东西，因为它相信，当一个人在他能够非常浮华地管理这个世界，极度放纵所有各种贪欲的时候，他是什么也不匮乏的。正如基督城由于严守正义而显得尊严和极其繁荣一样，世俗的城市却在软弱无力和邪恶的支配下一天天地消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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