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庐剧团是淮南市五大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中的佼佼者。它创建于解放前，经过几代人不断的努力、创新、改进，成为市级大型专业艺术团体。

一代观众养育一代演员，一代演员服务于一代观众。一方水土一方艺，一代名优一代腔。每个戏曲剧种的成熟，都离不开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庐剧，原名倒七戏唱腔，分上中下三路。上路唱腔高亢有力，独树一帜。它深受淮河两岸老百姓的喜爱，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农民戏”。

该剧种源于乡村，扎根于民间，它所体现的常常是农民、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因而，更适合于表现农村生活。

随着淮南逐步发展成重工业城市，庐剧团由农村转向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喜爱。可惜，“文革”前庐剧团被撤消兼并了。十多年来，老百姓再没听到过那熟悉的乡音。

“文革”结束后，传统戏解放。面对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原市庐剧团一些艺人舍不得丢弃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戏剧艺术，自动聚集到一起成立了“恢复庐剧团筹备小组”，想借“三中全会”的春风重组庐剧团。

通过别人的介绍推荐，我被请来参加“筹备小组”。

所谓的“筹备小组”，一无经费，二无场地。一切活动全靠自己掏腰包。凭着众人对庐剧艺术执着的追求和顽强的意志，我们几个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组织演员开会，写申请材料，然后面呈领导据理力争。

忙忙碌碌一个多月，送去的申请报告如石沉大海，多次催问，毫无结果。望着演员们寄于重托的眼神，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越来越沉重，越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庐剧表演艺术家丁玉兰。她不仅多才多艺，同时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她曾经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何不利用她的影响力在上层活动一下，以求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呢？

于是，我同朱玉仙（原庐剧团团长），戴宏云（原庐剧团主演）一起来到合肥。

在丁玉兰的大力帮助和引荐下，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竟然见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短短的十几分钟见面，全由丁玉兰老师向万里书记汇报。当时，万里书记听力很差，不时发问，丁玉兰便俯在万里书记耳边大声解释。她的汇报简明扼要，言谈举止恰到好处，万里书记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看得出，他对丁玉兰这样的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坐在旁边既兴奋又紧张，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我暗暗佩服丁玉兰老师的活动能力。

回去后不久，事情就有了结果。

鉴于剧团解散日久，又是在“文革”前砍掉的，多数演员都安排了工作，再加上市专业剧团超编等多种情况，不能恢复市庐剧团，但同意成立一个民营性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民间庐剧团，由田家庵区文化馆负责管理。

按说，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各项政策尚未完全落实，领导干部思想还没彻底解放，全省尚无任何一家被官方承认的民间剧团，淮南市有关领导能够做出如此决定，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和重视的。当然，这与丁玉兰老师的努力和万里书记的关怀也是分不开的。

田家庵区文化馆施馆长，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干部。他对艺人十分同情，不仅帮忙解决演员住宿，安排排练场地，组建领导班子，还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市文化局领导面前为我们说了很多好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淮南市田家庵庐剧团很快挂牌成立。

万事开头难。剧团初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购置服装、道具、乐器、灯光等演出设备，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这是眼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大家事大家办，共同商量想办法。我建议：大家出资，先把剧团办起来，以后在演出收入中提取部分钱来还个人投资；债务还清后，所有服装、道具、灯光、设备等固定资产为集体所有。这一倡议得到演员们的一致拥护，经施馆长批准同意，决定大家集资办团。

我带头拿出两千元，其他演员有给三百、两百的，也有拿出一千、八百的，七拼八凑集资了六千多元。当时物价便宜，经过精心选购、合理搭配，各个行当的行头都买了一点，虽说不够齐全，但也能凑合演出。

部分演员已有工作单位，为了支持办团，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来参加演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于一九七九年中秋节正式开锣，对外公演。

首场演出地点定在田家庵区委礼堂（原是市少年之家）。海报一贴，观众蜂拥而至，场场客满，戏票提前几天抢购一空。七十年代末是戏剧发展的鼎盛期，尤其是在农村，农民对庐剧的热爱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开场戏是最拿手的剧目古装悲剧《窦娥冤》。该剧从旧班社“倒七戏”演出至今，已有几十年，也是观众所熟悉、喜看的一出戏。

扮演窦娥的是原市庐剧团当家花旦戴宏云。她出身梨园世家，自幼接受庐剧艺术熏陶，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她六岁开始登台，经数十年的舞台实践，博采众家之长，从“唯法是用”的模仿，攀升到“化法于艺”的最高阶段。她演窦娥非常投入动情，尤其擅长水袖功，把窦娥的悲、愤、屈、恨，演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激愤时，一双水袖抛、划、打、扬，如银蛇狂舞；愤恨时，勾、拉、抓、勒，如驭手收缰；悲切时，拧、缠、握、绕，如蟒蛇缠身；急迫时，劈、抖、洒、颤，如水波涟漪。她扮相俊美，演技超群，人称“活窦娥”。在《梦会》一场中，她向爷爷哭诉道：

爹爹呀，孩儿屈，屈死黄泉！

孩儿冤，冤魂难散！

血染白绫长丈二，一腔鲜血练旗悬。我恨那，你不分好歹枉为地！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爹爹呀，儿将你等，将你盼，奈何桥上我苦苦等你三年！

在这段唱词中，她把窦娥满腹忧怨地痛斥糊涂官昏庸以及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恨，表达得淋漓尽致。她的唱腔迭宕有致，声情并茂，委婉细腻，感情起伏，一气呵成。她的表演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赢得多少人由衷的赞叹，催得多少人潸然泪下。她的成功有赖于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她的“珠喉玉音，金嗓丽腔”。一出《窦娥冤》连演半个月，观众仍是热情不减，有的人一连看了好几遍。她在台上唱，观众在台下哭，有位老太太甚至掂着拐杖要上台去打“张驴儿”，大骂“楚州太守”昏庸！

每次演出《窦娥冤》，都会勾起我的痛苦回忆；忘不了屈死的贾明彪！忘不了那桩令人心颤的“狱中冤案”！

我每天除伴奏外，还要担负写海报的任务。

两个女儿也在剧团当学员，跑跑龙套，当当下手，演些书童、丫环之类的小角色。全家人自此走向演艺生涯，过上了居无定所、漂泊流浪生活。

正当剧团满怀希望顺利发展之际，一场意想不到的打击从天而降，将这棵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剧团更换演出场地，来到九龙岗影剧院演出。首场戏票早已售完，开演前剧场门口已是人山人海，还有许多没买到票的观众吵闹着要加站票。就在这个时候，大通区文化馆来人通知剧团：执行上级决定，立即停演！理由是：我们演的《窦娥冤》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观众哪肯离去，吵闹着非要看戏不可，不愿退票。望着拥挤的人群，我担心要出乱子，恳求道：“让我们将这场戏演完再停，不然会闹出人命的。”来人摇头道：“我是奉命行事，你们必须停演。”人越来越多，越闹越凶，突然“轰”的一声，剧院大铁门被推倒了。观众蜂拥而入，奔进剧场，冲上舞台，座椅板凳被踩坏许多，演员们吓的东躲西藏。一些小流氓趁机捣乱，跟在女演员身边乱转，动手动脚，男演员上前劝阻，遭到他们围攻毒打。在外边进不来的人，开始用砖块砸门窗。一时间，剧院里乌烟瘴气，乱成一团，要不是派出所干警及早赶到，非闹出人命不可。

一场“停演事件”，院、团双方遭受巨大损失。演员多人受伤，团长头被打破流血不止，衣服也被撕成了碎片。直到深夜十二点后，在派出所干警的劝说下，观众才渐渐离去。

为赔偿剧院损失，剧团拿出了全部积蓄。

这次事件该由谁来负责？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为此，第二天我们去找到“上级部门”，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给了一句话：“后果自负”。

通过了解，我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有些“思想觉悟高”、“阶级斗争性强”的人，给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写了封人民来信。信中责问道：“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怎能让群魔乱舞？演鬼戏，为死人鸣冤叫屈，是不是宣扬封建迷信？你们为何不管？……”

是的，古装悲剧《窦娥冤》中“梦会”一场是有鬼戏出现。但那是窦娥被冤杀后，化做鬼魂在梦中向父亲哭诉冤屈，痛斥赃官草菅人命的种种罪恶。剧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斗争精神，以及对封建统治的控诉和揭露。

《窦娥冤》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一出千古名剧。七百多年来，流传至今，常演不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m·巴赞译成法文，介绍到国外。想不到，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这出历史名悲剧却在它的故乡遭到了禁演！的悲剧。

随着戏被禁演，扮演窦娥的演员戴宏云本人也受到了无情打击。她被隔离审查，接受批斗，后来竟然被赶到医院扫厕所。多么可悲啊！

带着满腔的疑惑和不解，我们再次来到“上级部门”，那位负责人仍是老调重弹：“你们不该演鬼戏，宣扬封建迷信……”

“神话剧为什么能演？”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向他提出一连串的疑问，“《白蛇传》中蛇精成仙，《三打白骨精》中骷髅成精，《天仙配》中仙女下凡，《宝莲灯》里劈山救母，这些‘神’登台亮相算不算宣扬迷信？‘神’、‘鬼’，都是虚拟的，要说迷信，神鬼平等。为什么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只让‘神仙’翩翩起舞，不准‘小鬼’鸣冤叫屈？为什么‘神’可敬，‘鬼’可憎？这种‘神出鬼没’的现象，你该如何解释？这种‘颂神斥鬼’的政策是否公正？”我的提问使他沉默好大一会儿才说道：“有关‘神出鬼没’的现象，目前整个戏剧界普遍存在，也很正常。它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更不是你我之间争论、探讨的话题。禁演”鬼戏“，上面早有文件规定……”

纵观历史，我没有理由责怪这位文化干部。

六十年代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刚刚出现在戏剧舞台上时，立即受到国人的喝彩和欢迎，并引发了史学界和文艺界关于历史剧、鬼戏的热烈争论。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沫沙，就昆曲《李慧娘》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了这出戏。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在江青的干预下，文化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三月十九日中央批转了文化部的报告。

江青借助文化部的《报告》，用上海作为基地，抡起“批判”的大棒，展开了一场对昆曲《李慧娘》的围剿，从而打响了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文章蛮横地指责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什么李慧娘，人成变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

正是有了批判“有鬼无害论”，这才引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由此，拉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随之，像《窦娥冤》一类带有“鬼魂”的戏一律停演。令人不解的是“文革”早已结束，为什么一些人仍然思想僵化、保守、宁左勿右。

那位接待我们的文化干部说：“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勒令停演是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在人民来信上批示的，今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找也没有用！”

怪不得剧团被勒令停演二十多天，至今一点消息也没有呢！原来是行政干预。

得知这一消息后，全团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既然是市里主要负责人的意见，谁敢抗命？一出“鬼戏”得罪了“阎王爷”，只有认命了。干脆，分掉道具，散伙回家。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刚刚起步的民间剧团垮掉，我心里非常不服气，便对大家说：“你们等几天，我自费去北京上访文化部，相信我们没有错。万一失败，再散伙也不迟。听说丁玉兰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也许她会帮忙的。”

演员们见我有如此大的决心，齐声说：“好！我们盼望你胜利归来。”

千里迢迢闯京城，虽是前途难卜，但我心地坦然。此时，我的耳边响起大戏剧家关汉卿的话：“我是个普天下郎君的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他为戏剧事业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永往直前，更为我增添了一股闯关的勇气。

试问，在那艰苦创业、风险多多的日子里，谁敢做这件事？谁愿做这件事？唯心者莫属，唯无畏敢为！

车轮翻滚，心潮澎湃。我似乎又听见了窦娥那呼天抢地的控诉：“无辜的窦娥我不服……死也不服……”

我也不服，到底是“鬼戏”害了我们，还是刚刚起步就遇见了“鬼”？

即使成为“鬼”，我也要为剧团的生存去闯一下“阎王殿”！

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像一滴水掉进翻腾的油锅，顿时炸开；代表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既是唤醒保守僵化者的警钟，又是讨伐极“左”思潮的檄文。文艺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