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离不开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真情，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恩泽。我们能实现向往已久的上海之行，真该感谢“四清”工作队的老吴以及他的同事们。他们的同情心、爱心、善心，永远铭刻我心！

临行前，老吴对我说：“先去上海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住院？需要多少钱？回来后再作商议。你爱人的病，我们已向总部党委汇报了，领导都很关心、重视，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为你们解决治病经费。这可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要抓住啊！”

“老吴，我该怎样感谢你呀？”

“所有工作队员都很同情你们，也不是我一人帮忙，谈不上感谢。”

“那我们明天就动身。”

“去吧，越快越好。记住，车票保管好，回来我们给你报销。”

我和芸姐没再去找王艳艳，直接从炉桥站乘车去了上海。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气相投的人，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火车上，我回想着与老吴从认识到深交的全过程。他是皖南大学讲师，“四清”运动一开始就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开头是搞试点，试点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分配到我们这里。我能当上大队“四清”领导小组成员，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其中之微妙是鲜为人知的。

老吴刚开始参加试点工作时，由于经验不足，差点犯了错误。

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宗族势力。他所依靠的几个骨干分子，与“四不清”干部不是同姓，就是同族。他们“同穿连裆裤”，暗中为“四不清”干部通风报信、泄露案情，使原本定了案的事实又被推翻，搞得工作队很被动，临撤出时还被围攻，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

此地的宗族斗争也是相当严重的，他吸取以往的教训，不敢轻易重用本地人。我是外来户，与本地干部没有多大牵扯，所以我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

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万一用错人就是立场问题，用我必须搞清我的身份。于是，老吴亲自出马，带一名助手到淮南“外调”。

对于“外调”这个词，老辞典里是查不到的。解放后“外调”工作是各级政府部门一件重大事项。所谓“外调”，就是到外地调查某人的社会关系、政治面貌、家庭成分、个人简历……对于入党、提干、参军、还有罪犯判刑等，都必需调查取证，载入个人档案。“外调”，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但其主动权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利用诱导、先入为主等手段，同样的事情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以及一生的命运！

像我这样社会关系复杂的特殊家庭，弄不好会受到当过国民党警察的父亲的牵连，弄好了也可以沾上当过红军的母亲的光。两可之间，那就要靠“外调”人员的问话艺术了。

事后回老家时，生产队会计闫玉柱详细告诉了我整个调查的全过程。他绘声绘色地叙述老吴与老队长的那段对话，真可谓精妙绝伦，至今依然忍俊不禁。

吴：“请你谈谈闫立秀家庭情况。”

老：“上面只要来人调查，准没有好事。”

吴：“谈谈吧，不过一定要实事求是。”

老：“这孩子八成‘戳包’了，他老子干过国民党警察”

吴：（忙打断）“别忙，请问‘戳包’是什么意思？”

老：“‘戳包’就是干坏事！俺不识字只会讲土话。他犯错误了？”

吴：“那倒不是，我们准备培养他当大队干部。”

老：“我说么，这孩子肯定有出息。”

吴：“你还接着谈。”

老：“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吴：“说到国民党。”

老：“是这样的，他父亲虽在国民党头子开的煤矿里当过几年矿警，但那是为了生活。”

吴：“听说从未干过坏事？”

老：“对，老百姓都称他小善爷。”

吴：“听说他母亲当过红军？”

老：“有这回事。”

吴：“据说你们全村社员都知道？”

老：“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吴：“土改工作队也承认？”

老：“是的，他们说证据烧了，可以调查嘛。”

吴：“听说闫立秀从小在家表现就不错？”

老：“自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未戳过包。”

吴：“他家定为贫农成分？”

老：“对。”

吴：“他父亲是个老好人？”

老：“不错。”

吴：“他母亲确实当过红军，但因证据被烧不好下结论，对吗？”

老：“对，对的。”

吴：“请看一下，签个名。”

老：“我是大老粗。”

吴：“请会计看一下，你摁个手印盖个公章。”

老：“行。”

在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老吴帮了我不少忙：弟弟参了军，我当了“干部”，最重要的是芸姐能到上海治病。

我们刚刚走出上海北站，还来不及领略大都市的风光，一辆有轨电车就停在了面前。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墨绿色的车身又长又窄。我扶着芸姐在拥挤的人群中上了车，一位小青年主动站起来让座，我客气地向他点了点头。大城市的文明让人感动，雷锋精神随处可见。电车在丁丁当当清脆的铃声中缓缓行驶，穿街过巷。透过车窗，一幢幢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迎面而来，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令人目不暇接，一家家琳琅满目、五彩纷呈的商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偶尔见到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令人倍感新奇，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神秘。

上海，这座美丽的东方国际大都市，迎来的不仅有高官显贵、巨商富贾、国际友人，其中也夹杂着一对求医问药的患难小夫妻。

第一人民医院就坐落在四川路桥东侧苏州河畔，位于闹市中心；每天不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还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病人。像我们这样来自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头天挂号，第二天才能就诊。

我们分在第八门诊室，虽然没有明显标识，但我知道这是普通候诊室。普通病人，安排普通诊室，看普通医生是十分正常、顺理成章的事。

给芸姐看病的是位“医大”实习生，经过一番检查后，开始询问病情。芸姐回话有点吞吞吐吐，避重就轻不敢完全讲出实情。她的心情我知道，生怕像罪犯一样，交待彻底了又被判处死刑。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来趟上海，不把真情实况告诉医生，怎能得到准确诊断？这样岂不是自欺欺人害了自己吗？于是我插话道：“她已在‘安医’检查过，大夫说她是遗传病，不治之症，我们……”话未说完，医生翻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道：“‘安医’查过了，还来找我干什么？”芸姐赶忙解释：“‘安医’怎能同上海比？我们怕诊断有误，所以才来找你们这些名医复诊。”一席话把这位年轻医生说得喜形于色。他又问了一些情况，芸姐讲得仔细，他听得认真。随后他用橡皮槌反复敲打她膝盖，扳几下手背，看看眼球，又叫芸姐走了几步，然后说道：“结合家族病史，初步诊断，的确是遗传病。”我忙问：“是否确诊？”

“基本可以确定，不过还需专家会诊、仪器检测，通过化验才能下最后结论。类似这种疑难病例是不多见的。”

“这么说，她无法可治了？”

“就目前医学水平还没有根治的办法。”

“连你们都说没办法，看来我只有等死了。”芸姐说罢，坐下哭了。

带着希望而来，听到绝望的回答，怎不令她伤心？

“你们在上海有没有亲戚？”

“你问这做甚？”

“假如有地方住，我想做一次大胆尝试。真的，我很同情你们。”

“为什么不让她住进医院？”

“病床太紧张，我哪有这个权力？能住进这所医院的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干部，还需院长亲自批条。”

“你的意思是？”

“自己解决住处，看门诊。”

“行吗？”

“说实话，我是医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的。虽说医学上将此病视为不治之症，但我想试试闯一下这个禁区！这就需要你们的理解和配合了。”芸姐一听这话，赶忙擦干眼泪站起来说道：“医生同志，只要你愿意为我治病，再大的痛苦我能承受，再大的风险我能承担，你就把我当作试验品吧。”

“决不是把你当试验品！”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敢于破除迷信、敢于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任何奇迹都会发生的！”

“你讲得太好啦！”我高兴地附和。芸姐似乎也看到了希望，连声说道：“太感谢你啦！”“我会尽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说过，聪明的脑袋有包治百病的灵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白衣战士，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定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他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着实鼓舞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说：“就在外面住旅馆，看门诊吧。”

“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治疗。得要一笔不小的经费。”

“大约需要多少钱？我们回去好准备一下。”

“医疗费用不算太高，关键是吃住，大约一千多元吧。”

“我们马上回家准备。”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

我还想再问详细些，他拿起病历：“下一位。”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是非常满意的。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检查，纵然虽然让我们住院，一笔庞大的开支一时也无法凑齐，令人焦虑，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年轻的医生敢向禁区挑战，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被判为“死刑”的芸姐，如今改为“死缓”，已经令我们欣慰。目前，最棘手的也就是钱，还是先回去再作计较。“绝望”中又出现了一线“希望”。

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想陪伴芸姐逛一下大都市，让她看一看上海的夜景，开开眼界散散心。

我们顺着苏州河向东，穿过“外白渡”桥，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大轮船，不时发出震撼长空的汽笛声。船顶上飘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国旗，许多外国货轮在这里停泊。

我们从南京东路向西走，十里洋场一片灯光辉煌，路上行人特别拥挤。两边商店的各种霓虹灯在夜空中变幻闪烁，把个夜上海装点得绚丽多彩。我们漫步来到离南京路不远的“中国大戏院”，这所建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号称上海四大舞台之一的剧院，在通明的灯火照耀下显得壮丽辉煌。上海沪剧院正在这里演出革命现代戏《芦荡火种》，酷爱艺术的芸姐盯着海报不肯挪步。

“我不想逛街了。”

“累了？”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想看场戏，只是票价太……”

“难得有这样机会，难得你有如此好的心情，我去买票。”

“买两张最便宜的票。”

“行，买丙级票。”

《芦荡火种》是一出歌颂老百姓掩护八路军伤病员的故事。（后被移植改编成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一流的演员，一流的服装，一流的灯光，一流的舞美。台上精湛的技艺使我看得目不转睛，芸姐更是看得如痴如醉，赞不绝口，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从未见过她有这样好的心情，她整个身心全都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此时此刻，她忘记了外边的世界，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忘记……戏散了，她走到台口，用手摸了一下金丝绒大幕，充满深情地说：“假如上苍有眼能治好我的病，让我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一场，我将死而无憾！”她的话令我感慨，让我激动。

“假如有一天，我能带团来这里演出，也算是人生的一大奇迹。”

共同的愿望，让我们会心一笑。生活的美好源自于充满希望，成功或失败已不重要，我们享受着梦想的美妙。

二十年后，我的愿望实现了，而芸姐她……

带着美好的希望、甜甜的笑容，我们登上了回家的列车。手握着医生出具的证明，我打算到家后立即交给工作队，写个报告批了钱，就可为芸姐治病了。

春梦无痕，黄梁空欢。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芮庄时，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老吴他们全走了。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接踵而至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奉命全部提前撤离。芸姐看病的计划再次成为泡影！

动乱年代，世界千变万化，各色人等，不管贫贱富贵、地位高低，灵魂的优劣、人品的高下，都会展示出多姿多彩的人性。我的灵魂在“史无前例”的“炼狱”中，经受了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彻底考验。在社会的风浪里、人生的风雨中，我始终坚持“死也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信念。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无限忠于的纯真，使我忘记了一切，扔下芸姐和孩子，投身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滚滚洪流之中……我不是党员，却在党代会上传达中央文件；没拿过锄头，却大讲“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乎，我不仅成了“大红人”，也成了“大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