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章 再去上海

作者:闫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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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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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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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778字

正是沾了“红军后代”的光,“四清”工作队撤离后,我被选为公社“贫协”主席、县“贫协”委员、省“贫协”代表。不久接到中央文件,公社以上的单位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根正苗红”的我担任了七里塘公社“文革”主任。


荒诞的年代无奇不有,中共党史上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找不到“中共文革小组”这个机构。


上行下效,我这个公社“革委会”主任,也凌驾于公社两委(党委、管委)之上。连党章都未学过的我,却能在全体党员会上传达中央文件;连锄头都未拿过的我,却在公社三干会上布置生产任务。耳边常听到的是“闫主任,我向你汇报”……于是乎,我不仅成了“大红人”、也成了“大忙人”。重权在握,让我感到无限风光和骄傲。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可滋生政治扒手以及混水摸鱼的跳梁小丑。如今细细想来,这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荒诞、可悲、可笑!我算个啥?正是:


荒诞年头怪事多,老虎屁股乱人摸,小鬼造反阎王怕,猫见老鼠打哆嗦。


我官不大,事不少。两派头头召开大会请我去参加,批斗哪个干部须经我同意。上到县里开会,下至生产队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串联开始了,每天还要接待无数前来串联、路过的“红卫兵”。这些人白吃白拿,吃过嘴一抹记个帐就走。有的客气,有的穷横,不管怎么着,我都不敢得罪这些被宠上天的“革命小将”,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实到领导班子建设上面。工作队突然撤离,公社“两委”在匆忙中草率成立。新任干部难免良莠不齐。许多冤、假、错案,未能得到纠正,文革就开始了。


我们这里的“四清”运动成了虎头蛇尾,一锅未烧熟的夹生饭。


一场没有结果的“四清”运动,给这里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四清”运动中受迫害干部理所当然不服,通过串联成立了定远县“xx团”(姑且称翻派)。上访地区、省、直至中央,否定“四清”,要求平反;新上台的干部坚决捍卫“四清”成果,反对翻案,与贫下中农成立“五保卫兵团”(姑且称保派)。这样,就形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文革开始不久,一些地区把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揪回来批斗。说是“肃清流毒,挽回影响,”其实对他们实施体罚、毒打。少数人趁机报私仇、泄私愤,甚至将人置于死地。我们公社“四不清”下台干部组成一支“xx战斗队”,准备去皖南大学揪工作队。得知这一消息,我心中大吃一惊,老吴他们若被抓回来,肯定要吃苦头的。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想方设法阻止这些人。


人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不能忘恩负义。于是我带着盖有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公章的介绍信,连夜赶到芜湖。


凡参加过“四清”工作队的皖南大学师生们,听说要揪他们回去,人人自危,个个担惊受怕,我突然出现,他们就像看见救星似的。


“闫主任,你得想办法救救我们啊!”


“这帮下台干部肯定要报复的。”


“要被抓回去就怕没命了……”


他们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既值得同情,又有些可笑。我无心嘲弄他们,曾几何时,他们是那样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现如今却是威风扫地,变得低声下气。人哪,一旦大权旁落,反差是何等之大!


老吴见面就说:“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就怕他们来找麻烦,万一被抓回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呀!”


“老吴,你放心,我就是冲着你才来的。”


“你有办法?”


“试试看吧,我会尽力的。”


“有的地方把工作队弄回去腿都打断了。”


“你别怕,我来是想阻挠他们的。”


“你打算怎么办?”


“找学校‘红卫兵’头头商谈。”


“会接待你吗?”


“我以公社‘文革’主任身份出面,猜想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太感谢你了!”


“老吴啊,莫说这话。当初你不也帮过我吗?”


假公济私也好,执行政策也罢,我大摇大摆地向‘红卫兵’司令部走去。


在戏班里呆了几年,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我不卑不亢地向对方亮出介绍信。一位戴“红卫兵”袖标的女学生接过去看了看。


“你是闫主任?”


“是的。”


“请问有什么事?”


“我们贫下中农欢迎你们革命小将去‘串联’,去‘点火’。”


“谢谢,我校‘红卫兵’马上要徒步上北京,可能要经过贵地。”


“届时我会以无产阶级的热情欢迎你们革命小将。”


“谢谢,还有别的事吗?”


“贵校部分师生在我们那里搞‘四清’运动,你们是知道的。”


“现在不是抽回来了吗?”


“有人想把他们抓回去批斗。”


“那为什么?”


“一些”‘四清’“中的下台干部想翻案!”


“现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想翻案就让他们翻呗。”


“不,绝不能让他们翻案!”


“为什么呀?”


“‘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翻案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呀。”


“原来是这样?”


“翻案就是反对毛主席!”


“休想,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向革命小将学习!”


“需要我们做什么?”


“阻止他们。”


“行!我们以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抓人。”


“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一次偷偷行动,保护了一大批人。虽然有点对不起那些下台干部,我想这些人心里应当清楚,如今他们已不再是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四清”工作队了,而是一群大学校园的师生,揪回去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大不了批斗、体罚、出出气。


老吴将我送到轮渡码头,分别时,递给我一份报纸,叫我好好看一下。船上,我将报纸展开,上面刊登一则新闻:一位贫农大嫂肚里长个几十斤重大肿瘤,因无钱治病,躺在床上等死,被路过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让其家人将她抬到某大医院。“红卫兵”与医院“造反派”联手行动,大声斥责院长:“你为谁服务?你有没有阶级感情?为什么不给贫下中农治病?”院长吓得满口答应,一分钱不收,将病人安排住院……读罢这则新闻我很受启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闯一下,利用“文革”机会再去上海,或许通过医院造反派组织能够让芸姐住院治病。玩这种“空手道”虽然有点冒险,但我别无选择,于是决定孤注一掷。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我怀揣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抱着刚出世的二女儿,登上开往蚌埠的列车。我们打算去求助王艳艳,解决乘车问题。这时候省下一分钱都是好的。


我们来到列车段一打听,不觉倒吸一口凉气!


有人揭发她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逃兵、出卖同志的叛徒、暗藏的历史反革命,把他押回原籍批斗处理。王艳艳本人也受到牵连,同父母亲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


据说,揭发人正是那位地下党,也就是用儿子生命为代价掩护出村的那位“交通员”。这消息令人吃惊、无法相信!


但细细想来也不觉得奇怪,这年头六亲不认,“阶级斗争,骨肉划清”嘛。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正常气候下,讲真话不如讲假话,讲假话不如编瞎话。甚至有些致人于死地的假话,都是在“学习班”里被逼迫说出来的。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知道厉害,“学习班”虽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监狱!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搞“车轮战”,轮番上阵,不让你好好睡觉;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利诱、恐吓逼迫。不管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长期守住口,多数是按照“专案组”的需要编造瞎话谎言。时常好人坏人很难分清,晚上还是革命同志,说不定第二天就会变成反革命。在漫长的惊涛骇浪里,有多少老革命、老干部被靠边、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不知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坐在车上,我心中闷闷不乐,艳艳姐全家人如此善良,怎么也会遭此厄运?想到她对我的种种情谊,我的心像箭穿一样难受!她目前的处境如何?父亲是否遭受打击?母亲病体受刺激会不会加重?桩桩件件,令人牵肠挂肚,神情不安,我打算上海治病回来一定要想办法打听到她的消息。一路上我默默地为她祈祷:艳艳姐,愿你们全家平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早已贴满打倒xxx院长,打倒xxx学术权威的“大字报”。于是,我就找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大字报”平放在地上,同时将芸姐的“劳模”奖状、奖章,也放在一起。


“奇文”一篇,以飨读者:


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云水怒,风雷急,举国上下,神州大地,众笔齐挥,发出千万道讨逆的檄文。盘踞在卫生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一个个揪了出来,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家三代贫农,党培养我成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大跃进”运动中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国家困难时期我自愿下放农村。如今,身患重病又失去公费治疗,被院方走资派拒于大门之外;并还说,住进我们医院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干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若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人民医院为人民,可是,医院“走资派”却毫无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为当官老爷们服务,是可忍,孰不可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贫下中农坚决支持医院革命左派的造反行动;把十七年来旧的卫生制度砸个稀巴烂,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爱;亲不亲,“线”上分。我相信医院中“革命左派”一定会伸出同情温暖的双手,救救我这个贫农的女儿。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刘芝芸,一九六六年x月x日。


当人们正在围看“大字报”时,早已惊动了医院造反派“卫东彪”兵团的头头们。该兵团隶属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借助“工总司”强大的势力,正在酝酿夺取医院领导大权,我们的一张“大字报”无疑给他们增添了一颗猛力的“炮弹”。那年月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观点”一致,就是“战友”。他们把我的“大字报”贴在墙上,一时间大标语铺天盖地:


坚决支持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控诉!


打倒院走资派xxx!


彻底铲除旧的卫生制度……


听来是个奇闻、天方夜谭,但的的确确是真事!就这么简单,芸姐住进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六o二室。最为可笑的是:所有专家权威会诊后,没有一个人敢讲芸姐患的是绝症,都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医学界,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发生……芸姐住入特护病房,享受着高干待遇,不仅药费全免,连伙食也不用掏钱。就这样,她在医院一直住了两年多……芸姐顺利住院,了却我最大的心愿。大女儿在家无人照顾,公社的事还要我管,正当准备动身返回时,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王洪文暗示下,率领两千多名工人截车北上进京告状,被堵在上海郊区安亭车站。他们切断铁路交通,致使南北交通中断,将我滞留在上海。


为了引起“专家”对芸姐病情的重视,我不惜落井下石干了些龌龊的事儿:凡医院召开各类批斗会,我都不会放过,并以“农民造反派”的身份参加,发言时,我慷慨激昂;批斗院领导,“上纲上线”;造反派爱听什么我就讲什么,昧着良心编造谎言,指鹿为马,胡说八道……是文化大革命给了这次“机遇”,还是我利用文化大革命“投机”?也许兼而有之吧!


二十多天后,在“工总司”的安排下,我搭乘军队大卡车离开了上海。


同芸姐分手时最令我心酸,她紧紧抱着只有三个月大的二女儿迟迟不肯放手,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她虽然是个病人,对女儿的疼爱之情却丝毫不减。慈母之心,舐犊之情,使她不忍心将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男人,何况还有个大女儿临时寄养在别人家。


为了治病,她只能忍受骨肉分离;为了治病,恩爱夫妻也只好暂时分开。想到她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医院,我心中真不是滋味:“芸姐,分开是暂时的,切不可因儿女之情增添你的思想负担,影响你治病。请放心,有我在就有孩子在,我会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孩子带好,你就安心治病吧。”


“如今这么混乱,哪一派你都不能参加,万一有个闪失,两个孩子身靠何人?这也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事。”


“芸姐,为了孩子,我决不会去参加任何造反派。”


“……孩子尿布每天换洗三次,喂米粉时要小心细喂,经常给孩子洗屁屁,晚上要给她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夜里别忘给孩子把尿……”


“我都记下了。”


芸姐噙着泪水对孩子喃喃地说:“妈对不起你呀!这么小就让你离开亲娘遭罪,叫我怎能安心治病……”


怕误了车,我只好从芸姐怀中夺过女儿,扭头便走,芸姐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她这一哭,把熟睡中的女儿惊醒了,她也哇哇大哭起来。我赶紧冲进电梯,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在走廊里回响着。出了医院大门我回头看去,芸姐正爬在六楼窗口不住地抹眼泪。


带着亲人的悲伤,我依依不舍地离去……


一场否定与保卫“四清”成果的斗争逐渐展开,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先是文斗,后是武斗,演绎了一出互相残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