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生活，除了为吃住发愁之外，还整日里提心吊胆：一怕被芮家来人捉住，二怕被“遣送站”发现收容，押回原籍。睡梦中我时常惊醒，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朦胧中，我突然被人叫醒查问，着实吓了一跳，连忙站起，陪着笑脸：“您们是”来人摘下口罩，笑眯眯地望着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同在剧团的好友，武生演员闫立义。我们同姓同辈不同村，他家住在九龙岗东北曹店。自从剧团解散炉桥一别，已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久别重逢，真是又惊又喜。

“是啊。你是来看病的？”

“你在医院当医生？”

“不。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今晚护送病人来的。”

“你是送病人来的？”

“唉！一言难尽哪！”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分别后这些年的不幸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听后，沉默良久，连连叹息：“芸姐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更想不到你会流落街头！”

“人生的路，往往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你们先到我家住些日子吧。”

“谢谢，拖儿带女的我们哪也不去！”我态度坚决地说。

“这样流浪飘泊，也不是长久之计。”

“暂时避避风头，等秋儿妈气消了再说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去了准行。”

“在哪儿？做什么？”

“我岳母家住怀远县口桥屯，那里是花鼓灯之乡。公社程书记是当地人，为了给家乡挣面子，成立了一个业余艺术团，准备参加县里举办的革命文艺会演，由于缺人指导，前些天来找过我。”

“你怎么没去？”

“我是大队赤脚医生，走不了。”

“你的意思让我去。”

“你去最合适，既可发挥艺术特长，又能摆脱眼前困境，再说秋儿家里的人也找不到那地方。”我听后高兴极了，满口答应。他写了一封信并交待我：“把信给我内弟桥新，他会出面帮忙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无妙不成辞。巧就巧在一生中每每遇到难处，总有贵人相助。是天意？是巧合？说不清。这可能也算是“命运”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准备动身，秋儿提醒道：“我们应该去给小跃进打声招呼，这些天多亏人家帮忙呀！”我说：“对，应该向这位小朋友告辞一声。”来到公园见他不在，久等也不见他归来；有人说他被抓走了，有人说他犯事逃跑了……带着惋惜与遗憾，我们匆匆离去。

走出公园，回头望了望由窝棚组成的乞丐群落。这儿既是贫困滋生的产物，又是社会犯罪的温床，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七天的乞丐生活，我无法更多地接触他们，更深地了解他们；七天的乞丐生活虽是我人生中短暂的一瞬，但留在我心上的烙印却是深深的。

渡过淮河，翻越防洪大堤，呈现在眼前的是广阔的淮北大平原。

春风吹绿了河川，吹绿了堤岸，又是杏花纷谢桃花争艳的阳春三月。平坦的沙土地上，绿色的麦苗郁郁葱葱，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微风荡波，恰似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蝴蝶双双对对飞来绕去，在田野上空翩翩起舞。蜜蜂成群成群地在花丛中忙忙碌碌，带着嗡嗡之声辛勤地采蜜。百灵鸟在天空中鸣唱，野兔在路边跑来窜去，大地一片春意盎然，勃勃生机。我们穿行在美丽的平原上，边走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

从田家庵到皇金大队约有三十多里，路途远又不通车，我们只好徒步行走。一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天也未见到村庄。秋儿怀着身孕，我们不敢走得太快，于是边走边聊。

“你猜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猜一定是男孩。”我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

“说不出理由，只是凭直觉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我回答得很干脆。

“要是生个女孩呢？”

“我同样喜欢，希望她像你一样勇敢。”

秋儿深情地说：“我也想要个男孩，这样你就有儿有女了。”她的话让我心里感到一阵甜蜜。

“愿上天保佑吧。”

“太累了，坐下歇一会儿。”

我们席地而坐，女儿发现小飞虫好玩，一蹦一跳地追赶着，越追越远。秋儿疲倦地靠在我身上说：“再生一个孩子，负担就更重了。”

“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觉得我们此去有把握吗？”

“应该说问题不大。”

“那可是‘花鼓灯’之乡呀！”秋儿不无担心地说。

“解放前，我们的家乡九龙岗就属怀远县管辖，对于这一古老的民间”花鼓灯“艺术，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有所了解，自信心还是有的。”

“花鼓灯”艺术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用智慧创造出来的辉煌民族文化。自打“文革”开始，那些优美的舞姿不准跳了，脍炙人口的“情歌”也不准唱了。我中暗想：假如我能大胆改良，让古老的“花鼓灯”艺术为时代所用，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我们继续赶路，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这是“花鼓灯”情歌对唱：

三月里来桃花开，偷偷下湾挖野菜。

手提竹篮四处望，妹妹等得好无奈，为何哥哥还没来？

大路我怕遇熟人，绕过小桥进树林，赶集买来丝绒线，送给妹妹绣花名，绣对燕子双入云。小小兰花一十八，头戴绒球身穿花。扇子一摆凤展翅，手绢飘飘像莲花，人人都夸小奴家。

我被这美妙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住了，禁不住放慢了脚步。循声望去，只见一对青年男女迎面而来，他们边走边唱。

“这是什么歌？蛮好听的。”秋儿问道。

“这就是‘花鼓灯’对歌。”

“对歌？”

“是呀，对歌很有情调的。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形象鲜明，耐人寻味，是男女青年相互转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你讲的我听不懂。”秋儿摇了摇头。

“每逢佳节盛会，都有花鼓灯表演，放开歌喉，相互对唱。男角称‘鼓架子’女的称‘兰花’。跳舞足尖落地，歌词临场发挥，随事而发，信手拈来。也就是说，现编现唱，往往问得好，对得也绝。”我解释道。

“真有意思。”

“你别小看‘花鼓灯’啊！一九五三年，怀远花鼓灯进京献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看后，称其为汉民族舞蹈的代表‘东方芭蕾’。”

说话间他们来到面前。我仔细打量一下，男孩子虎里虎气，满脸憨厚，打眼看就是一块“鼓架子”的料；姑娘梳两个小辫儿，瓜子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材，纯情的微笑，带有乡土气息的美，天生一副“兰花”相。他们既像兄妹，又像一对恋人。

“请问，这里到口桥屯还有多远？”我想顺便打听一下路，开口问道。

“不远，还有五六里地。”他们一齐回答。

“谢谢。你们刚才唱的是‘花鼓灯’对歌吧？”

“是呀，你也懂？”

“唱得很好，音调歌词都很美。”

“你还挺内行的。”他说。

“谈不上内行，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们是师兄妹，很小就跟师父学艺了。”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玩灯’场上的一对搭档。”

“好眼力，他是‘鼓架子’，我扮‘兰花’。”

“古老的歌词不许唱了，优美的‘兰花步’不让跳了。可惜，荒废了你们的艺术青春。”

“就是为这，心里憋得慌，才到这荒天野地里喊几句。”他有点忿忿不平。

“你到口桥屯找谁？”她问。

“找桥新。”

“找桥新哥呀？”她感到惊诧。

“是呀，你们认识？”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同村的。”他们说。

“太好啦，他在家吗？”

“在，你们是亲戚？”

“也算是吧。听说你们大队成立了艺术团？”

“啥艺术团，‘花鼓灯’不让跳，‘样板戏’不会唱。”

“我听说县里举办会演？”

“唉，可惜没有新节目。”他惋惜地摇摇头。

“可以改嘛，加上革命的内容。”

“没有指导老师呀。”

“我是闫立义介绍来的，想同你们共同切磋、探讨。”

“你是姑爷介绍的呀！太好啦！”说罢，他上前握着我的双手道：“欢迎，欢迎！”女孩接着说：“我说呢，讲起话来挺内行，一看就像个搞艺术的。”

“我也没有多大本领，来向你们学习的。”

“别谦虚。走，我带路！”

“别忙，还没请叫两位大名呢。”

“我姓金，人家都叫我‘憨哥’”。

“我姓程，艺名‘一枝兰’，你就叫我‘兰兰’。”

“我姓闫，同你姑爷平辈，就叫我大哥吧。”

“不，我们该叫你闫老师。”说罢，他背起我女儿，在前面带路。

大凡出生在淮河两岸的人，不管是鬓发染白的老者，还是独居异域的赤子，只要提起“花鼓灯”，莫不唤起宝贵的回忆，引起如痴如醉的思乡之情。

“花鼓灯”，是流传于淮河两岸民间的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广场文化。大花场有：“穿篱笆”、“踩肩”……小花场：“抢板凳”、“抢手巾”、“双回门”等。锣鼓一响，“鼓架子”一声吆喝，“兰花”舞起身姿；轻盈优美的后退三步“风摆柳”，上前三步“牡丹开放”，一个“大拐弯”，扇子轻轻一拨，手绢娇媚一撩，来个“颠点步”、“浪子步”、“小二姐踢球”，风吹杨柳轻柔飘逸，燕子凌空展翅飞翔，像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像水中游鱼忽隐忽现。你一不留神，美丽的“兰花”不知怎的就跃上了“鼓架子”的肩头，轻盈得好像一只小鸟儿。

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在看了花鼓灯的演出后，大加赞赏：

一双红袖舞纷纷，软似花枝乱似云。自是擎身无妙手，肩头掌上有何分。

真可惜，这么好的民间艺术，却被禁演。路上我在想：“大花场”加上新内容，男女对唱，改用革命歌词……人还未到地方，整台节目就已在脑海中构思出来了，我甚至还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轮廓和可以想象的舞台效果。

桥新，个头不高，有点消瘦，为人憨厚，不善言谈，对唱歌跳舞不感兴趣，田里的农活却样样精通。他和母亲、妻子一家三口在一起过日子。经他介绍引荐，大队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开始几天，我们都在桥新家吃住。我心中着实感到不好意思，他却说：“到这里，就等于到了自己的家，缺什么，尽管讲。”再后来，大队发给我们口粮，他腾出一间厢房让我们住并给了些生活用具。这样，我们总算是有个安身之所。桥新一天几次跑过来，帮我们挑水，给我们送柴。我们相处得亲如兄弟，他喊我哥哥，我称他弟弟。

离比赛只有二十天时间。我们白天黑夜加班加点，集中排练。大队干部、全体演员都对我很尊重，称我闫老师。所有节目由我决定，演员由我安排，一切都按照我事先想好的套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演出成功，我夜以继日地创作编写唱词。

会演在县影剧院举行。

先前几个代表队的演出我都看了。农村宣传队谈不上什么艺术，大多数演的是“样板戏”选场，也有现代小戏。用“花鼓灯”形式参赛的只有我们代表队，因此我心里也没什么底。

最后一天下午安排我们演出，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剧场爆满，场面十分壮观。在第一排就坐的是县文化部门的领导，以及各公社文化站负责人（那时并无评委，也不打分，就凭几个文化干部说了算）。

大幕在欢快的锣鼓声中开启，第一个节目是《大花场》。演员还未登场，下面就掌声一片。敲鼓的老艺人，表演得十分叫绝：“转捶”跳跃翻转，“绕捶”扬手蹬足，“重锤”高亢激昂，“轻锤”婉转低回，脚下还踏着各种各样的步伐。他充满激情的演奏，让人足下生痒，跃跃欲舞。

“大花场”舞蹈气氛活跃，表演领舞的“鼓架子”高举红旗代替“茶伞”，率领“兰花”翩翩起舞，并不断地以“茶伞”（红旗）为号，变换队形，舞出“红星闪闪”、“向阳花开”、“飞龙吐水”、“红旗颂歌”，显得满台生辉，博得台下一片掌声。

演出开了个好头，吊起了观众们的胃口。已经有人在悄声赞扬和评论，干部们也频频点头颔首。

开场舞后，我暗暗窃喜，这回不得头名，也要拿个第二。

第二个节目是《抢板凳》。这本是“花鼓灯”的优秀传统节目，是展现农村青年男女欢快心情的舞蹈；在“鼓架子”的配合下，把两个天真烂漫、妩媚多情的农村少女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革命舞台演出是不容带有爱情色彩及忸怩动作的。为了紧跟时代步伐，能够获奖，我对《抢板凳》做了大胆改动：用刚劲有力的大踏步替代“兰花步”；用昂首、挥臂膀替代了“大转身”；用“红宝书”替代花手绢，在扇子上贴了个“忠”字。结尾时，男女举起“忠”字和“红宝书”站立在板凳上，来了一个昂首挺胸的造型。

该节目是由那对师兄妹主演的。按理说，以他们的扮相、歌喉、基本功，都没得说。可是，***不类的表演程式，已不是群众熟悉的“花鼓灯”了，演员无所适从，观众看得乏味。节目刚开演，台下就出现了一阵不小的躁动。看着观众退场，演员走了神，心里一慌，把新添的台词忘了，唱了上句没下句。憨哥羞得一个“后滚翻”就势下场，把兰兰甩在台上，眼看要冷场，我对兰兰小声喊道：“你先唱几句垫垫场。”

“唱什么？”

“随便。”

“样板戏？”

“行，快唱几句词救场。”她扭动台步，一个亮相站立台口，说道：“亲爱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新编的《抢板凳》中加有革命样板戏，我给大家来段‘智斗’。”说罢一声叫板，我赶忙操起京胡拉了过门。她开口唱道：

“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唱到这打住了，她迈着碎步子，急得在台上转圈儿。我知道她又忘词了，一边拉琴，一边提醒她：“忘了词，你就随口编，沉住气，不要慌。”自幼学会即兴编唱的她，两圈一转计上心来，又重新开始叫板：参谋长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

胡司令，命也大来福也广，多亏他自己钻水缸。新四军早已上战场，伤病员扶着拐棍去前方。你若怀疑我撒谎，亲自搜查芦苇荡。我不过是个卖茶女，谁个有奶谁是娘。

她唱完一个亮相，鼓架子一路跟斗翻上，两人一个造型，大幕合拢。演出在终于提心吊胆中结束了。我早已大汗淋漓，口不停地念叨着：“演出砸锅了，彻底演砸了！”这时，秋儿拉着孩子从台下走来，一见面就说：“演得真热闹，好看极了！……”我冲着她没好气地说了句：“好什么？你懂个屁！”

宿舍里，几个老艺人都用鄙视的眼光斜视我，并在一旁议论：请来的什么老师，简直是胡闹，瞎折腾！……我听了脸上发烧，心情沉重，简直无地自容。晚饭后，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这时，憨哥和兰兰走了进来。

“闫老师，今天都怪我们没演好。”兰兰眼圈红红的。

“不，是我水平差，还得感谢你们救场及时。”

“都怨我，一见走人心就慌了。”憨哥沮丧地说。

“阿庆嫂也让我唱砸了。”

秋儿不解地问：“台下有人鼓掌，怎么是演砸了呢。”

“对艺术你不懂！知道什么叫艺术吗？”秋儿不服气地小声嘟囔：“就你懂艺术。”其实，对艺术我又懂多少呢？我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为了图解某种政治意图或达到某种立竿见影的政治目的，我不顾艺术的客观规律胡编瞎改，唯恐从艺术形象上看不到政治，结果，适得其反。

想到这些，我对他们说：“这一仗打败了，主要责任在我。无颜继续留下指导你们，秋儿你明早先回去整理东西，散了会我们立即走人！”兰兰哭着说：“闫老师，你别走，有困难我给你凑粮食。”憨哥也劝道：“别听几个老家伙瞎嘀咕，改节目那是迫于无奈呀。”说实话，这对小青年艺好、人好、心也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戏演砸了，丢了自己的面子事小，回去怎么向大队交待？还有什么脸面在口桥屯呆下去？难过、心烦，使我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秋儿提前回去了。我垂头丧气地走进表彰大会会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低着头坐在最后一排。代表队依次上台领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直没有提到我们。直到最后，大会主持人宣布：一等奖是皇金代表队。我一下子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主持人还特别提出：皇金代表队好就好在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结果出乎意料。同时，兰兰和憨哥还获得了表演奖。

可是，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胜利的喜悦。

一个时代一个产物，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被无情的践踏，搞得面目全非。来源于民间的艺术，却不能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领导点头，观众摇头，再怎么成功，也是失败的！

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责怪自己？被践踏的何止一个花鼓灯艺术？那些享誉中外的戏曲、剧种、剧目，以及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不都被搞得支离破碎吗？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体现了文人的傲骨。文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像鲁迅那样的民族精英、文化斗士。我算不上文人，更谈不上傲骨，可人要活得真实一些。在恶劣的环境中，顺应历史潮流是我“明智”的选择。

这种陈规陋俗，不仅封建、落后，简直就是对女性的歧视；所谓的驱除“血光之灾”，不仅野蛮、愚昧，简直就是不把女人当人看，这不能说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