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昼短夜长。晚上六点，社员们都已吃过饭。我收拾好锅碗，把孩子的尿布拿到塘边冲洗干净，晾在火盆上烘烤，再将装着热水的盐水瓶放在被褥里取暖。然后，我轻轻关上门，向工作队办公室走去。

设在生产队仓库里的办公室像审讯室一样，一张桌子，中间和两边各一把椅子。离桌子两米多远有一条矮凳，那是专门为审查对象“四不清”干部准备的。

正在谈话的三位工作队员见我进来，动作非常迅速地各就各位，我很自觉地“对号入座”。三人表情严肃，像审讯犯人一样问话：“姓名？年龄？原籍？家庭成分？”我一一作了回答。尤其是家庭政治面貌，我回答得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回答错了招来祸事。

首先介绍芸姐，她曾被评为省“劳模”，有奖状、奖章为证。父母双亡，我和弟弟成了孤儿；父亲原来是采煤工人，后来站岗，当过两年矿警，土改时回家分田种地；母亲早亡，听村干部和群众讲她原是红军战士。讲到母亲当过红军时，他们表情有些异样，时不时耳语几句，问得也比较详细，最后向我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准外出唱戏了，现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再去宣扬“封、资、修”那一套；二、从明天起，同社员们一起参加田间劳动；三、最近几天不准外出乱跑，有事须向我们请假。

回家后，芸姐担心地问：“工作队找你有什么事？”

“问问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简历，有没有做过坏事？”

“他们对你凶不凶？”

“挺严肃的，像审犯人一样，我心里直发怵。”

“他们干吗要审查你？”

“我也搞不清，莫非是为洛河街偷鸭蛋的事？”

“那不是处理过了吗？”

“毕竟公安局还保留我的案底。”

“要是清查旧账可就麻烦了。”

“万一追查偷窃戏箱，两案加起来就严重了。”

“如今运动一个接一个，哪次都要整一批人。”

“是呀，毕竟我当过小偷做过贼，说不定还要重新定罪呢！”

议论、分析、担心，我同芸姐一直谈到深夜。

躺在床上的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回想问话的情景，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中间那人一连问我几遍：“老实说，过去有没有干过坏事？”是掌握了我的“罪证”，还是凭空诈唬？不管怎样我心里发虚，回答问题时明显底气不足，吞吞吐吐。

一连几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只要见到工作队我就东躲西藏，早早避开。夜里听见狗叫，吓得我出一身冷汗，闻到脚步声，偷扒着门缝向外看，在煎熬中我度过了一个礼拜。

一连几天的摸底，“四清”动员大会召开了，二十个生产队的干群约有二千多人到会，其声势之浩大令人惊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远远地躲在最后边。

大会开始宣读党中央文件：先读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讨论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接着又读后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制定的《关于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两个文件都强调紧紧抓住阶级斗争，通过社会主义教育，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宣布：自上而下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要人人过关。将懒、馋、贪、占、变的“四不清”干部挨个查出来，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撤的撤，该捕的捕。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代表的各级“四清”领导小组……那时大队没通电，无扩音设备，开会全凭嗓子喊。会场乱哄哄的，一来听不清，二来没认真听，在宣布大队“四清”领导小组名单时，我心中害怕早早溜到一边。散会时，跟着人群往回走，弟弟立国跑来拦住我说：“哥！你怎么走啦？叫你留下来开会呢！”听了这话，吓了我一跳。心想，坏事了！真是，“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这回是在劫难逃了。我正在犹豫，弟弟又说：“去呀！人家在等着你呢！”

“你知道开什么会吗？”我胆颤心惊地问。

“刚才宣布名单你没听到呀？”

“宣布什么啦？我真的没听到。”

“你是大队‘四清’领导小组成员。哥，你当干部啦！”

“该没听错吧！”

“没听错，是真的。”

正说着，只见工作队员向我招手，我懵懵懂懂地向大队部走去。弟弟一路小跑往回赶，我猜想，一定是回家向他嫂子报喜信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连几天我提心吊胆，日夜担忧大祸临头，今天总算松了口气。早上出门时，芸姐还叮嘱我一定要小心，突然间当了“干部”，真是喜从天降，大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事后我才知道，那次“审讯”之后，第二天工作队便派人去淮南老家“外调”。生产队的干部们为我说了许多好话，说父亲心地善良，当矿警也只为养家糊口站站岗而已，从未做过坏事。对于母亲当过红军一事，他们口气坚定并在外调材料上签名盖章。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根正苗红、出身穷苦的典型贫农代表。工作队老吴还告诉我，组织上准备出面查找母亲当红军的证据。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那么令人兴奋！母亲的光荣历史让我迈向“政坛”第一步，人生又有了新的转折。

审查“四不清”干部，表姐是第一批挨整的。检举的材料说她贪污大队救济金，挪用提留款，大吃大喝。她天天被带到各个生产队接受社员批斗。公正的说，多吃多占，她肯定有，若说她有多大的贪污，的确冤枉，几个孩子穿的破破烂烂，除两张床上的破被絮外，也是家徒四壁。怎么也不能“上纲、上线”，把她和“贪污犯”联系在一起呀。

夜里，五个大队干部（书记、大队长、会计、民兵营长，包括表姐在内）全被关在大队部里写交待材料，不准回家。

运动一来，啥样怪事都有。什么党章、国法，全都不要。像我这样一个非党人员居然能到公社调阅书记、大队长等党员的档案材料，荒诞年代，荒诞事层出不穷。

表姐夫杨维林是个老实胆小的人，见表姐天天挨斗，四清小组人员又不断到家中来查问，又惊又吓，得了一场大病。表姐闻讯后，心急如焚，来向四清小组请假：“孩子们太小，他爸病重无人照顾，请准我几天假回去看看。”

“你先出去，我们研究一下。”工作队片长面无表情地说。表姐只好退出门外，转身时，那双求助的眼睛盯了我一下。我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能靠我帮她了。我对片长（片长是管两个大队“四清”工作的负责人）说：“王金英丈夫已是命在旦夕，给她准个假吧，救人要紧。”

“听说你们有亲戚关系？”

“是的，她是我爱人的表姐。”

“你是四清小组成员，不能凭感情用事！”

“杨维林确实病危……”

“有那么严重吗？同志，你是建党对象，要站稳立场！”

“是，我坚决同她划清界限！”

他的话是在向我敲警钟。对于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一个组织上正在考察的建党对象、对于一个官欲膨胀的我来说，加入党就有可能当干部。“非党不官”，是那个年代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不想为自己开脱，而是想借用有形的文字来揭示一个小人物埋藏在内深处最真实、最肮脏的灵魂！就当时而言，我若据理力争，挺身担保，讲明病人生命垂危的利害关系，是完全可以放表姐回家采取抢救措施的。然而，一顶小小“纱帽”泯灭了我的良知，一个连“九品”都算不上的官衔让我忘乎所以；一个人一但被“官欲”冲昏头脑，就会忘记亲情、友情、恩情，在“人情”与“官欲”、在“救人”与“党票”面前，我选择了后者！正是因为我的“负义”、片长见死不救的行为，延误了抢救病人的最佳时机，昏迷不醒的表姐夫于当夜就撒手人寰了。

表姐夫的死对我触动很大，时至今日，我仍感到深深的自责。

表姐夫走了，撇下可怜的表姐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将如何生活？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非常时期，眼泪对她来说变成了一种奢侈，笑容也被悲伤所代替。为了几个孩子，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毕竟表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四清”运动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开始时不防“左”只怕“右”。工作队初进村时，不开群众大会，先搞个别谈心，秘密串联，神秘兮兮，弄得干部人人自危。由于先入为主，所以工作队看见干部就觉得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搜集材料，穷追不舍，成了工作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样也极易产生逼、供、信的错误。工作队权力很大，对干部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拘留），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农村党员干部还是好的。当然，的确也有少数贪得无厌、心狠手辣、坏事做绝的村干部，老百姓称他们为“五风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吸尽老百姓的血汗。“四清”运动中揭露出这样一件真实事情：某生产队干部克扣社员口粮，一个外号叫“三猴子”的妇女饿急了，捡个死孩子放在锅里煮，并叫同村老人芮林莆来吃肉。他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一只小孩手伸出水面，吓得他出门便跑。至今想起这件事来，仍是令人毛骨悚然。而队长家的人吃得白白胖胖，社员们批斗他时，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此事若不是亲耳所听，眼见其人，说死了我也不会相信。对于这样极个别的四不清干部应该整，应该斗，应该撤！

一九六五年春节，党中央颁布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国工作会议纲要》。这个文件对广大农村干部来说是件大好事，给“四清”运动中存在的极“左”来了个纠偏。《二十三条》明确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还决定“防止逼、供、信，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根据文件精神，“四清”工作队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来了个急转弯，所有隔离审查的干部都放回家。

上面政策忽“左”忽“右”，给下面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被整的干部有抱怨，工作队员也有怨言。“文革”开始后，在“四清”运动中被整下台的干部纠集一批人跑到皖南大学要将该校党委副书记饶玉铮（原工作队负责人）揪回来批斗，理由是：《前十条》是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桃园经验”制定的，工作队执行了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指地、富、反、坏、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后话。

这批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是来自皖南大学的行政领导、教授、讲师、教师，还有部分学生。说实话，这批知识分子下农村搞“四清”真叫受罪。进村后不久，就要做到三同：即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每天轮流到各家吃派饭。那时农村生活十分贫困，一日三餐高粱面稀饭，吃不好，吃不饱。他们在城市吃香的喝辣的习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份苦？三天两天还行，时间一久，就吃不消了。他们给我钱和粮票，让我上街买大馍卤肉，夜里背着社员偷偷吃。

组长王作学，队员老李、老吴都是大学讲师。日子长了，我们相处得很好，好到无话不说。他们经常抱怨，下农村生活苦，整干部得罪人，又怕“左”又怕“右”，生怕自己犯错误，每天工作也是十分谨慎。由于上面政策忽左忽右，搞得他们无所适从。老吴私下对我说，他过去差点被打成右派，这次来搞“四清”，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犯错误，经常告诫自己：“临祸忘忧，忧必及之。”他之所以把我当知心人，因为我不是本地人。长期相处相知，他对我的遭遇及目前困境很是同情，年内征兵时他们积极帮忙把弟弟闫立国送到部队，把我当成建党对象重点培养。假如不是“文革”开始，他们提前撤走，也许……在老吴的倡导下，“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们发起募捐，组长王作学在动员会上说：“共青团员刘芝芸，不仅贫农出身，还是省劳模，是我们的阶级兄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魔夺去青春……”

他们总共捐了一百多元，又到公社为我们争取一百元救济款，七拼八凑有三百多元。于是，我做好带芸姐去上海的准备。

“医大”实习生满怀激情地对芸姐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白衣战士，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只要敢于破除迷信、挑战权威，任何奇迹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