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有口难辩

作者:闫立秀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00:47

|

本章字节:12706字

因为事先有约,我们仅用半个小时“货”就到手了。老黄递给我三百五十斤粮票说:“这是你的,装好了。”接着,我们从“南七”搭乘一路汽车急急忙忙向火车站赶去。


正值冬季,社员们都空闲没事,坐车的人特别多。等候上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乘客们按照先后顺序,一个挨着一个地通过入口处检票进站。眼前只剩下几个人就轮到我们了,老黄突然将挎包往我手中一塞,说:“你先进站,我去买包香烟。”说罢,转身飞快地走了。


我抬头一看,心中猛地一惊:入口处站了好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俗话说,做賊心虚,一点儿也不假。我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有心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将车票递了过去,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不知是被他们看出了破绽,还是自己过分紧张,检查人员两眼盯着我上下打量,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刚跨进入口处就听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同志,请你等一下!”我吓得魂飞天外,越紧张越不自然,战战兢兢地问了声:“是叫我吗?”


“你到哪里去?”


“淮南。”


“来合肥干什么?”


“玩玩的。”


“这包是你的?”


“是,不是的。”我早被吓得心慌意乱,随便应了一句。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是你的包,里面装什么东西你会不知道?”


检查人员上前把包一提,说:“前言不搭后语,这包恐怕是你偷的吧?”


“你们别冤枉好人。”


“看你就不像是个好人,跟我们走!”


说罢,一前一后两个人押着我朝值班室走去。


我边走边告诫自己:要沉着,不能慌。他们不一定搜身,纵然查出粮票,三百五十斤也犯不了大法。想到这些,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儿。


走进值班室,问话开始。


“这包到底是谁的?”


“是我朋友的。”


“为什么说是你自己的。”


“我一时心慌,答错了。”


“你慌什么?”


“这……”


“再问你一遍,老实说!这包到底是谁的?”


“确实是我朋友老黄的。”


“他人呢?”


“买烟去了。”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打开看看。”


我赶快把包打开,双手捧着放在桌子上。里面有两件衣服和一只装满酱菜的玻璃杯,检查人员将衣服翻了翻没发现什么。他拿出杯子看了看,摇了两下说:“姜主任,这杯子里有货。”


“打开检查!”姜主任命令道。他用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我,稽查人员熟练地打开杯盖子,掏出个油纸包,再将纸包打开,里面全是成卷的粮票。经清点,共有五千多斤!看到这么多的粮票,我傻眼了,惊呆了!


姜主任把桌子一拍,吼道:“看不出,你原来是个票贩子!”


“领导同志,这包确实不是我的,粮票是老黄买的。”我连忙解释道。


“不老实,给我搜身!”


“别搜,我自己拿出来。”说着,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粮票。


“给,我就买三百五十斤。”他们并不相信,又在我身上细细地搜查了一遍。


“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姜主任说道。


“姜主任,这包是姓黄的。”


“不老实,将他带走!”我拼命喊叫:“姜主任,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包确实是老黄的。我带你们到列车上找,假如找不到他,你们关我也不迟!”姜主任见我讲得如此恳切,便说道:“好吧。你要老实,不准逃跑,假如找到姓黄的算你立功表现。”


庆幸的是火车还未启动,我心里踏实多了。心想,老黄啊!你一定要站出来证明我的清白!


两个检查人员一左一右跟随着我,从车头找到车尾,再从车尾找到车头,查看了两遍,连老黄的人影儿也未见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我成了替罪羊。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卡住我的双手。


他们边给我戴手铐边骂道:“他妈的,你小子一点儿也不老实!”戴上手铐后还不解恨,又用力按了一下。手铐齿轮深深地咬住我的手腕,疼痛直钻心底,双手一下子麻木了。


当天,我被送进了拘留所。


第二天,他们从号子里把我叫了出来。


提审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在她的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女人的温柔,一副面孔绷得紧紧的。这可能是审讯犯人的职业习惯吧!问话开始前,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对人民有利;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她念一句,我跟着说一句。


学这条有针对性的语录,无非是提醒我要老实交待问题。


学语录,我并不陌生。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同样在省城合肥,我披红戴花,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的身份站在演讲台上夸夸其谈、神采飞扬,是何等荣耀?说不定这位“提审员”连入会场的资格都没有呢。今天,我却成了阶下囚,蹲在地上,垂头丧气地跟在她后面重温毛主席语录,这是何等的反差!


那年头,问什么都要从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开始。


“家庭成份?”


“贫农。”


“解放前你的父母亲都是干什么的?”听她问起父母,我仿佛遇到救星,于是把父亲当警察的事做了一番解释,而将母亲当红军的历史大加渲染。这一招果然灵验,她那冷酷的面孔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随即,她收起纸笔说:“这样吧,你先考虑一下,自己有多少过错就承认多少,要实事求是,今天谈话就到这里。”


这次提审后,有一个星期,她没有再来过。我猜想,肯定是去“外调”,抓老黄了。


夜晚,面对铁窗我久久不能入睡。很明显,这是老黄下的套。我心中懊恼不已:假如我能平安上车,他肯定会尾随跟来找我;若被查扣,他便溜之大吉。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人?唉,我太幼稚了!替人担过,有口难辩,我悔、我恨!恨自己不听秋儿的劝告,一步走错,抱憾终生!抓不住老黄无法定案,秋儿怎么办?孩子又怎么办?她们靠什么生活?老黄啊,你在哪里?


老黄当天改乘汽车回到淮南,神色慌张地对秋儿说:“闫立秀出事了。”秋儿一听大惊失色,忙问:“出了什么事?”老黄叹了口气道:“他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呀?”


“都怪他胆小,自己倒霉不说,害得我倾家荡产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俩人买的粮票放在他手上,有五千多斤,全被查去了……”秋儿听后放声大哭。老黄劝道:“你也别担心,我同他朋友一场,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眼下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说罢,掏出三十元钱递给秋儿,“先找个地方暂避几天,一个礼拜后再回来。你放心,有我老黄吃的,决不会让你们挨饿。”


当晚,秋儿带着玉梅连夜去找弟弟了。


弟弟闻讯后,感到事关重大,多方奔走,四处托人。怎耐求告无门,几天后,他带着秋儿来到合肥。


拘留所有规定:为防串供,没有结案的在押人犯一律不准会面。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面,但秋儿如实地向他们反映了事情的原委以及整个过程,与我的口供完全吻合。在我们既未见面又未串供的情况下,供词一致,应该说案情已经清楚,该放我回家了,但他们仍然不肯放人。我猜想,拘留证上写的十五天,可能要等到期满后才能出监。半个月很快过去了,这天上午我早早做好准备,只等管教干部来放我回家。


下午三点,果然有人来喊我。我不禁一阵窃喜,心中暗想,也许沾了母亲的光,或许是羁押期满该放人了。可是,当我跨进提审室时,心中陡然一凉:正面坐的仍是那位女干部,所不同的是多了两位“军代表”,他们个个表情严肃,看脸色我预感不妙。首先还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学罢语录,女干部厉声说道:“你不仅是个票贩子,还是一个政治诈骗犯!明明出身反动家庭,竟敢冒充革命后代。今天不问粮票的事,首先查清你的身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老实交待!”我低头回答:“我讲的都是真话。”


“不老实!经过外调现已查明:你母亲当红军仅是谣传,你父亲是一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国民党警察!站岗护矿是保护资本家利益,当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在一旁的军代表插话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父亲是国民党警察,儿子必然继承他的衣钵,坚持反动立场,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的父亲是位善良的好人,我母亲是红军,土改时是经过工作队和村民认可的。”


“狡辩!”她说罢,将一张盖有闫家湖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公章的外调材料,朝我面前一放:“自己看看吧。”我用眼瞅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闫立秀父亲确系国民党警察,他母亲当红军纯系谣传!他本人不务正业,外出流荡……证明人依然还是老队长。什么也不用说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只好默不做声,心想,外婆全家都被杀害,怎么能说是谣传呢?不等我解释,女干部把桌子一拍:“你到处以红军后代自居,招摇撞骗混进革命队伍,当上省”贫协“代表,成了学《毛著》的假典型……”不等她话说完我大喊冤枉,越是喊冤她越说我不老实,越是叫屈她越是骂我思想顽固。两个军代表指着我大声斥责:“你小子嘴硬,告诉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就这样,他们说我态度不老实,又把我送回了号子里。


他们一审再审,一问再问,多次提审,我仍是一口否认。女干部气急败坏地说:“我要把你一直关下去!”


在拘留所里,我被关了整整一百七十六天!这是对“不认罪”的囚犯最为残酷的整治方法,它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头,精神饱受折磨。


凡是在那个年代被关进过“拘留所”的人,对此都深有感触。用饥饿来整治犯人,又是一种“高明”的做法。他们每天只给你少之又少的食物,让你吃不饱,也饿不死。那点饭只能保证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热量,但绝不会让你死掉。至今,一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我就不寒而栗。


拘留所管理人员说:“进这里来就是让你受罪的,受罪就是受教育。现在社会上都在搞备战备荒,能让你们有吃有喝,就是最人道的管教。”


拘留所的存在就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认为被拘留也像在家一样,那拘留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对那些受到行政处罚、最高拘留十五天的人来说,吃点苦受受罪以达到教育目的,倒也无可厚非。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结案、长期关押的人来说,就是逼供,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摧残。


晚上一碗稀饭,两泡尿一撒,就会饿得前胸贴后胸。夜里饥肠辘辘睡不着,睁着眼睛盼天亮,就等早上那顿稀饭。即使是这一碗清汤似的稀饭,也能稍稍抵挡一下饥饿。用“望眼欲穿”来形容此时的心情,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每当双手捧起这碗稀饭时,是我最幸福的一刻,哪怕明天就上刑场,也会被忘得干干净净。稀饭几口就喝了下去,碗边上残留的剩汁,我用舌头舔了又舔,用手指抹得干干净净。


饥饿能使人丧失理智,丧失良知。为了一点点可以充饥的东西,什么礼义、廉耻、道德、教养,统统都会弃之不顾。说得严重一点,饥饿会使你失去做人的尊严,不得不按照提审员的意思去讲,去说。


长期关押,饥饿逼供,比严刑拷打更难忍受!


眼看这里关押的人犯走了一批又一批,进来一拨又一拨,我却“巍然不动”。我床头的墙上画满了“正”字,每过一天,画上一笔,“正”字不断增加,自由却遥遥无期。


长期关押,我已变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骨瘦如柴,形同骷髅,身体开始浮肿,连走路都很困难。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


那时社会上传闻,说贺龙元帅饿得吃被套和棉絮,活活饿死在狱中,我还不相信,认为是坏人造谣。如今,我领教了,动乱年代的大牢,时刻都在威胁着“犯人”的生命!再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我的精神防线彻底被摧垮了。我要出去,哪怕是被判刑,也不愿呆在这人间地狱!只要能留下一条命,到了劳改农场我可以再提出上诉。


于是,我写了“认罪书”,强烈要求提审员来结案,并保证“老实招供”。


提审员带着得意的微笑,开始审讯。


诱供也好,逼供也罢,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无论问什么我都会承认,需要什么我就交待什么,一直到他满意为止。


“你父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


“怎样坏?”


“资本家的走狗!”


“你母亲是不是红军?”


“不是。”


“为什么要冒充革命后代?”


“想混进革命队伍。”


“想达到什么目的?”


“想……想当官,出风头。”


“不老实,说!”


此时此刻,我感到天旋地转,粉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渐渐变色,悬挂的“公正执法”横匾慢慢颠倒过来,眼前的提审员好似“催命判官”,我一狠心说道:“我想变天,我想推翻共产党!”


第一个问题总算过关了,他们满意地笑了,我的心也死了。


大概以这种荒唐的“口供”,他们无法结案,接着审贩卖粮票的事。从五千斤增加到一万斤,他们说少了;两万斤,指责我是属牙膏的,挤一点说一点;我一口报出两万五,他们还说我态度不老实,交待不彻底。这时我在想,反正豁出去了,于是一狠心,承认三万五千斤。这下他们满意了,装模作样地问我:“你讲的是不是真话?”我没有回答,提笔在供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了手印。


提审人员根本不去核对证据,不做分析研究,不去细致调查。他们也不想想,三万五千斤粮票需要多大的本钱?钱的来源在何处?获了多少利?赃款又用在了什么地方?用不完的赃款又藏在哪里?就这么简单,只凭口供就结案了。


几天后,合肥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姓汪的干部向我宣布:判刑三年。汪干部问我:“要不要上诉?”我回答三个字:“不上诉。”我知道,一提上诉还不知道要关到哪一天呢?接着他又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条要求,尽快离开这里。”


时隔不久,监狱的生活就有了改善。


原来,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刘建章被捕后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老人家看后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总理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派调查组调查了解监狱的情况,随后又批示:“把犯人当人待。”可惜,等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传达到基层时,我已成为劳改犯了。


三中全会后,我的案子得到了重新结论,可我失去的岁月,饱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不管你在社会上身份贵贱、职位高低,也不管是罪有应得还是蒙冤受屈,只要关进劳改监狱,就得认罪服法;上诉,就是翻案!翻案,就要加刑!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