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初我们没有任何“有利”条件，几乎是白手起家。我们所拥有的，都是靠自己挣来的，是通过不懈努力和对原则的坚持挣来的。不玩把戏，也没有花言巧语，我们将本来被当作奢侈品的汽车，变为了生活必需品。当我们开始制造如今这种汽车时，整个国家没几条像样的马路，汽油稀缺，而人们也都认定了汽车最多不过是有钱人的玩物。我们唯一的优势，便是我们并无先例可循。

当我们开始制造如今这种汽车时，整个国家没几条像样的马路，汽油稀缺，而人们也都认定了汽车最多不过是有钱人的玩物。我们唯一的优势，便是我们并无先例可循。

我们按照一个当时在行业内闻所未闻的理念开始生产。新事物总被视为异类。而有些人是如此古板，认定了新事物一定是另类，甚至是古怪的。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方式不断改变。我们总在不断寻求更好的新方法，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但从不认为有必要改变我们定下来的原则。我也没法想象有改变这些原则的必要，因为我坚信，这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可以让所有人过上更美好、更广阔的生活。

如果不是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会继续工作——因为再赚多少钱已无关紧要了。只有当金钱以实例证实并发扬原则时，它才是有用的。而这原则就是：只有企业提供服务，其存在才是合理的；企业对社会的付出须多于它索取的；只有让人人受益，企业的存在才有价值。我已经用汽车和拖拉机证实了这一点，现仍打算用铁路和公众服务机构来证明。这样做并非出于自我满足，也不是为了赚钱（虽然比起以逐利为目标，运用了这些原则反而能获更大利润）。我想要证明这一点，这样，人人都能拥有更多物质，企业提供的服务日益增加，人们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光靠公式是无法消除贫困的，只有辛勤和智慧的工作可以消除它。事实上，我们都是证实原则真伪的实验站。我们的确赚了些钱，而这只是用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原则的正确性。

在前言里我已经阐明了这一理念。现在让我根据遵照该理念完成的工作，再将其重申一遍——因为它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所在：

（1）不惧失败，不囿于过去。一个人若对未来充满恐惧，害怕失败，终会故步自封。吃一堑只意味着可长一智。诚实付出而失败并不丢脸，害怕失败才是可耻。而过去，只有在为我们的发展指明方法时才是有价值的。

（2）对竞争淡然处之。谁干得最好，就该由他来完成这件事。试图从这个人手上抢走生意不啻于犯罪——因为这等于是为了一己之私而降低同胞们的生活条件，是凭玩弄权力而非智慧来竞争。

（3）服务先于获利。没有盈利，企业难以扩展。追求利益本质上并没错。一个运营良好的企业一定会获利，但利润必须在，也肯定会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后作为回报得到。利润不能是企业的基础，它应是服务的结果。

（4）生产并不意味着低买高卖。生产的过程，是用合理价格购入材料，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这些材料转化为商品，再将它们提供给消费者。赌博、投机，和欺诈行为，都只会妨害这一过程。

我们必须生产，但最重要的是生产背后的精神。只有具有那种真心想提供服务的愿望，才能进行服务性生产。如今，针对金融业和工业，建立了各种完全人为制定的规则，它们还被通过称为“法规”，然而通常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也从而说明了，这些“法规”甚至连好的设想都算不上。所有经济推论的基础，应该是土地及其产品。使大地各种形式的出产物，产量够大，质量够可靠，并以此作为真正生活的——不只限于吃喝的真正生活——基础，这才是服务的最高境界，才是经济制度的真正基础。我们能制造产品——生产中的问题已被极高明地解决了。我们能以百万计地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充实。现在还有不少改进方法，如果它们都可一一得到实现，我们的物质生活会更臻于完善。然而我们过于关注所做的工作，却对工作的初衷漠不关心。好像整个竞争机制，整个生产创造过程，以及所有员工的劳动，都是以物质生产和它的副产品（即成功和财富）为中心。

例如，有人认为，个人或某一团体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去牺牲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利益。然而，这样做损人而不利己。假设农民击垮工业主，或是工业主打压农民，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么·如果资方压倒劳方，或是劳方摧毁了资方，他们谁就能因此受益么？或是商人能通过打压竞争对手而获益？不能。

破坏性的竞争于哪一方都无裨益。我们应该摒弃那种多数人失败，残酷的少数人获得垄断的竞争。破坏性竞争没法促使进步；有风格有水平的竞争才能产生进步。恶性竞争是个人化的，它不过是某些个人或集体扩张的爪牙。恶性竞争与战争是一个道理，驱使它的是一种意图“击垮”他人的欲望，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就是说，它背后的动机并不是对自己产品的自豪，不是想要在服务上高出一筹，也不是出自探索科学生产方法的远大抱负。它只是想将他人排挤出去，为获金钱利益垄断市场。一旦目的达成，便以伪劣产品充塞市场。

将自己从这种琐碎的破坏性竞争中解放出来，可以使我们不再思想僵化。我们被牢牢束缚于陈旧的方式，束缚于单一、单向的使用方法，需要变得更为灵活。我们使用事物的方法、运送货物的渠道都过于单一。一旦货物的使用量下降，或是渠道被中断，生意便陷于停滞。然后，所有由所谓“萧条期”

引起的糟糕结果纷至沓来。以玉米为例，现在全美玉米的仓储量达几百万蒲式耳，却看不到任何出路。只有一部分玉米被用作人畜的食物。在禁酒令颁布之前，还有一部分用于酿酒，但这对于好粮食而言，算不上好用途（福特一生都是极为坚定和彻底的禁酒者——译者注）。很长一段年岁里，玉米只有这两种用途。一旦其中一种用途被中断，大批的玉米存货堆积如山。通常，玉米库存的流通会因金钱因素而受阻；但有时库存会多到，即使我们资金充裕，也没法将它们全消耗掉。

如果粮食过多，无法全作为食品消费掉，那为何不另辟蹊径？为何只将玉米用于喂猪和酿酒呢？为何只知坐叹玉米市场所面临的空前危机？难道除了喂猪和酿酒，玉米便毫无用处了么？当然不是。我们应该能为玉米找到许多用途，而且只将其中重要的用途进行充分开发。我们总归会找到足够多的渠道来使用玉米，避免产生浪费。

以前，农民把玉米作燃料烧——那时玉米遍地，煤却稀缺。这样处理玉米的方法虽极为原始，却闪现着新点子的火花。玉米中含有燃料，可以从中提取植物油和燃料乙醇。是时候开发这一新用途，把堆积如山的玉米解决掉了。

谁说弓上只可安一弦？安双弦又有何妨？这样，一根断了，还有一根。要是养猪业萧条了，何不将玉米用于拖拉机燃料呢？

我们需要全面的多样化，应在生活各处都形成灵活通达的机制。我们现在的货币体制是一条道、死脑筋的。对掌控这一体制的人来说，它自然再好不过。对那些坐享其成、操纵信贷的金融家来说，这体制可谓完美。那些金融家不仅拥有了“金钱”这个商品，还几乎掌控了金融体制这一制造和使用金钱的机器。既然他们喜欢，就让他们留着吧。但在“艰难时期”，人们发现这一体制极为不利，因为它使得生产停滞，阻碍流通。既然有对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那也应该有针对黎民百姓利益的专门保护。出路、用途、金融途径的多样化，是我们应对经济突发事件最强有力的武器。

劳工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应该由年轻人成立流动工作队，当庄稼丰收，或是矿场、车间、铁路人手不够时，这种流动工作队就能随时去帮忙。当成百的工厂因为缺煤而面临着熄火的威胁，百万工人因而面临着事业的威胁，如果这时，有足够多的人能自愿去矿上和铁路上帮忙，那么这样的举动既帮助了商业、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世上总有有待完成的工作，也只有靠我们自己才能完成。也许世界经济整个不景气，也许工厂里“无事可做”，也许这里那里都无事可做，但其实总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完成那些“有待完成”的工作，将失业率降到最低。

进步总是从小事开始，从个人开始。集体本就是个人的总和。进步由个人开始；当他从心猿意马进步到目标明确；当他从犹豫不决进步到坚决果断；当他的判断从幼稚进步到成熟；当他从初学者进步到行家；当他从一知半解进步到从工作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当他从需要别人监督进步到无需监督和鞭策便可做好工作，值得信任——那时，世界便进步了！进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我们处在一个毫无斗志的时代，人们被教导认为凡事都轻松容易。然而有意义的工作从来都不会是轻松的。一个人的职责越大，他的工作也越难。当然，闲适也很重要。每个工作的人也都应能充分地休闲放松。一个辛勤工作的人，理应也有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安乐椅、温馨的家庭生活、惬意的环境。但闲适必须以工作的完成为前提，不能把闲适装点混杂在工作中。有些工作并没必要那样辛苦，刻意通过适当的管理来减轻负担。我们应想尽办法，让工人去做人该干的活。如果钢铁机器完成得了，那就没理由让血肉之躯去承担重负。但是，即使条件已达到最好，工作还是工作，我想，每一个全身心投入于工作的人都会有感于此。

对工作不能挑挑拣拣，一个分派到的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一个人真正的工作并不总是他本意想选择的工作，而是他被选择去做的工作。也许将来仆人这一类的工作会比现在少，但只要这一工作还存在，总得有人去做。但谁也不该因为从事佣人的工作而被看不起。这一工作具有的优点，是许多所谓更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作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它有用，诚实，值得尊敬。

应该让工作变得不再繁重。人们反对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中的苦役。

一旦我们发现工作哪处过于繁重，就应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除非每日的工作不再单调繁重，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不能算彻底的文明。现在，各种发明已使情况有所改善。在让工人摆脱沉重、费力的工作这一方面，我们已成功迈出了一大步。但即使减轻了工作负担，我们仍无法消除工作中的单调乏味。我们将朝这一方向继续努力。而在试图消除单调的这一过程中，我们肯定也将发现体制中其他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今，工作和进步的机会，较之过去要多得多。比起25年前刚入门槛的年轻人，今日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企业体制已大不相同。整个体制井然有序，大大降低了敷衍工作、发生摩擦以及任意妄为的可能。现代工人发现自己已成为组织的一部分，这自然难以发挥个人能动性。尽管如此，认为“人只是机器”，也有违事实。工业组织也给工人们提供了机会。如果年轻人能摆脱错误想法的桎梏，正确地看待工业体系，他将发现，先前认为是阻碍的，其实正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工厂组织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阻挠人们能力的发挥，而是为了减少因平庸造成的浪费及损失。它的存在并非为了妨碍目标远大、头脑清楚的人才施展才华，而是为了防止无责任心的人酿成大错。如果放任工人偷工减料、不负责任、缺乏工作激情，工厂里的每个成员都将受损。工厂会因此萧条，从而付不起工资。当工厂组织的监督使得本来没什么责任心的工人做得更好，这对这些工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他们的健康、心智、收入都将因此而受益。如果我们就让那些缺乏责任心的人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步调来生产，工厂哪里开得出工资呢？

如果一个工厂的体制，虽促进平庸之材提升到一个更高标准，却也拖垮了优秀人才，那这个体制着实糟糕透顶。然而一种制度再怎么完善，总归得由有能力者来负责其运行。制度是无法自行实施的。而比起旧制度，新制度的运行需要更多有才能的人。虽然对人才予以要求的工作可能已发生了变化，但比起过去，如今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才。这跟动力的变化是一个道理：以前，所有机器的运转都是靠脚力；且这脚力是直接作用于机器上的。而如今，我们已将动力提供后移至——或者说集中到发电厂。因此，最具智慧的人才再不必疲于车间操作。脑力更好的人才，被安排到了对技术要求更高的发电厂工作。

企业发展，必然能同时为人才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并不是说每天都有新工作机会接踵而来。事实绝非如此。工作机会是辛勤工作的结果；只有那些承受得住每日辛劳工作的枯燥，并仍保持工作热情与敏锐度的人，才会最终找到最适合发挥自己才华的岗位。在企业中，一个人追求的不该是光鲜一时，而是稳定、踏实与可靠。大企业的发展应循序渐进，审时度势。有鸿鹄大志的年轻人，应当高瞻远瞩，为成功的到来做充分准备。

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作出改进。我们应学会做自然的主人，而非奴仆。

即使有如此先进的技术，我们仍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源，并认为它们无可取代。我们挖煤开矿，乱砍滥伐。这些煤矿为不可再生资源，而要树木成材则需要数十年。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利用生活中的热能提供动力，而不再依赖于煤炭，例如，我们现在刻意利用水力发电产生热能，且这个方法会得到进一步改良。我坚信，随着化学的发展，我们终能觅得新方法，将自然生长物转化为比金属更耐用的物质。比方说，我们尚未认真开发过棉花的用途。我们还将能开发出比自然生成的木头更优质的木材。只要具有提供真正服务的理念，我们就会创造出这一切。而我们每个人所需做的，便是尽心，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一切皆有可能……“凭借信念，我们承托全部希冀；凭借信念，我们求索于茫茫未知世界”（原文出自《圣经：希伯来书》——译者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