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销售量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支付的工资数额。如果我们发高工资，这些钱将会用于消费，会使商店老板、批发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厂商和工人更富裕，他们的富裕反过来可提高我们的销售量。

靠惯例来经营企业，例如，声称自己“按行业普遍标准支付工资”，是行不通的。就好像不会有人说，“跟别人的产品相比，我的商品既不质优，也不价廉。”哪个正常的厂商都不会主张：只有买最便宜的材料才能制出最好的产品。那为什么还常有人言之凿凿，要求“精简工人”，声称降薪会使整个国家受益？这只意味着降低购买力，缩小国内市场。如果工业如此经营不善，不能让人人都过上像样的生活，那还要工业有什么用？没什么比工资问题更重要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靠工资生活。他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工资的厚薄，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

福特的所有工厂都实行日薪6美元的最低工资；之前规定是5美元；再之前则是该付多少我们就开出多少。按过去的旧标准支付薪水是不道德的，会这样做的企业是最糟糕的企业。

首先来谈谈雇佣关系。很少有人称雇员是雇主的合作者，但他还能是什么呢？当一个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应付不来企业的管理，他会雇名助手与他合作管理；那么，如果一个人自己的体力应付不来企业生产，他为何不能称那些来帮他生产的人为“合作者”呢？任何一家雇用超过1人的企业，都存在这种合作关系。一旦一个人请别人来协助自己——即使这名助手不过是个毛头小伙，他便有了一名合作者。即使一个人拥有全部资本与生产材料，全权决定公司运营，但除非他靠自己一个人管理，一个人生产，他才可以称自己完全独立。只要还需他人帮助，一个人就不是独立的。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老板是员工的合作者，员工是老板的合作者。因此，无论哪一方，都不该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两者都不可或缺。如果有哪一方颐指气使，都是以对方的损失——最终也是自己的损失，为代价的。资本家或劳动者若分成两派，相互对立，实在是愚钝至极。双方本互为合作者，如果针锋相对，损害的只是组织的利益。而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本应该互相合作，从而双双受益。

作为领导者，雇主应努力付出比行业一般标准高的薪水，而工人则该努力使之成为可能。当然，在每家企业好像都有人认为，即使自己全力以赴，到头来也只有雇主得了好处，自己分不到半点利益。很遗憾会有人这样想。但这些想法确实是存在的，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如果雇主总是督促工人们拼命工作，可工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竭尽全力工作也得不到回报，那他们自然会恢复“敷衍了事”的状态。但如果在他们领工资时，发现辛劳工作得到了回报，这回报证明了更努力工作就有更高的工资，那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分子，企业的成败取决于自己，个人的得失也取决于企业。

“雇主该付多少薪水？”“员工该领多少工资？”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应该是：“企业能承受多少开支？”

无疑，没有一个企业能承受入不敷出。就像是从井里抽水时，抽水的速度如果大于水流入的速度，井就会干涸，靠井取水的人只能忍受口渴。或许他们认为，一口井干了，可以再抽别的井——那所有井都干涸就不过是早晚的事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更为公平地分配报酬。但必须认识到，报酬也是有限额的。企业的规模设定了这些限制。一家企业若只赢利10美元，是拿不出15万美元来分发报酬的。企业限制了工资，那什么限制了企业？企业故步自封往往是由于遵循不好的先例。

如果工人们不再讨论“雇主应该这样那样做”，取而代之，讨论“企业应该这般激励生产，那般管理，这样它便能做到这样那样的事”，那么，他们便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因为只有企业才能支付工资，只有以企业为保障，雇主才能发得出工资。但如果根据企业状况，明明可以发更高的工资，雇主却拒不这样做，该怎么办呢？一家企业，通常对许多人来说就意味着生活来源，是不可恣意损害的。损害一家企业无异于犯罪，因为许多人在此工作，以此为生，实现自我价值。罢工也好，停工也罢，损害的都是企业，百害而无一利。

雇主打量着员工们并寻思着，“我能让他们接受多低的工资？”员工们回瞪并揣测道，“我们能逼他开出多高的工资？”这些都无助于事。双方最终还是要回到企业身上：“怎样才能使这企业稳健运营并获利，能让我们都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呢？”

但绝非所有人都能将这点想明白。短视的陋习，一时难以根除。对此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规矩或法令可使之改变。但如果能意识到这关乎切身利益，人们便会改变这一陋习。虽然尚需时日，但一定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一个企业里，雇主和员工都是为同一个服务的目的而工作时，这个企业定会稳步发展。

那么，我们所说的更高的工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更高的工资，是指比十个月前或十年前高的工资，而不是比该付的多的工资。今日的高工资在10年后再看也许就是低工资了。

如果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努力提高分红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他也理应努力开出更高的工资。但付工资的并非经营者——当然，如果他能付却不愿付，那就是他的责任了；单凭经营者是付不了高工资的。高工资要靠工人们自己挣得。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力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经营不善可造成劳动与材料的浪费，使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反过来，劳动也可使苦心经营前功尽弃。

但在良好经营与诚实劳动中的合作关系中，还是工人使高工资成为可能。工人投入能力与技术，如果他诚实劳动，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就应该获得高工资的回报。不仅因为这是工人挣得的，也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创造了高工资。

然而，也该清楚一点，是车间生产造就了高工资。没有车间的生产劳动，高工资是不会出现在薪水袋里的。永远不会有哪个工业体系是不需要生产的，自然法则规定了这一切。谁都不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工作使我们心智健全，使我们自尊自爱，使我们获得救赎。工作远非诅咒，而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事。只有诚实劳动才能生成社会公平，多劳者多得，因此，在工资里有没有施舍救济的因素。那种为企业鞠躬尽瘁的工人，是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工人。但不能指望着，不用对其功劳作适当认可，他也能这么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一个人感到，无论他怎样努力工作，都得不到充足的回报，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他就不处于工作状态。他感到焦虑、担忧，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工作。

相反，如果一个人感到，他每天的工作不仅维持了生计，还能让自己过上较舒适的生活，能让子女们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能让妻子生活中享有一些闲趣，那工作在他看来就很不错，他就会愿意尽全力做好这工作。这对他，对企业，都不失为一桩好事。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日常工作中得到满足感，他其实就错失了工作回报中最好的部分。

因为每日的工作是件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世事之基，自尊之本。而雇主应比他的员工更努力地工作。一个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雇主，一定是个工作努力的人。他不能说：“我手下有数以千计的人为我工作。”实际上，是他在为这数以千计的人工作——他们工作得越好，他就越忙，忙于安排他们生产出的产品。为了做预算，工资与薪水都有事先定下来的数额，它们都是事先定好的利润分配。但在年末将近时，我们常发现能付得起更高的工资，那就该这么做。既然我们一起工作，每个人都有权利分得利润——无论是以高工资、薪金，还是补贴的形式。现在，人们已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一点。

如今有种明确的要求，要将人的作用提高到与机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将会实现。问题在于，是采用明智的方法，既不损害现在仍为生产支柱的物质方面的作用，又同时提高人的作用；还是以不明智的方式，摈弃过去多年累积的物质财富。企业意味着国计民生，反映经济进步。我们并不想损害企业的利益，我们想做的只是更好地认可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不用引发混乱，不用造成任何人的损失，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让每个人都受益。秘诀便是，认可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除非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给自足，在任何方面都不需他人服务，否则我们仍需要与他人合作。

这，便是工资的基本事实：合作关系中的利益分配。

什么时候工资可以被认为是足够的呢？通过工作，期望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合乎情理的呢？你曾想过工资的作用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么？如果说工资应该是承担得起生活开支的，那跟没说没什么两样。生活开支大部分取决于生产和运输的效率，而生产和运输的效率，又由管理和工人工作的效率决定。

辛勤工作与完善的管理，理应带来高工资与低开支。如果我们试图以生活开支为准来制定工资，是理不出头绪来的。生活开支是结果，因为生产、管理等产生它的因素一直在改变，我们是没法指望它稳定的。试图以生活开支为准制定工资，就像是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跑。再说了，谁又能规定，计算开支该以哪种生活为依据？我们不妨开阔思维，看看工资对工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意味着什么。

工资承载着工人车间工作外的全部负担，意味着工作时必要的服务与管理。每日的生产工作，是人类开采过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矿，自然能至少负担工人在工作外的全部开支，自然应照顾到工人垂暮之年的生活——那时他不能也不应再劳动了。要做到这些，企业就应该按一个生产、分配、奖励的规则来调整自身，这样，它的利益不会再落入那些无助于生产的人兜里。我们要建这样一套体系，使之既不依靠仁慈雇主的善意分发工资，也不会被邪恶自私之徒利用。因此，我们需在生活的确切事实中找到基础。

一斗小麦值1美元也好，25美元也罢，一打鸡蛋是12美分或者90美分，每日劳动所耗体力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对每日生产工作究竟有何影响呢？

如果只考虑工人自己的话，要计算他的生活开支和应得报酬就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