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生产普通消费者也买得起的产品

作者:亨利·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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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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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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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810字

1920年底,随着整体生意的低迷,我们的销售量最终跌了下来。我们积压了大量库存,而且即使按材料和零部件的成本价销售,成品的价格也不比我们当时的售价低多少。但这一价格在生意转淡时期,仍比人们能买或想买的价格要高。因此我们暂时闭厂以思考出路。要么我们将1700万的库存降价处理掉,要么暂不营业,承受更大的损失。


雇主指望着一年的盈利,工人也得指望一年的收益。但他们都得按周来工作。当他们能以可接受的价格接到订单或找到工作,他们就可以开工。经济繁盛时期,订单和工作机会纷至沓来;萧条淡季则少之又少。企业的状况总是要么大享肴馔,要么就食不果腹,生意总是非“好”即“坏”。无论何时,都不会出现人人都感到自己拥有太多,自己太过于舒适幸福的情况;然而有些时候,虽然世界对商品、机器对工作的需求量虽达到惊人,这两者——需求及满足这一需求的方法,却硬是被金钱阻隔开。


生产与管理都时好时坏。我们不是稳步前进,而是断断续续地发展,一会行进过快,一会则全然停止。当有许多人都想买东西时,便称货物短缺;当没人想买时,又说是生产过剩。我知道货物总是处于短缺状态,但并不认为会有所谓的生产过剩。在一定时期,我们可能会积压过多不对路的商品。但那不是生产过剩,而仅仅是不经思考的生产。也有可能因为定价过高而积压商品,那也不是生产过剩,应归咎于糟糕的管理或筹措资金方式。


难道企业的好坏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企业兴衰应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种庄稼、开矿、制造,为的就是让人们不愁温饱,有衣蔽体,有物致用,没有其他原因。然而这一理由却被淡忘,人们做事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赚钱——这是因为,随着逐渐演化,金融体系不再是方便等价交换的中介,它有时反而会阻碍交换。这个会在后面详述。


只因自己经营不善,我们就时常要忍受所谓的时运不济。假如庄稼大面积歉收,全国都会陷入饥荒。但我不明白,我们为何就可以容忍由经营不善造成的贫穷与饥饿,尤其是因不合理的金融结构而势必造成的经营不善。


诚然,战争使美国经济萧条——它让整个世界都一蹶不振。但如果企业经营管理好一些的话,说不定战争都不会爆发,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归咎于战争。战争暴露了金融体系的许多缺陷,暴露了光以金钱为基础的企业是何等的不稳固。也不清楚是糟糕的金融体系造成了糟糕的企业,还是说,是错误的动机导致了糟糕的金融体系,但可以确定的是,将现有的金融体制整个推翻,于情于理都不合,以服务为基础重整企业,才是可取的。到时,自然会产生一个较好的金融体制;现行体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也自会消失。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许谁都能将自己的生活慢慢稳定下来。然而对于企业改革来说,专断独行无法取得最好的效果。不过只要有一人带头,肯定会有人随之效仿。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有望矫治萧条的企业,及其他所有不景气的企业。就像天花是能预防的一样,萧条与不景气也是能预防的。企业和金融终会重组,然后,即使不能消除季节性本身,我们也能消除季节性生产销售的负面影响,以及周期性的萧条。


农业已开始其重组进程。当工农业皆全面重组时,它们将形成互补关系;工农业本就是一体的,而非互不相干。以阀门厂为例,我们将阀门厂建在18英里之外的乡下,这样农民也可以来做工。由于使用机器,农业耕种只需花费通常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本来,人类播种、培育及收获所花时长,就该远远小于农作物自然生长所需时长。对许多生产小零件的工厂来说,选址在哪儿其实都差不多;有了水力支持,将它们建在农耕的乡下都没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有很多员工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他们在最为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农耕与做工。这样的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生产的产业;其他一些产业则可根据季节和设备进行连续生产;而还有些工厂,通过更为用心的管理,则可消除这季节性。无论任何问题,在进行全面研究后,总会得出方法。


周期性萧条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影响甚广,似乎难以控制。除非进行全面重组,否则难以遏制周期性萧条的问题;但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为自己所在的这个组织,乃至其他企业献绵薄之力。市场萧条与否都不影响福特的生产;无论市场如何,我们都保持稳步前进——除了1917至1919年,因战争时期企业转向生产军用产品。1912至1913年被认为不景气——虽然现在有人称之为“正常”情况,但我们的销量翻了一番;1913至1914年经济依旧停滞,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3;1920至1921年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时期,但我们仍售出了125万辆车,约为1913至1914年(“正常”年份)的5倍。这其中并无任何秘诀可言。它与企业的其他事一样,是我们奉行原则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一家企业。


我们现在已不再加设任何条件,所有工人的最低工资都为6美元。工人们也都已习惯了高工资,不再需要监督。一旦工人生产达到标准——这也只取决于他自己到底有没有意愿工作,我们便付给他最低工资。在定工资时,我们将预算出的可获利润也考虑在内。我们现在开出的工资,比战后繁荣期还要高。


当然,我们始终是以工作为基准来支付工资。可以看出工人们都努力工作;因为虽然最低日薪为6美元,约60%的工人们的工资都超过这一数额。6美元不是说人人都6美元,而是工资的下限。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繁荣的基础是什么。进步并不是靠做做噱头就可产生的,发展的每一步都该走得审慎。没有思考就没有进步。以繁荣来说,一个真正繁荣的时代,大多数人都能通过正当手段得其所需,过上全面舒适的生活。一个时代繁荣与否,要看大多数人生活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看企业主账户余额多少。企业主的作用,就是为这舒适献一份力。他像是社会的工具,只有他将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向大众提供质量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低的产品,按工作付给员工越来越高的薪水,他才是服务了社会。企业主,以及企业内的所有人,都以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经济学家认为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发生,对他们所列的数据、所提的理论,我们不甚关心。如果一个时期物价高了,他们就称之为“繁荣”时期。一个时期繁荣与否,是不应以企业主给产品定的价格来判断的。


我们也不屑用什么巧辞华藻:如果商品价格高于人们收入水平,那就努力把它降下来。通常认为,生意始于企业,终于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想买也买不起企业提供的产品,企业就反过来怪消费者,认为生意太低迷——这就像是把车拴在马前面,自己还一路抱怨。这不是莫名其妙么?


是企业主为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企业主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也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这是企业主的错还是消费者的错?还是说谁都没错?如果真是谁都没错的话,那企业主实在可以不用干这一行了。


那么,有什么生意是真正始于企业终于消费者的呢?推动这一过程的资本从何而来呢?当然是从消费者那儿来的。生产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是否能令消费者满意。消费者可能对质量满意,可能被价格吸引,而当质最优价也最低时,消费者便是最满意的。无论一个人生产的是什么,如果他能提供给消费者最为物美价廉的产品,他势必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头羊。这是必然的结果。


那干吗还徘徊不前,一心盼着好生意?你所需做的,便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生产普通消费者也买得起的产品。


减薪是最容易也最懒惰的做法,更不用说它有多不人道。这样做,就是将企业经营者的无能怪到工人头上。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每一次萧条都是对企业主的挑战,他必须花心思管理企业,必须用管理克服那些别人用减薪解决的问题。在作任何改进之前,就恣意改动工资,是对真正问题的逃避。而倘若能先解决真正问题,可能也根本没必要降薪了。这些都是我的经验之谈。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便是,在调整过程中,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然而除了那些有东西可损失的人,其实还有谁能损失得了什么呢?所谓“蒙受损失”是个容易让人误会的表达。实际上并无损失可言,不过是放弃一些既得利润,以使得将来能获利更多。


不久前,我和一位小镇的商人聊天。他说:


“我打算为存货承担1万美元的损失。当然,你知道,损失并没听上去那么多。我们做五金的,有段时间生意很好做。虽然大部分存货都是高价买进的,但我已卖了不少而且赚到了钱。再说了,这1万美元的价值也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投机得来的钱,价值并非百分百。所以,虽然听上去好像我损失惨重,但实际并没多少。而且,我这样还能让镇里的人不受五金价格限制,造得起自己的房子。”


他是个有远见的商人。他宁可少赚一些钱,让生意继续运转,也不会积压货物,保持高价,阻碍社区的进步。这样的人是他镇上的财富。他头脑清楚,能够清理库存,作出调整,而不是减少为自己送货的工人的薪水——这不啻是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他并没有死守着价格,坐等行情变好。他认识到了似乎被人们普遍忘记的一点:作为企业主,有时就是要承担损失。我们必须承受得起损失。


1920年底,随着整体生意的低迷,我们的销售量最终跌了下来。我们积压了大量库存,而且即使按材料和零部件的成本价销售,成品的价格也不比我们当时的售价低多少。但这一价格在生意转淡时期,仍比人们能买或想买的价格要高。因此我们暂时闭厂以思考出路。要么我们将1700万的库存降价处理掉,要么暂不营业,承受更大的损失。所以这其实根本没选择余地可言。


经营者总要面对这样的选择。他要么承担直接损失,继续做生意;要么暂时不营业,承担不工作带来的损失。通常,歇业带来的损失比直接的金钱损失要大得多。因为在这段不工作的期间,恐惧担忧消磨掉了人的积极性,再者,一旦关门太久,就再难有干劲重新开张。


干等行情变好是无济于事的。若企业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话,他应该把商品价格降到人们愿意付的程度。不管行情如何,总会有一个人们为生活必须品能够也愿意付的价格。而且,只要有心,总可以做到这样的价格。


当然,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发工人们的不满)是没法实现的。乱来一气也毫无裨益。唯一的出路便是提高生产率。因此,这样看来,所有所谓的“萧条”,都应被视作对商界人士思考方式的挑战。很明显,那种只关注价格,忽视服务的商人是不配做企业经营者的。


上面说的这些,其实也可以用一句话总结:销售应建立在真实价值的自然基础上。而这一真实价值,便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力。然而这一简单的法则却被认为没有商业的样子,因为它不够复杂。有这么些企业,它们将员工的诚实劳动置于精明的投机者的操纵下。这些投机者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日用品短缺的假象,从而刺激大众对需求感到焦虑。但这带来的不过是虚假的市场刺激,然后是虚假的市场僵化。


再来谈谈什么是工业理念。真正的工业理念绝非赚钱,它依靠许多本身也需要一个优秀理念支撑的人,来体现、弘扬一种有用的理念。


为生产而生产;建立一个能将生产变为艺术的体制;生产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它能为扩张与建造更多工厂、生产更多有用产品提供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工业理念。与这一理念相悖的便是企图从投机中、而非工作中获得利润。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认识不到,整个商业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商业是给予和索取的过程,是生存和让他人生存的过程,是很多力量和利益的协同合作。倘若有人认为商业就像一条利益之河,一旦流经自己身边就该停下,那这样的人,便是自认为可以阻止商业的流通还保持其活力,可以通过停止财富生产而获得财富。


坚持服务的原则可以治好企业的一切顽疾,它将引导我们将服务和财务方面的原则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