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8)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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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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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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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38字

蒋所允许的国民党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国民党已进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国民党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国民党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


反攻大陆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又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讲话,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其部下励精图治,跟着他振发反攻大陆的幻想。他在讲话中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田单六条:“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第四是与莒城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从而得到启示: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官兵有必死决心。“第二,就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军民团结。“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虚实、奇正的极致。“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易被动为主动,易防御为攻击。“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诱敌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以激发本地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为此,蒋专门于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四个: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也就是党的战斗体的新生”。


其总目的,“都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他说:“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总是好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从不拿当时人做学习的楷模。此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当然是欲恢复其封建王朝的自道或自白。他亦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关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也有一些评论。他认为:“文革”是毁掉原有的党组织,“重建毛家党”。而1969年的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他认为九大以前是第一阶段的斗争,是未曾料到的;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当然这种估计是完全错了。蒋还认为,毛要抓住军队(主要是林彪为首的四方面军),并以军领党,以军领政。江青帮和林彪的军方,据蒋说,也有矛盾。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他认为“主席团的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二十二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十二人中,又有江青等六人为一个核心势力。至于另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也是被点名或批判过,无独立力量。林彪的军方只有四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因此,蒋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可能要互相拼斗;或“为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或由林彪接班,那就要看江、林斗争的结果。他认为中心势力是林、江二者鼎立,而江强林弱。


基于以上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蒋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以为,苏联反对毛泽东,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爆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这当然是妄想;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专横君主,大陆人对他的专横与其政府的腐败无能记忆犹新,谁也不会响应他的狂想的。但蒋的以上分析,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误以为江、林最有实力。其实最大的实力是在周恩来总理一方,只是碍于时势,周不得不忍受江青的狂妄行为。四方面军也不全在林彪之手,周总理对军队的影响,远在林彪之上,也因为碍于时势,予林以优礼。因此,林之反叛并未引起军内之乱。可以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仍然影响着全军,使江青无法越过。故而毛泽东主席一逝世,江青就接着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具有最崇高的威信,而江青“四人帮”,简直就是四只螳螂。周恩来是靠在军、民中的崇高威信,在实际地支撑着这个十亿人口的伟大国家。


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蒋也是错误和顽固的。他自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在对美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而且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还荒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将不惜毁灭人口之一半,亦不惜听任其土地之绝大部分沦为废墟,向美国突起袭击,乃是无可怀疑”。因此,蒋极力反对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


他又自我吹嘘地认为,如果他蒋氏统治着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东挡西杀,迄无宁日。于是蒋进而说明“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的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而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是他“反攻大陆”。


继而他对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方向,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


(一)美国退出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任中共“宰割”亚洲。如此,美国便“不能脱卸其对亚洲的责任”。


(二)中共对美国视为永久的敌人,一遇机会,就会对美国发动进攻。再者,只要毛泽东一去世,苏联就会和中共再次联合,共同对付美国,打击美国;而美国对此只有坐以待毙,别无出路。


(三)美国采取明智而现实的行动:趁目前中共“内乱”之时和苏联与中共严重分裂之际,“特别是当此大陆人心……渴望中华民国政府从速解救,惟恐或后的时候,在其道义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复国圣战,那就无需美国使用一兵一卒,流血牺牲。越战问题,亚洲问题,甚至于美俄问题,……皆可一旦迎刃而解。”


分析完以上三个方面后,蒋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现在不动手反攻大陆,将使中共进一步强大,并完成洲际导弹,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再进一层,他又指出,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年年说“反攻大陆”,只是用以作为一种巩固台湾的手段,并以此口号推动台湾建设。他每年必三次发布文告,宣言反攻大陆。经常说:“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反攻大陆当然是神话,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只不过是当作一种建设动力和政治麻醉剂。至1957年以后,他可能认为已有机会“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他更感到有这种可能。或者说有跃跃欲试之态。但1972年他的“政府”被联合国抛弃,他就绝望了。


吴、孙大案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台后,立即解除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制,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桢便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性急,做事讲求效用,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以谐外文音而成。他注意人才拔擢。走起路来,也健步如飞。1953年5月24日,吴以养病为由,离台赴美。老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却均不准离台,用为人质。


本年12月初,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内中牵扯到吴国桢,说吴取了巨资外汇,王的去职与此有关。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1954年1月15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日左右,台岛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但他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交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向台北发难,于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


(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


(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


(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如果蒋早几天发出这个启事,吴便不会发难。因为发难的一日,台湾虽已登出,但吴不可能看到。故形成启事见报和吴的发难于同一天发生的巧合。这个声明一发表,美国各报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应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吴列出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章均予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判罪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竟连续撒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等。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从本令看,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即国家,蒋的政府亦即国家,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此足见蒋的政治原则,自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而至于吴的儿子也在台湾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这更证明台湾此时仍完全没有真正民主风气。他蒋氏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或自由世界,完全是在他允许下的“民主”与“自由”。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名敢于批评蒋氏的民主人物。这个批评入骨三分,最中要害。


对于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这也说明台湾始终存在民主思想与蒋介石专制独裁制的斗争。吴国桢、胡适等当为其代表人物。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儿子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傲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和蒋经国抗衡。于是就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