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3)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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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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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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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254字

在山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分期分批向山东各解放区进犯。1947年4月上旬,调集二十五万部队,向鲁中进犯,企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两万四千多人。5月间,又发动第二次进犯,绪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此,蒋介石在5月29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除大肆攻击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外,也斥责他的蒋军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精,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在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同时也吹捧第七十四师说:“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奸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在5月19日的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和6月1日的第三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以此役为例说:“此次孟良岗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万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5日的第二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宣读了张灵甫在5月6日给他的来信,十分感慨地说:“我接到他这封信后,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6月底,又以二十四万部队发起第三次进犯,给果还是被迫(人民解放军分路***敌后,加上刘邓大军正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于7月由鲁中西撤。


为了给蒋军的进犯以所谓战略指导性的意见,1947年7月17日,蒋介石搞了一份《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说:“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定为剿匪作战之四大守则。此外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应定为剿匪作战之六项要目。希将此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时刻研究。上下一致,勿稍疏忽,切实遵行,必能早日达成剿匪建国之任务也。”同时,蒋介石发动全国进行所谓“勘乱”。7月4日搞了个《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18日公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咒骂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扬言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大吹:“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这时,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多万降为三百七十万,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机动兵力,可作战役进攻外,程潜系统和北线的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及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守备的则只有二十一个旅,分布从新疆到台湾的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万人以上。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严重威胁着南京、武汉。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越陇海路,展开于豫皖苏地区,孤立了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陈谢大军突入豫西,孤立了洛阳,威逼潼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字的态势,展开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


在这种对蒋介石来说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急忙干了如下几件事:第一,继续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总结军事上的经验教训。1947年7月10日,他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的演讲,认为中共在江北有两个据点被他们解决了,即所谓:一个是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延安早已收复,最近南麻亦被国军攻克。也不得不承认在郓城、费城他们失败了。蒋介石指出蒋军战术上的错误有两条,一条是“山地作战时,只守山头,放弃山腹与山麓”,一条是“沿公路前进,在村庄宿营,易为匪军所袭击”。第二,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次会议就是剿匪军事会议”,是“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但是,会上各总司令、军长、参谋长的报告,只是叫苦连天,纷纷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斥责会上的各个报告“都不得要领,都没有把握重心”。在10月6日的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演讲中,将一年来的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全面进攻时期,蒋介石说是从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为了推却失败的责任,他说:“这个时期的军事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的”,造成“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地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先后蒋介石作了三次讲话,一个是10月19日题为《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个是20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演讲,一个是21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如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南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者鼓气,吹嘘:“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4日,蒋介石作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条意见。12月29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有正无奇,有奇无正,每战必殆。”


1948年的东北战场,共产党方面东北野战军总兵力约80万人,而国民党方面总兵力不足40万人,东北野战军两倍于国民党军,而且士气高涨,可谓“有正有奇”;东北国民党军在数量、士气、战斗力等方面均居下风,而且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正处于“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危险状态。假如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时国民党军应该选择固守的策略,以逸待劳,消耗对方的战力。然而,蒋介石却不顾兵家大忌,在“奇正两无”的情况下,固执地出兵打援,结果东北国民党军被我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很快就丢失了东北战场。


1948年9月底,东北野战军攻占辽宁义县,完成了对锦州的战略包围,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锦州为东北门户,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锦州一失,长春、沈阳等地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后路即断,东北野战军战前所设想的“关门打狗”将立即成为现实,东北国民党军迟早都会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急忙电召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司令卫立煌来京,面授救锦机宜。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长春、沈阳守军主力弃城而出,由卫立煌亲自统率,沿辽西走廊向西推进,以解锦州之围,并借援锦之机,协同锦州守军东西夹击,重创锦州、锦西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但卫立煌并不赞成蒋介石的构想,他认为;东北野战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林彪在围攻锦州的同时,早已在锦、沈之间布置了重兵,并先期强占了黑山、大虎山、勾帮子等战略要隘,以逸待劳,静候国民党军上当,况且,辽西走廊河汉交错,眼下尚未封冻,不利于大兵团徒步行军,沈阳守军主力如果贸然弃城西进,不仅解不了锦州之围,反而有被分断截击、各个击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卫立煌主张沈阳、长春的主力暂仍固守不出,锦州之围,应自华北调兵至葫芦岛就近解救。俟锦州解围后,守城部队与援军合组为机动兵团,渡大凌河、出勾帮子,沿辽西走廊东进,这时,沈阳守军主力再出辽西,东西夹击,才有取胜的把握。


尽管卫立煌声泪俱下,据理力争,但蒋介石主意已定,仍要强令卫立煌西出辽西。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卫立煌没有勇气公然抗命,但又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是含糊其词地推脱说,俟回沈与各负责将领协商后再作处置。


蒋介石感到卫立煌决心不大,乃派总参谋长顾祝同赴沈督战,并嘱顾要亲眼看到卫立煌下达作战命令始能回京。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立即找他的搭档廖耀湘协商。廖也反对蒋介石的战略方针,认为出兵辽西是白白送死,自取灭亡。于是,二人赶到顾祝同的住处,恳请顾把他们的想法电告蒋介石。10月5日,蒋介石复电卫立煌,谓:“前拟计划不变,着所部刻即西进。”卫立煌接到电报后,非常焦虑和不安,他对廖耀湘说:“我根本不愿到东北来,替陈辞修(陈诚)收治乱摊子,但总统一定要我来,三番五次地叫岳军(张群)和(蒋)夫人劝我,并答应东北军事由我全权负责,他决不干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又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用鸡蛋碰石头。”于是,卫立煌约廖耀湘到顾祝同那里,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想说服他。


卫立煌一到顾祝同住的地方,就激动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我们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锦州两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免被共产党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要执行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赴监督执行命令的人,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第二天,顾祝同又到卫立煌那里督促赶快下作战命令,以便他回京复命。卫立煌答应可以先将部队集中,但又同时要求顾祝同回京后继续向总统申述意见。


顾祝同回到南京后,说卫立煌不愿出兵,企图避战,蒋介石听了非常气愤。第二天,蒋介石飞抵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蒋单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愤怒。后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廖耀湘,大发脾气,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接着命令说:“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打击。你的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经锦州、义县,攻击共产党部队的后背。”


鉴于卫立煌坚决反对出兵辽西,蒋介石决定撇开卫立煌,直接把作战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次日,蒋介石就派飞机给长春守将郑洞国空投了一封信,令他立即率部突围南下,协同廖耀湘西出锦西。至此,东北国军开始实施蒋介石的“西出锦西”战略,各部队各就各位,整装待发。


果然不出卫立煌所料,廖耀湘率沈阳守军主力出击辽西后,很快便陷入河津烂泥之中,几十万大军宛如一块漂浮的浮萍在辽西走廊荡来荡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守锦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主要将领全部被活捉。而此时,廖耀湘率领的援军仍徘徊于新民、彰武之间,根本不能起到援军的作用。长春的情况则更惨,几乎没有发动,就纷纷起义或投降了。


这时,沈阳守军将领均主张立即自牛庄出营口由海路撤往关内,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蒋介石自忖东北行将不保,亦觉撤退势在必行,但却不同意由营口内撤。他主张再出辽西,立即反攻锦西,仍梦想在撤退之前搞一次战略决战,歼灭共产党在东北的有生力量。


卫立煌、廖耀湘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认为,既然是撤退,就要以保存实力为目的,选择最安全的撤退路线。虽然沈阳守军集体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慎重行事,改变初衷,避免作无谓的牺牲。但蒋介石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更改的。


10月19日,蒋介石遣心腹爱将杜聿明携带亲笔手谕赴沈,直接给各作战单位下达命令。20日晚6时,杜在沈阳卫立煌的私宅召集各将领,口授蒋的“谕旨”。众将领听罢,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气氛沉静得使人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