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3)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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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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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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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02字

28日,蒋自羊高进抵岩前。命第十一师、第三师、第一师会合华阳,击退敌人万余人(林虎部),敌向梅林、安流溃逃。复又于河婆歼敌五千余人(洪兆麟部),使洪兆麟失去战斗力。东征军遂长驱直入。此役使蒋之东征转危为安,意义重大。蒋也自言“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即日令拆去惠州城墙。


自此役之后,蒋对陈赓深表谢意,也十分亲切,并送给他礼物;又一度调陈为侍从参谋,可以随时出入蒋的居处,可说是“恩宠备至”。


29日,又于华阳行营(设于宝林圩)指挥各军夜袭洪部敌军,又缴械五千余人,敌向双头溃逃。10月30日,大败林虎于罗经坝,敌四千余人投降;林虎部李易标、黄大伟、黄任寰、黄业兴不辞而别。林率残部,仅黎生、张化如,向汤坑逃去。31日克兴宁。11月6日,肃清东江,收复汕头。蒋于汕头通电告捷。7日克饶平,东江底定,开庆祝大会。


同日,电告国民政府大捷,并“誓于最短期间廓清窜匿边境之余孽”。


蒋于此次作战中,因第三师失利而得教训二:


(一)兵力需以万人为一路,集团使用。


(二)注意敌败退时最后防线。从此以后,蒋指挥作战时,均利用集团军集于一点。以后又发展为大兵团的阵地战,至逃出大陆而未改。


自攻克汕头后,总指挥部移驻畸庐,蒋住一楼,陈和周恩来住二楼。有一天陈在蒋的桌子上看见了一本名册,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名字下,则注目:“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第二天,陈经请示周恩来后,便托词母亲病重,请假回家。蒋不信,就问道:“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过了一夜,蒋就写了一个委任状,委陈赓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于是回广州。1933年3月24日,陈赓于上海的北京大戏院看戏出场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旋送南京关押。4月,蒋令人将陈带到南昌与他见面,当面劝陈归降,并答应叫他当个师长。陈当面拒绝,又被送回南京关押。蒋经一个月时间考虑后,决定陈赓在卫兵“陪伴”下可以自由出外活动。陈乘此机会逃走(约为5月末)。陈救了蒋的命,蒋对救命之恩的报答,先是不许陈再带兵,后则是不杀纵逃。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蒋已暗中限制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党军中的权限。不过是只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其他领域,他尚无此法力。


此时蒋竟于潮州关岳庙读起《泰戈尔传》来,真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


11月8日,又于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何应钦、程潜、许崇智部三路入闽,讨伐陈逆残部。10日,对来潮州的工、农和学生讲话。当日晚,读列宁丛书第五种,内容为劳农会,赤卫军的组织和牺牲价值、帝国主义的破产原因等,他认为分析得甚为细密。


蒋第二次东征后,威名大震,一下子成了国民政府关键人物。国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其他要人于同日电贺蒋的战功:“……我兄以10月6日自广州启节,至11月6日而临驾汕头,屈指行师,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巢穴,及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就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战事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竞之志,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诸待商榷,……汪兆铭、谭延闿、邓泽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蒸。”


这一贺电之后,蒋的声望更高,成了新闻人物,为众人刮目相看。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也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下联是:“介石补天”。不过蒋这时因仍然无大权在手,仍未挤入中央,还是很谨慎和假装谦虚的,为了表现其严于自责的“品性”,便上陈东征军的缺点和存在问题。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兵士背枪不一律,饭碗乱扔;行军行列不齐整;休息时,新兵抓白薯,擅入民房,长官不查哨;打前站士兵威吓人民,强占民房;新兵多闯入民家任意取用油盐柴米;大小便乱解。官兵有时脱节,各下级官长缺乏作战联络;排长责打士兵多不当;官兵渐骄惰;等等。


12日,消灭陈炯明逆军,统一广东,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蒋一面向上面自责,同时向周恩来第一师施加压力,批评第一师。11月21日,蒋介石给第一师党代表写了一封信,批评第一师下级军官存在许多问题,要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对于队内党务须特别注意”。并要求将他的批评信刊于报端,“使各长官知党之重要而不敢轻忽小组会议也”。这当然是对中共党人的一种眼色和对中共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第一师的工作,党代表有责任,而何应钦师长就没有责任了吗?将一切推到党代表一人身上也欠公平。且第一师系蒋之黄埔军,周亦无实权可言。


此时北方正是国民军和奉军矛盾激化之时:张学良入关,欲与国民军作战;郭松龄也正酝酿反奉;孙传芳建立五省联军于江浙等省;吴佩孚再起于武汉;孙与张宗昌军激战徐州以北地区。张宗昌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孙传芳活捉后处决。总之正在酝酿新的混战。


加强地位巩固,广东政治新星


第二次东征告捷之后,蒋介石的声威,可以说如日中天,国民政府各要员,均依为干城。这一切,均为蒋介石进入中央领导岗位铺平了道路。而其言论上的亲苏联共,又使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无法阻止(见前面第一章)。蒋以军功、军权为根基,以言论左倾为掩护,积极活动,迅速地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进军。这是蒋为统治全中国而发生的一次跃进(此次战役,东征军阵亡共五百九十七人)。


战后,蒋为轻松一下,便于11月12日上午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下午,续读《泰戈尔传》,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的真义。至于列宁,他认为,是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他说:“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他自己的选择,是唯心主义,是泰戈尔,不是列宁。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或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反苏思潮。中国青年党党员,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常燕生,就于同一天(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反苏文章《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他说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相信苏联的马克思派,不相信列宁。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工业发达国家的事。他说:“马克思明明主张工业越发达之国家距社会主义之实现越近;而俄之过激派是乃专门传布其主义于工业落后之国家,即此一点,已可证其非马克思之嫡系了”。


常氏进一步指责苏俄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绝对不合。他说:“现今苏俄之政治,不但非出于全体国民之公意,抑且非出于全体劳农阶级之同意,不过少数共产党专断之政治耳。即此点而论,姑无论其政治领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为吾侪笃信民治主义之人所绝对不能承认。苏俄共产主义者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如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其为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为非者相同。罗素谓,马克思派为新兴之宗教;诚然。……吾侪渴望自由之人,对于此种宗教式之主义,非反对不可。”


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市场,玄学家张君劢也与常有同感;蔡元培也如此,他甚至于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这就是蒋介石***的社会基础之一。常燕生,只是此种思潮的代表者之一。


蒋介石此时仍然在伪装左派,高唱第三国际的赞歌,比常氏还“进步”。他以后***,就借用了这种思潮,作为支柱之一。但他掌权后,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民主主义者,比北洋军阀还要更甚一层。这就是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调。


(14日,蒋电请军委会任命程潜为第六军军长。至此,国民革命第六军始组建完成。)


当蒋取得东征胜利之后,军权在握,名声显赫,便开始为最后取得中央主宰地位而筹谋了。首先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宣传自己的功绩;向军校学生和军人灌输他的《大学》之道的封建思想;提出自己的战略理论和策略;继续伪装拥护第三国际,自称左派附和汪精卫的“高调”言论。于是于1925年12月以后,蒋将工作重点置于黄埔学校的训练和教育。


为此,他也《社会进化史》,找点什么资料。12月4日晚上宴请第一、三师长官,即席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不可沿历来军队的演变旧例,要有发展和改变。次日,又为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文。强调革命同志的相爱与相亲的《大学》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


这一段《大学》之道的宣传,真是把黄埔军校的文科课程变成四书之道的课程了。完全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这是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封建礼教的灌输,以便黄埔学生为其所用。下面蒋又进而指出,应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这是以军校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以后则可以以国家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于全国。他蒋氏就是大封建家长了。这实是以《大学》之道代替三民主义之道。是从思想上为其未来的封建政治作准备工作。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不过作为政治口号,大喊一通,为护身符而已;惟有这大学之道,才是他对弟子们的真传。其目的在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军事集团,进而排挤国民党元老和中共势力。


其中也又一次提到“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也还高喊国共合作,共同奋斗之词(见前面第一章之末),甚至强调国共间精诚团结,以诚相待。


到12月8日,蒋又提出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和以诚相待;如有国民党员愿入共产党者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实际上是以联合为幌子,暗中已开始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此外又在军事上为其经济独立和不受制于政府而筹谋。遂于12月15日,提出军政改革意见:军长职衔应予撤销。平时以师为单位,只有在战时设军长之职。其理由是为避免尾大不掉和军事割据局面的形成。赶快确定本省军额。广东省应当以十分之七财经为军费,可养兵十万人,约为十五个师或十八个师。并与常备军外,另编自卫军。常备军为以上之数。自卫军约为十四个师。仿世界各国军制,军需独立,以便军队运用自如。统一军事教育。主要指各军不得自行设立军校,所有现在的军校由中央统一名称和主持。并准备成立高等军事学校。扩建兵工厂。改编军队时,对于反革命军队应彻底解决;革命军人自身应一改旧军队的恶习。并要求于翌年(1926年)1月1日实行。


建议书最后,又再次重申其1912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意见,即“军人不得干涉财政、民政。凡财政民政及司法机关人员,概需听候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委派,各军队不得过问,尤属军人应守之天经地义。苟有违背此旨者,均会应立予以最严厉之制裁,固无需中正渎陈也。”但他自己,却将一切财政都统统抓在手中,牢牢不放,言行相反。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剧。


同时指出,广东省过去军旗均“大书统兵人员姓氏,尤为私人军队之表征,亦即予革新”。这是去掉此种封建王朝时的统军军旗,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废他人之私有军队制,而将军队尽归于己,以暴易暴而已。


同时也重视军队的教训和训练以及演习,以提高其部队战斗力。为此,于本月(12月)在湖羊山讲评第一师演习课时,又指出作战应立自动地位;战前确立作战方针,以便相机作战,不至跟着敌人转。下午宴请第一师各官长和见习生,并讲话,要求当军官者应爱护和了解士兵,灌输给士兵们知识;以身作则,早起晚睡。指挥作战时,要注意侦探、搜索和联络,以及报告的完备性,否则就如失去耳目一样,陷入盲目的被动之中i军队前进时,也不能采取密集纵队,直线前进,应利用地形,分散隐蔽前进,尽力减少伤亡。打枪时,更要瞄准,以免浪费子弹。


18日自潮州回汕头。晚读《项羽本纪》,久久掩卷不语,似深有感悟。25日,批判西山会议派,又言过其实地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又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精卫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时,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此为极沉痛,极明澈之词,所以誓勉同志,共努力于革命。”仍继续伪装联俄容共。


蒋这时对汪精卫也表示绝对拥护。蒋一面极表亲苏容共,一面也在为其限制中共准备有利条件。一旦发动政变,也使人认为他是被动的应战而非主谋,为什么呢?君不见蒋氏是极力拥护联俄容共的啊!他怎么会***呢?


27日,为回广州向汕头各将士告诫:


(一)疑忌为亡身之道。


(二)骄奢为败德之本。


(三)官长以身作则,爱护士兵,严格要求士兵。


(四)学问为事业之本。


(五)越级为军队之大戒。军队必重阶级,不可越过本级上官言事。


28日到澄海,宴请第三师官长,并训诫二事:凡内部大小文告,如无命令,一概不准公开。本军印刷品也不准寄与外人。不论何时,军人均应保持肃静态度,严禁士兵嘈杂。如不行以上两事,就是乌合之众。同日下令:士兵晋升官长,应有三个月代理时间。晚8时回汕头,接汪精卫电告:孙文主义学会将于29日游行支持西山会议派。蒋严电禁止。29日,接见孙传芳代表王季文,联络和孙传芳的谈判事宜开始考虑北伐之事。于29日下午11时启程回广州。30日,轮次续看《史记》。31日上午11时抵黄埔军校,全体官生列队校门外迎接。下午休息,见季山嘉、罗茄夫等苏联顾问。晚7时学校开欢迎会,蒋讲东征经过和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对态度。这时全校党员赠给蒋一枚金质勋章。蒋自然非常高兴。


自9月中旬起,蒋针对自身问题,又以沉、润、淡、浑四字自勉。早晨或清夜中,也常常反躬自问,是否有愧怍、欺妄之处?蒋常常因遇事激愤而迁怒于部属,又于是事后反省自责,甚至自记大过,表示悔改决心。但老实说,蒋的这种作法,作用并不大。


1926年1月1日,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大会召开之前,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林森五人。此五人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则不出席,因此审查事宜全由中共党人主持,全体代表256名,中共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约90席位。这次大会,自然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占统治地位。


这次大会主要处分“西山会议派”。大会秘书长为吴玉章。1月16日,正式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


(一)永远开除邹鲁、谢持二人国民党党籍。林森、张继、居正、邵元冲、戴季陶、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石瑛等十一人,给予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悔过,限期两个月,否则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