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交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欲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欲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驳斥蒋氏声明，文日《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警告蒋氏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同一天，王以哲、何柱国又作主放走蒋之五十架飞机和五百余人。应德田等又一次进行反对，认为王以哲把迫蒋放张的最后资本也放走了，对王大为不满。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变了脸，将张学良看管起来，不许回陕。宋子文对此非常愤慨，和蒋发生了较大的争执，甚至于吵起来。为此，他到蒋的办公室问蒋：

“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的影响，都不良呀！”

蒋气得当场反驳宋子文：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说完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宋子文则气得咚咚地连跺地板，并说：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

蒋则吼叫着：“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宋子文则气愤地警告蒋：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非给你拼到底不可！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急忙走出办公室，嘭地一声把办公室门关上了。宋子文则气得大跺地板，并大骂蒋介石失信。宋美龄则再三劝解她的兄长，也无法使他消气。

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并以此劝说张氏送蒋回宁。蒋氏如此翻脸，使宋子文深感自己人格受到了损害，而宋又是个不爱拍马屁的人，对蒋氏的言而无信难以接受。他到西安去时，曾经声明：

“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先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日。”

关于张学良的审判大体情况如下：

李烈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任审判官。消息公布后，宋子文自然极为关心此案，亲自找李烈钧详细询问情况。李答以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意旨办事。

30日（12月），李特别去见蒋介石，探试口气。蒋问李如何办理此案？李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但能送委员长回来，是有悔改表现，愿委员长以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

接着，李又对蒋介石讲了两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宽大为怀的史事。一个是齐桓公，他不念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而能拜他为相国；一个是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几次要谋害他的旧怨，而听到寺人披说明来意后，就接见了他，遂获知有人要行刺，使晋文公得免于暗害。说完后，李对蒋说，这两桩史事，能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当时未置可否。李接着又说，本人当以军法审理。蒋则说：“君宜慎重理之。”李于是告辞而出，并表示一定慎重处理。

31日，开庭答辩。当李问张知否自己所犯罪行时，张学良答言“我不知道”，并面带笑容，从容镇定。然后李便把罪状交与张学良看。等张看完后，李问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策划时，张答言：“我自己的主意。我所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然后张又问李可否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李答：“当然可以。”张学良就问李参加过江西起义讨袁吗？李答参加过。张又问：“审判长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与称帝，对吗？”李答“是的。”张学良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委员长的独断专行。”李烈钧当即斥责张学良，说袁与蒋不能相提并论。稍息片刻后，李烈钧又劝张据实陈述，否则欲求一生路也不可得。张据实而陈。

1936年12月31日，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主文为：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但未对执行军官们追究责任，只把“账”记在张、杨身上；这比起滥杀无辜者，尚高出很多。但他对杨虎城一家却终于没有放过，于1949年杀害。

审判之后，蒋介石为表示自己的宽大和仁德，又呈送特赦文与国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呈文与张的判决书同时发表于1937年元旦的报纸上。

蒋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实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国府立即开国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管束，大有甚于十年徒刑，而是终生囚禁。

宣判完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操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操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