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密谋反共,五次“反剿”(18)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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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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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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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10字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