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1)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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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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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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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460字

献忠心喜得器重


蒋介石因为出色的军事才能逐步受到孙中山器重,而关键的一步在于:当陈炯明发动叛乱之时,蒋介石护送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风雨同舟四十余天,从此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成为蒋介石崛起的关键。


袁世凯死后,节外生枝,北洋军阀分为以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为首的皖、直、奉三系;再加上南方势力较大的滇系、桂系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和徐州的张勋。真可谓军阀林立了。军阀之间,开始争斗厮杀起来,中国人又一次尝到分裂和内战之苦。


开始控制北京政权的为皖系段祺瑞总理。段,安徽合肥人。中国人做官讲究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京城里到处可以听到合肥方言,拉洋车的闻声不敢索要车钱。随后,黎元洪继任总统,黎是一位老资格将军,民国成立以后,虽贵为副总统,但不掌兵符、“秋风落叶”,站不稳。


这一期间,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硝烟弥漫,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拼杀,无暇东顾。日本、美国,养精蓄锐,且都想乘机控制中国,因此引起了1917年夏季中国政局的急剧动荡:


先是“府院之争”——为“参战”与否,美国所支持的黎总统,罢免了日本所支持的段总理。


继之为“张勋复辟”——张大帅率领几千“辫子兵”从徐州入京,驱赶了黎总统,捧出了11岁的溥仪“重登大宝”。


继之又是“马厂誓师”——段祺瑞自天津起兵,几小时内便直捣北京、张勋逃、溥仪退,段将军再任总理。段任命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分别为外交、财政、司法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


段政府在日本支持下,于8月14日向德、奥宣战,派10多万劳工赴欧洲抬担架、挖战壕,为协约国提供大量粮食。


段总理又是一位深谙国情、登上了第一把交椅便不肯让座的“公仆”。他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按照段的语言:辛亥革命推翻了宣统皇帝溥仪,建立了民国,当是“首造共和”;而他却是第二次推翻丁复辟几天的宣统皇帝溥仪,建立了第二个中华民国,所以当称“再造共和”。段总理的逻辑严密,“天衣无缝”,因此他不承认1912年3月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并由孙中山明令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企图恃武力统治中国。


袁世凯死了,但袁的衣钵却传了下来,于是孙中山又领导了一次“护法运动”。“护”什么“法”?护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


1917年7月17日,骄阳似火,孙中山偕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章太炎和陈炯明等人由上海乘“应瑞”、“海深”两军舰到了广州黄埔,他们本来是想组织武力讨伐溥仪复辟的。及至广州,复辟闹剧已经结束,闻段祺瑞拒绝恢复约法和召集国会,便把矛头指向段,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呼吁各界群起而攻之、首先他通电号召国会议员南下来粤。孙得到了两股军事力量的支持:一是以程璧光为总长的海军,程宣告海军脱离段政权而独立南下(唐绍仪、汪精卫偕行);一是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也表示愿共同反段。


8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非常国会”(因为还有许多议员并未南来——引者),9月建立了护法军政府,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任命了各部总长:外交伍廷芳,内务孙洪伊,财政唐绍仪,交通胡汉民,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另任命章太炎、许祟智和李烈钧分别为秘书长、参军长和参谋总长。


于是中国正式开始了南北对峙。


孙中山记述这段历史时说:


(民国)六年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余乃以护法号令西南。“部长级的军人,有4名之多,足以说明它是“军”政府,足以说明孙中山决心北上一战,扫除军阀。段获得了日本巨额借款,军备充实,决心武力统一,步袁世凯后尘。他调兵遣将,已作好了南下准备。


又该是武人露头角的时候了。在上海闲居的蒋介石,于9月20日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


蒋认为“北军(直皖两系——引者)虽众,而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少”,因为冯、段对南方军政府态度不同,一主妥协,一主用兵;同时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对北洋政府也貌合神离。蒋认为“我军”(护法军,即滇、桂、粤军——引者)只在军用器材方面不及敌军,其他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都与之不相上下;另外,在南方作战,地势、气候皆利于我而不利于北军。


蒋的“作战计划”分为二期:第一期,肃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师南京;第二期从京汉、津浦和海上分道北进,最后“会师燕京”。


孙中山当然欣赏这位“参谋”的一片忠诚,蒋的献策也正是时候。事后可以看出,蒋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对“北军”的力量估计得不错,而对“我军”,则估计得高了;唐继尧、陆荣廷貌合神离,还不是“北军”的真正对手。


然而段祺瑞已“先发制人”了。


他下了通缉令:一是通缉大元帅孙中山;二是通缉非常国会议长吴景廉。吴,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留学日本,曾任谘议院议员、议长。辛亥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参议院议员、议长和国民党理事、代理事长。1916年他率部分议员南下上海反袁,1917年又率国民党议员抵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任议长。但此时广东军政府内部同床异梦,军阀们并不服从孙中山命令,对北军作战计划不得不再行研讨。


又是蒋介石,于10月1日向孙陈上了一个《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建议先以海军为主力,扫除福建、浙江两省北军的势力,而对于进驻有敌军主力的湖南,则采取守势。但这一计划,并未采用;战争的进行,不决定于某一方面的一厢情愿,当时南北交战,主要还是在湖南、四川。


军政府成立不久,滇、桂军阀便开始排挤孙中山。事实上唐、陆一直没有就任元帅职务。就连广东,也是由陆的部队把持着军政大权。(翌年2月,程璧光被陆荣廷、莫荣新派人暗杀了,因为程要求任广东省长,又是一山难容二虎。)


军政府有“府”无“军”,孙中山“命令不能出府门”,几十年革命生涯,孙中山一直重视武力,但“借兵”或“以毒攻毒”,都不是办法,他深感手中无军之苦。于是,他以“援闽”为名,于11月21日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朱,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成都陆军的协统和统制。辛亥后任四川民军副都督、黑龙江民政长、广东省长等职)手里要来了警卫军20营、约8000人,把它改编为直属护法军。


“老年得子”,孙中山非常爱护这支军队,视为最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并委派了重要干部:


陈炯明为总司令。陈,广东海丰人,前清秀才,1909年参加同盟会。民初,两度继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


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字仲元,广东梅县人,清军初级军官。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积极协助过组织中华革命党。


许崇智为支队司令。许,字汝为。广东番禺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福建新军中官至协统。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一直是南方武装力量的主要干部,中华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支军队的名称当时叫“援闽粤军”,驻扎在闽粤边境的汕头、潮州和梅县一带,担负着讨伐隶属皖系之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任务。


1918年3月5日,蒋已在上海“赋闲”约两年之后,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来到广州。这两年倒也不是蒋逃避斗争、意志消沉,而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英雄无用武之地”。15日孙派蒋到汕头担任援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上校衔。


5月9日,援闽粤军开始与北洋军李厚基部在汀江、韩江一带作战。粤军初战告捷,连克武平、下坝、上杭等地。


就在这时,广州政局发生剧变:5月4日,滇、桂军阀以改组军政府名义,取消孙中山大元帅职务。孙极为气愤,这位虔诚的民主革命家发出辞职通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政府应“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这该是“民主与法治”的精髓吧!孙中山很早就给我们上了一课。


5月20日,“非常国会”在“武人”压力下,选出了7个总裁,即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和林葆怿。孙中山变成七分之一了。21日下午,“此地不留人”,孙关心着他的军队,5月26日到了三河坝(大埔境)。这里是粤军前线。


蒋在这个韩江之滨的乡镇迎接了孙中山。孟夏之夜,“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孙与蒋促膝长谈到谯楼三更,事后,蒋记述了这段往事:回忆当年……世态炎凉,一般党人对革命的轻蔑,对总理之冷淡,真是不忍卒述。


从政的人,最善于及时表扬、宣扬自己;字里行间,表白了只有他才对总理忠贞。革命,也的确有这类情景:高潮来了,旌旗波涛翻滚,泥沙俱下,鱼龙共舞,欢呼声不绝于耳;一旦转入低潮,只剩下潺潺流水,浅水龙被困沙滩,连青蛙也不叫了。若干年之后回首往事,喟然叹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对蒋介石更加器重。1920年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致书军中的蒋介石:“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同时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缺点也给予委婉的批评:“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而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希望他能以革命大局为重,竭诚为党工作。但此时是蒋介石投身革命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则职微权轻;再则陈炯明及其亲信把粤军视为自己的禁脔,并不欢迎外来户。如蒋介石所抱怨:“粤中自成风气,孰有如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中内容复杂……如以对我个人言之,则挥之使去,招之使来,此何等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加以蒋介石性情骄躁,与人寡合,因此,他几次辞职离军,返归故里,同革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孙中山的革命党向无严格的纪律,又无相应的组织措施,借以维系党员奋斗的诸种因素中,除共同的政治理想之外,领袖个人的感召力起着特殊的作用。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去留非常关注,着意不使其离开革命队伍。1919年,蒋介石欲筹措资金,游历欧美,孙中山不许,仍要他助理军事。在蒋介石几番离职其间,孙中山电函交驰,命其迅即复职归任。仅在1921年,这种内容的电报就达8封之多。录之如下:


1月7日“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


3月9日“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


4月5日“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天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


4月18日“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


6月23日“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墨经从戎。”


8月5日“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助。”


11月6日“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


11月23日“电悉。作战计划昨电略告廖、汪两兄,可询之。一切仍俟兄来商榷,即偕季陶兄启行。”


同日孙中山在祭蒋介石之母王太夫人文中写道:“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急切的催促,高度的评价和重任的相托,反映出这位革命领袖礼贤下士、珍惜人才的一片苦心挚情。


其实,蒋介石也并非真的要绝意离开孙中山。他摆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姿态,一方面是想摆脱粤军中的排挤之苦,但也包含有伺机谋取重权要位的意味。这反映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带有个人野心的一面。深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的蒋介石不会不牢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及“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的曾氏处世哲学。因此,在孙中山等人的督责劝导下,蒋介石又一次次归军复职。即使是居乡期间(包括1920年至1922年春,在孙中山支持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生意),也一直同孙中山保持着联系,常以书信形式筹划战略,提供各种参考意见。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与已逐渐蜕变为封建军阀的陈炯明的矛盾开始激化。


蒋介石与陈炯明共事颇久,渐趋不合,对其为人品性、思想蜕变有所认识,在1921年3月致孙中山的信中曾建议;“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靠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当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激化几达决裂时,蒋介石再次因个人受了“某方刺激与嫉视”而离职回乡。走后寄书陈炯明,劝其“服从孙总理,共同北伐”。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陈炯明指使部下时举率五十余营回到广州。蒋介石闻讯,致电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又致书许崇智论先定粤局的紧要性。6月2日孙中山电蒋,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但蒋介石并未立即应召前往。十几天后,陈炯明叛变发生了。6月18日,蒋介石接孙中山再次电召“事紧急,盼速来”,便留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随后洒泪登程,于29日抵达粤海,登上了永丰舰。他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永丰舰上50多个日夜的盛暑鏖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身边的蒋介石是他患难中的忠实得力助手。然而,有人得助则有人忧。蒋介石赴难永丰舰的举动引起陈炯明的仇视和不安。汪精卫在7月1日致蒋介石的信中说:“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旁,必定出许多鬼主意,”在叛军以大炮、飞机、水雷百般加害的危难关头,蒋介石始终随侍孙中山左右,出谋划策,助其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事后,孙中山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的序言中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对蒋介石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此番患难之情,孙中山从未忘怀。事后不久,蒋介石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军事进展缓慢而要萌退志时,孙中山致书慰留,内称“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嘱其“坚忍耐烦、劳怨不避”,“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


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与孙中山关系较为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上升为孙中山的助手,接近继而直接进入了革命领导核心,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