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居高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

看过《曾胡治兵语录》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对“军纪”和“公正”进行了两个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表面上看来，“公正”应该包括在“军纪严明”之内。但曾国藩就是要将公正单独论述。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湘军草创，用公正的手段来执行纪律会让军队更有凝聚力。公平公正的赏罚在以感情为纽带的湘军内部显得比其他强硬的管理手段来得更有效。曾国藩自己也认为，身为管理者，如果赏罚不明，那军队将会一团糟。“能知人，能晓事”，方能为君子。反之则为小人。要想做到赏罚分明，还必须做到“讲义节”。曾国藩将个人义气上升到军队管理的高度。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官场上，曾国藩一生可谓“清廉”。在治军上，曾国藩可谓是刚正不阿。他要求自己的部将不要“汲汲名利”。他觉得，功名只是一种个人事业发展的工具，并不是目标。所以，在建设湘军时，他常常用各种各样的好处来激励部将，让他们做到精益求精。他曾经对同僚说过，人不要一味地贪图功名，但我们做事情都要带有强烈的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欲望，我总是给他们功名。反之，我就会用适当的方式惩罚他们。

一开始，湘军内部在人事制度上就进行了精心管理。由于其主要特点是情感维系，这就要求主帅发挥更大的权威作用。曾国藩本人身先士卒，在遇到重大功过问题时，他通常有两种手段，即对有功之将实施嘉奖，其基本方式就是奖赏财物和保奏升官；对有重大过错之人则全部是通过弃用和参劾两个途径来惩罚。看似泾渭分明，容易执行，事实上，实践起来非常难。因为每个人都有情感，都有私心。无论是激励还是惩罚，曾国藩每次处理时，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

在湘军成型之后，曾国藩以在朝廷内的威望，决定对特殊人才进行特殊照顾。当时，左宗棠是他最看重的人才。为了留住人才，曾国藩决定保奏左宗棠。朝廷钦谕下来，左宗棠却勃然大怒，与曾国藩争吵起来，还说不想沾他曾大人的光。这事让曾国藩失掉了颜面，他深切地感受到做一个好领导是多么的不易。吸取之前的教训，曾国藩每当恩赏、保奏有功之臣时，都会事先通知，征求受功者的意见。但这种做法同样招致别人的反感，因为他们觉得保奏是曾大人自己的决定，来问别人，显得假惺惺的。曾国藩万般无奈，只得仰天长叹了。

在管理上，曾国藩总是处处为将士着想。在过去，他看到绿营军军饷微薄，士兵一个月实际到手的军饷只有四文钱，无法养活一家人。这逼着他们做一些营外兼职，从而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一些士兵甚至穷到为非作歹的地步。局面显得非常混乱。为了让每个湘军将士都能专心从军，一心一意打胜仗，曾国藩将每个士兵的军饷定在白银三两到五两之间。这比绿营军的一般将官军饷还高。湘军管理层的军饷则要用三位数来计算。

曾国藩给这么高的军饷其实也有他的理由。因为靖港战败之后大量繁冗军士被淘汰，而且，为了让强军更强，曾国藩提前给彭玉麟、塔齐布、杨载福军以恩赏，而将包括自己弟弟曾国葆在内的军队裁撤，这说明曾国藩处理事情一碗水端平，毫不徇私。正是这一高明举动，使湘军在东征中一路凯歌。湘军越来越强，以至于太平军闻风丧胆。

但湘军中并不是没有一个失误。但面对失误，曾国藩总是能秉公处理，让众人心服口服。咸丰八年祁门作战时，曾国藩曾在危难之际请李元度出兵救援，但李元度却按兵不动。这让曾国藩非常愤怒。曾国藩的军队差点儿在祁门全军覆没。事后，曾国藩决定参劾李元度。但此时李鸿章却站出来帮李元度说话。曾国藩气愤地道：“我知道你也怕死在祁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但我参劾李元度不得不进行，因为我不能失公正于全军。”就这样，李鸿章劝阻不成，反而离开，去福建当地方官了。而李元度因为曾国藩的参劾几乎断绝了政治生命。

李鸿章虽然从祁门险境中走了出来，但他并不想做一个偏远地带的地方官。出祁门后，他进退两难，既没有勇气回到曾国藩身边，也不想奔赴福建，长期游走在江西境内。就在他无所倚靠时，郭嵩焘看李鸿章是有大才之人，不应该落到流浪的境地，于是他写信给李鸿章：“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想崛起必须要有靠山。而你除了曾国藩还能依靠谁呢？为了你宏大的抱负，你还是放下架子，回到曾国藩身边吧！”李鸿章看了信，心中一阵感慨。于是他二话没说，掉转马头就向祁门奔来。

曾国藩坐在帐中假寐，睁开眼睛看到李鸿章又站在自己面前，心中有所动：“你怎么又回来了？”李鸿章难为情地笑了笑：“我忠于老师天下人皆知。今天回来，是要与恩师同甘共苦的。”曾国藩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觉得李鸿章被自己撵走后依然没有叛变，也没有投靠别人，还算个忠诚的人。于是，曾国藩毅然决然地收留了他。李鸿章依然是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日后，曾国藩对他大加重用，这才有了李鸿章组织淮军，并在晚清政局中纵横三十余年的辉煌。就李鸿章的例子我们能看出，曾国藩“能知人、能晓事”，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君子”，而且是个赏罚分明的高尚君子。

在曾国藩泾渭分明的赏罚制度之外，还有一个辅助措施，那就是教育。曾国藩总是训诫自己的将士：一定要忠君爱民，有了这一道德底线，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出错误，打仗会更勇敢，多打胜仗。通过教化，曾国藩与将士的关系非常好，他总是热切关心下属的每个生活细节。这就为他实施各种赏罚制度开拓了流畅的通道。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曾国藩写给其弟的一段话：有功之将我们应该保护。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有功于水师。他被弹劾了，现在又染疾病，弟弟应该常去探望、保护他。不能再提扰乱他心志的军饷问题了。可见，曾国藩有功勋者是多么怜爱，就是在他们退休离职后，也不忘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曾国藩在治军中很重视“人为”的作用。也就是在处理军纪时，一定要做到收放有度，奖惩分明。在使用鲍超时，就显示了这一点。

鲍超是晚清名将，他一开始投身于胡林翼麾下，作风非常彪悍，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与多隆阿齐名，素有“多龙鲍虎”之称。在战场上，只要听说是鲍超的军队，敌人皆闻风丧胆。

鲍超有一个老乡李申甫，在曾国藩帐下。李申甫见鲍超勇猛，将他推荐给了曾国藩，鲍超因仰慕曾国藩大名，毅然投奔而来。刚到曾国藩麾下，曾国藩笑脸相迎，然后给了他两营兵力。晚上，鲍超非常懊恼地对李申甫说：“从前在胡大帅营中，带兵上千，只要我要求，胡帅就会满足我。可今天，我看曾帅不爽快啊！”李申甫安慰他：“不用急，曾大人很会用人，他一定有原因，慢慢就会好起来的。”鲍超听了，只能点头说“好”。

几天后，李申甫向曾国藩反映了这一情况，曾国藩沉着地道：“鲍超还没有立功，我怎么能赏赐他重兵呢？”他想了想，然后又道：“好吧！我再拨一营给他，希望他早立战功。”李申甫领会到曾国藩的深意。之后，曾国藩又亲自摆宴席，请鲍超出席。因为曾国藩喜欢吃猪肚，所以桌上的一道主菜就是猪肚。鲍超见没有整盆的鸡肉鸭肉，心中又不高兴起来。他觉得曾国藩用这么便宜的菜招待他，根本就是不重视他。因此，他心中越来越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