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对清廷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次，英法联军直接向京津地区扑来。

北京告危，咸丰帝在宫中坐立不安。在议事大臣的建议下，清廷马上从全国各地征调精兵强将，上洛勤王。国内各路将领都收到勤王敕令。但此时太平天国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湘军正处于事实战略压缩阶段。曾国藩的大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之际，湘军主要指挥军将突然收到朝廷“勤王”的敕令。曾国藩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他召见身边的战将：“皇上传达敕谕，要求鲍超军马立即上洛勤王，其部队由胜保统帅。”听到这一席话之后，在座众位军将无不惊愕：“不行，如果鲍超主力上洛，那太平军很可能会东山再起。”

曾国藩看到部将们激辩之情形，不禁摇头：“勤王事关重大，但地方势力干预中央政治是非常危险的。”胡林翼也认为：武将不能干政，否则将难免不测之患。曾国藩认为：这是朝廷施展的一举两得的阴谋。将湘军的精锐——鲍超部抽出来，一来可以缓解京津之困，二来可以削弱湘军实力。这一来一去，就让清廷中央对湘军的控制级别大大提升。而更让湘军将士不服的是，如果将正在攻打安庆的鲍超部撤出，那安庆战役的前景将非常不乐观。这一矛盾的境地让曾国藩进退维谷。为了顺利解决此事，他将“勤王”的消息通报给在各地驻守的湘军将领。

当曾国荃得到消息后，他急书复函给兄长，坚决反对上洛勤王的计划，并在书信中大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软弱。其言语可谓是大逆不道，但却合情合理。曾国藩认为这是大不敬，他认为，臣子不能挑衅主子的权威，就算主子有过错，臣子也不能喜怒动于颜色，这会让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为了平息弟弟的愤怒，曾国藩在家书中诚挚地表示了一种规劝而非恼怒的善诱心情。在咸丰十年九月十日的复函中，他就勉劝曾国荃：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

为了教育曾国荃恪守臣道，像自己一样做一个本分的官员，曾国藩还勉励他，“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

为了安定曾国荃的心，曾国藩又说：“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要求意见最大的曾国荃不要以言语破坏了湘军的发展大计。但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也给了曾国荃一个满意的答复：尽量拖延时间，这样事情就不破自解。因为曾国藩对形势的变化胸有成竹。

在写家书之前，曾国藩非常忧虑“勤王”之后湘军将面临太平军反攻的局面。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有人让他与擅长外交事务的属臣李鸿章商讨一番。曾国藩想到李鸿章，顿时醒悟过来：“对！李少荃对勤王的事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准备好之后，曾国藩欣然来到李鸿章处，坐在密室内，与之商谈起来。

“这事是很棘手，但我们首先应该分析事态的走向。”李鸿章非常直接地表示。曾国藩摇头：“不行啊，一旦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那大清朝就倒掉半边江山了。”“那老师觉得大清朝会灭亡吗？”曾国藩若有所思地看着天窗：“大清政权不会灭亡，但要想列强撤军，那是要一番大周折的。”李鸿章微微一笑：“那就对了，我也觉得大清朝不会灭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皇上都会与列强签订城下之盟。”曾国藩会意，碰了碰桌上的茶盏，眼睛里闪现出光彩道：“难道战与不战都会是同样的结局？”李鸿章抬了抬头：“哈哈！必然是这样，湘军在此平乱的紧急关头，可以尽量拖延时间。等朝廷与列强签订协约，那一切就过去了。”

听完这话，曾国藩鼓掌叫绝：“好！我名义上答应上洛，但实际上按兵不动。这样我们就安然自保了。”说完，两人心领神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回府之后，稳若泰山地坐在大堂上，继续推进自己攻占安庆的军事行动。

这让曾国荃感到非常惬意，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集中主力攻打安庆。而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明答应，暗违抗”的策略很快就奏效。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京津就被英法联军攻占。咸丰皇帝与懿贵妃迁逃承德。而各地方上洛的勇军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能形成零星的阻挡。咸丰十年底（1860年10月），中英、中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俄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方赔偿巨额战争费用。

曾国藩得到消息后，既惊愕又高兴。因为清政府的损失之大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而高兴的则是事情的发展与他预想的一样。《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湘军免除了实力被削弱的危机。同时，也为湘军在国内战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战略优势。之后清政府因为湘军攻占安庆有功，再没有追问此事。这说明，曾国藩在激烈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是古来稀有的。

在顺境中，曾国藩能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在逆境，甚至是绝境中，他依然能自如地发挥自己的政治能力。这是一种高超的为官境界。

拓展

现实生活中，其实逆境并不可怕。当困难来临时，只要我们用一种利用和提升认识的心态来处理它，我们就能收获成功，在失望的绝境中开拓出一个有希望的未来。从曾国藩的人生中我们可以得出人生的真谛，曾国藩的办事精神可谓人人需要。在今天这个以商业行为为主导的世界上，我们更加感到曾国藩精神的强大。在绝境中寻找前途，这是多么值得引鉴的竞争法则啊！

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写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刘墉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常常接触一些华人青年。有一天，一个青年人来到他身边告诉他：“我现在的老板非常抠，我常常被他‘吃’。”刘墉追问：“你老板到底怎么歧视你的？”那青年摇摇头，满面愁容：“他给我的薪水比别人低得多，而且一直拖延我的绿卡申请。”刘墉看着青年人的表情，非常同情地道：“这样的老板是不好，你还是不要为他卖命的好。”刘墉停顿了一下，接着告诉他：“但你这么长时间的工作不能白干。你得在公司坚持一段时间，多学点儿本领，然后走了也值。”

那青年人听完这一席话，马上领悟道：“对啊！多学点儿东西，以后去别家公司会顺利得多。”就这样，青年人开始在公司里偷偷地向同事学习。他一边工作一边记下工作内容和别人的工作情况。打字机和公司的办公设备坏了，他就主动拆修。实在没事做时，他就拿起办公室的扫帚清洁地板。这让公司上下都对青年人产生了好感。

大约半年之后，刘墉看到青年人，问他：“你辞职了吗？”那青年人精神振奋地回答：“不辞职了，现在老板对我非常好。”刘墉说：“看来你偷偷学习时优秀的一面让老板发现了。”原来，青年人听了刘墉的话之后，决定苦心学习。于是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之后，什么工作都做。一下子让老板和其他员工减轻了工作负担。在众人赞赏的情况下，老板决定给青年人加工资、申请绿卡、提供食宿等等。在与刘墉临别之前，青年人骄傲地告诉他：“老板对我刮目相看了。”刘墉微笑着摇摇头，看着青年人走入茫茫的人海中。

故事其实很平淡，但我们从中领会到的道理却不一般。这个青年人本来是不能承受逆境的压力的，但他在刘墉的指导下决定苦心学习，而这种苦心学习恰恰就是对抗逆境的好方法。这就是改变环境的力量。青年人让老板另眼相看之后，我们才真正发现，青年人在逆境中抱怨、灰心只能带来越来越恶劣的后果，逆流而上才是拯救他的唯一办法。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处处可以看到。在逆境中奋斗可以改变未来，这非常有道理。但在特殊情况下，自己资历和阅历都不够，我们很难改变环境。在巨大而不可左右的压力之下，我们巧施手段，往往可以实现逆流而上的理想。